我在1990年，由朋友介紹到一家猶太人的電子廠工作。有些經歷，寫出來與網友；特別是黑山老貓網友分享。

先說我的老闆朋友。

老闆名叫道夫，是俄羅斯移民的猶太人。

道夫的愛好是修車。他的車是全公司最最破的車；他那破車加速度還特別好，每次他在眾人前飛速開出破車，大家都一片驚嘆；他呢，揚揚得意，會大叫一聲：“孩子們，再見了。”

這是一家二百人多人的大公司，幾乎每天都有員工開着有問題的車來上班，上班時把車匙放到道夫的桌上，下班時，車已修好。

道夫是老闆，當然有很多時得會見賓客。而他，很多時間是穿着T-shirt 在修車呢；一當賓客來訪，公司的喇叭就會大叫：道夫，會客，要穿西裝。

這時，道夫象一顆子彈般從地下室彈出，飛一般地到辦公室，很快，就衣冠楚楚地出現在眾人眼前了，大家便吹起口哨，叫：“道夫，好帥阿，祝好運。”

大多時是有好運的：公司接了新定單。這時，公司響起鈴聲，告訴大家：我們有新的單子了。

我之所以將道夫列為朋友，是有特別原因的。

我的時薪是九塊；當時最低薪是六塊，所以也不算太低。

但那時，我的經濟壓力很大很大。

我的家庭已在多倫多定居，租了二室一廳；而外子還在美國念那學位，而且，房子租在紐約。光兩處的房租，就使我喘不過氣來了。

公司有幾個加勒比國家的女孩子，晚上在酒吧做女侍。我托她們幫我介紹晚上酒吧的兼職工作。

我才托人，道夫就到我工作的地方，來問：“為什麼要去酒吧做兼職呢？”

“那當然是為錢羅。”

道夫聽了就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問明原因，道：“我無法加工資給你，因為這對其它員工不公平。但我有辦法讓你多賺錢。你加班吧，加班工資有一倍半，周末雙薪，這和你去酒吧幹活就差不多了。”

就這樣，我每周（當時，是每周發薪的）所得交了稅後是七百多塊，二十年前，這是不少的了。

道夫對我特別的幫助，使我覺得他就是我的一個朋友。

但這幫助是有特別原因的。

中國大概在1983年，對全世界的各種標準做了整理，將國標向世界標準靠攏，簡言之，國標就是國際標準。引進了國際標準九千號，即文件處理標準。

國家電工局在北京對全國電器大企業的標準，計量技術人員進行培訓，我也參加了。回上海後，也做了這方面的工作。

而加拿大，1990年才開始全面實行國際標準九千號的實施。道夫需要有這方面經驗的人，我的履歷使他錄用了我。

這兒，要說說我第二個朋友，我的頂頭上司：阿彌爾。

阿彌爾也是俄羅斯的猶太人。他特別胖，愛吃。任何時候，有人招呼他吃，他總是來者不拒。

我們幾個華人帶吃的，招呼他吃，他也吃。我知道猶太人好些東西是不能吃的，問他：“你能吃什麼，不能吃什麼？”

他說：“我能吃所有的。”

我帶了荔枝，給他吃。

他問：“怎麼吃呢？”

我說：“剝了皮吃。”

過了一會兒，有女孩子大叫我：“嗨，你給阿彌爾吃了什麼？吃得他流淚了。”

我奔過去看他，問：“荔枝怎樣啊？”

“很好吃”

“那你為什麼流淚呢？”

“那中間的堅果味道我不合適。”

“那是核，要吐出來的。”

“那你為什麼不說？你說：剝了皮吃。”

老天，這，需要教麼？

阿彌爾管整個QC/QA 部門。我在他手下工作。當公司全面進行文件按標準改變時，阿彌爾就叫我去他的辦公室，將文件交給我，要我幫他看怎樣改。

我拒絕：“阿彌爾，你要知道，我拿的工資是流水線上的檢驗，這是你的工作。”

“工資是道夫的錢，我沒法挖，但我有辦法回報你。”

“怎樣回報呢？”

“我讓你做女皇。”

說畢，他突然站起身，將我按在大班椅上坐好，對我鞠躬，叫我：“女皇陛下”

我哭笑不得，只好同他一起做文件的改動。

那時上班要打卡，按卡上時間結工資。這方面阿彌爾很幫我，我有時需早走，他就將我的工卡藏起來；下班時，他幫我打卡。

他是經理，不用打卡，那種做法使排隊打卡的眾人疑惑地看着他。他就理直氣壯地解釋：“這是我的女孩子的卡，她有事，早走了。反正，道夫不在意這點錢，我就幫她打卡了，讓她多拿點。”

我的工作是在流水線的最末，總裝部門。產品好了，我簽字，然後裝箱。在總裝部分的經理，是我要介紹的第三位朋友。

這是位女士，叫尤麗亞娜。她是以色列國籍，會講希伯來語，英語講得非常正宗。

我們沒有上下級關係，所以，就是單純的朋友關係。

俄羅斯來的猶太裔，是注重實際的。對房子，車子，聚會有興趣。

她呢，對比較高層次氛圍有興趣。

我呢，對這些都無經濟實力享受；但我多年對西方文學藝術歷史有興趣；故而，這方面的品味合她所好。

她定了一本雜誌《Vanity fair》，雜誌一到，就拿來與我同看。

我們評名人，評style（我不知怎樣用漢語說），評化妝，最多，是看服裝式樣。

我拿在手裡翻的時候，她就問：“你覺得哪件好？”

那種衣服，都是很貴而且一般買不到；得到紐約去買的。

我們看，她買，我當然買不起。

有時，我提醒她，你上次那衣才買不久，別買新的了。

嗨，別提那件了，老式，很醜。

她買了新款衣，就會帶來，在午休時換上，給大家看。春夏時，我們在草坪休息。她換上洋裝，就跳起舞來。好多人也上去一起跳。我們這些不跳的人，為他們哼音樂，打拍子。

那麼多年過去了，我行文至此，還感覺得到那時：歡聲，笑語，輕風，花草，舞姿

突然有一天，她上來給我一個擁抱：親愛的，我要走了。我們要告別了。

走，到哪兒去？

我要回以色列。我們該盡公民義務了。

原來，她的兒子到了以色列的服兵役年齡。

她整個的家庭，賣了房子和汽車，辭了工作，在汽車庫賣了華服，回祖國盡公民義務去了。

老實說，這位女士，我總覺得她有點傻大姐的味道。在忠誠盡公民義務方面，她令人敬佩。也許，以色列人都這樣，這才能使它在如林的敵國中生存，且越戰越強。

尤麗亞娜走後，代替她的是一位南美較黑的女士。她不是猶太人，但我順便談一下她。

她叫多蕾絲。第一天來，午餐後她讓整個部門開個短會。我正好有質控的問題，也參加。

多蕾絲是新人，還沒威望，午餐後，人人懶洋洋的，大家閒談，不理她。

多蕾絲突然做出驚人之舉。她說：“好啦，大家注意，我要給大家一個驚奇。”

她突然脫去上衣，裡面是一件大紅胸衣；果然大家驚奇，一片驚笑聲。

“你們還要我脫嗎？”

男士們吹起口哨：“要。”

我覺得太過火了，轉開頭。

意外地，聽見一片遺憾的虛聲。我一看，多蕾絲已穿上衣服。

她笑道：“小伙子們，不能過分。”

她的威信就一招兒建立起來。

1993年，我因分娩，離開那家公司。

分娩時，我大量出血，醫院方面要進行輸血；但被我母親斷然拒絕。

這樣，我出院回家時，簡直氣息奄奄。

突然，有人敲門。花店送來大捧的花。那花多得插了好幾瓶，公寓裡滿室花香。

花中間，有張大卡片；上面有公司二百多人的簽名，寫着：為新生命與新母親。

那天，公司派人送來禮物，新舊都有：推車，坐椅，衣服，尿片。

原來，阿彌爾在全公司為我籌款，多蕾絲讓有孩子的人拿出舊的不用了的嬰兒用品。

阿彌爾多次打電話問醫院，確定了我出院的時間，讓花店將花送來。

那鮮花，給了我極大的籍慰。

猶太人是否特別聰明？不覺得。我所熟知的猶太人，不比我們華人聰明。

他們中出過愛因斯坦，但，愛因斯坦是全人類的，並不只屬猶太族裔。

猶太人公司的管理很好嗎？不覺得。這家公司的管理，其實就是家長制。他們認為公司就是大家庭，家長就是老闆；老闆說的就一定執行。

我在這公司三年，也有過不愉快的經歷；曾為壓力而失眠，曾因人際關係不洽而偷偷流淚。今天我寫此搏文時，那種不愉快的事，卻一件都想不起來了。

在我人生非常困難時，我的猶太裔朋友們，給了我很多幫助與歡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