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老乡、1917年3月8日爆发推翻沙皇统治的俄国二月

（儒略历）革命后就任临时政府总理的革命之子、社会主义

者、亲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西方冷战、美苏对抗、中苏

关系变迁、科技革命的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克伦斯基

（ 英语 Alexander Fyodorovich Kerensky，1881年5月

4日－1970年6月11日 ，享年89岁 ）的一生

             张建华  2017-03-01 13:03   来源：澎湃新闻

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配音）克伦斯基出场片

      左二 克伦斯基

       右二 克伦斯基

       左一 克伦斯基

       克伦斯基检阅部队

“知识分子与革命”是一个典型的俄国式命题，它时常幽灵般地闪现在每一个俄国历史的重要时刻，既诱惑着俄国知识分子，也迷惑了历史学家与众多历史旁观者。
在中国人最为熟悉的苏联老电影《列宁在十月》中，行将垮台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末代总理”克伦斯基的形象，是一个拘谨懦弱、优柔寡断的失败政客。

整整一百年过去了，所有的历史之谜已基本解开。依据现有的历史文献档案，我们不妨勾画一下，改变了世界格局的1917年俄国两场大革命的参与者和苏联命运的见证者——克伦斯基的真实面貌。

出生于古代边城的才俊
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克伦斯基于1881年5月4日（俄历4月22日）出生于俄国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这一年是俄国历史剧烈变动之年，就在克伦斯基出生五十二天（3月13日）前，因签署“废除农奴制法令”而获得“解放者沙皇”之称的亚历山大二世倒在了民意党人刺客的炸弹声中，其子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甫一登基就展开疯狂报复，而革命派则还以更激进的政治恐怖。

亚历山大是克伦斯基家族的长子，中国人已经习惯的《列宁在十月》中的称呼“克伦斯基”，在俄国人中几乎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特殊姓氏。克伦斯基的祖父早年曾在奔萨省的克伦基村做东正教教士，后来就将村名作为自己家族的姓氏——克伦斯基。

辛比尔斯克是俄罗斯帝国欧洲地区偏中南部的一座古代边城。在金帐汗国瓦解之后，此地成为俄罗斯人、楚瓦什人、乌克兰人、莫尔多瓦人、鞑靼人和哥萨克人的杂居地。早在1648年，罗曼诺夫家族的第二位沙皇、彼得大帝的父亲阿列克谢下令，在伏尔加河西岸的山顶上建造了一座名为辛比尔斯克的堡垒，目的在于抵御屡犯沙皇俄国东部边境的游牧民族，到了彼得大帝时代（1682-1725年），这座堡垒自然就成了俄国向东部扩张的一个立足点。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末年（1796年）下令建制辛比尔斯克省，首府即设在辛比尔斯克。极为有趣的是，根据俄国语言学家的研究，“辛比尔斯克”在当地的楚瓦什语里意为“白色的山”，在莫尔多瓦语中意为“绿色的山”，在突厥语中却是“一座坟墓”之意。

抱猫的列宁
这座古老的城市，还诞生了另一位影响俄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那就是比克伦斯基大十一岁的列宁（1870年4月22日，俄历4月10日）。弗拉基米尔是列宁的名字，“列宁”则是他成为职业革命家后用的姓氏，据说来自于北方大河——勒拿河，乌里扬诺夫才是列宁真实的姓氏，1924年列宁病逝后，辛比尔斯克改名为乌里扬诺夫斯克，作为对他的纪念。

克伦斯基与列宁是一对不共戴天的政治死敌，但这两位乡党在当年却有着极其特殊的关系。列宁的父亲伊利亚曾身居高位，是辛比尔斯克省的教育督学，而克伦斯基的父亲费多尔曾担任辛比尔斯克男子贵族中学的校长。因此，费多尔是伊利亚的部下，但伊利亚的儿子弗拉基米尔（列宁）却是费多尔最喜爱的学生。自列宁与克伦斯基的童年开始，两个家庭就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也曾是辛比尔斯克中学的优等生。1887年，亚历山大因为参与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行动而被处决，列宁的父亲伊利亚被免除职务，但费多尔·克伦斯基校长一家仍然对乌里扬诺夫一家以友情相待。列宁的父亲伊利亚1886年去世之后，克伦斯基的父亲费多尔就扮演起了乌里扬诺夫家族子女的监护人的角色。

克伦斯基的父亲费多尔校长

乌里扬诺夫家族被政府和世人视为戴罪之家，但费多尔仍然不离不弃，以自己的人格和荣誉担保，给中学毕业成绩优秀的列宁颁发了金质奖章。费多尔校长在列宁的毕业操行鉴定上写着：“他的举止非常出色，听课和准备功课都没有缺点，书面作业完成得也很优秀。学习刻苦，对各门课程都很好学，特别喜欢拉丁语和数学。”继而列宁以优异成绩考入喀山大学法律系，而费多尔对他的专业选择却非常失望，他原来极力推荐爱徒备考喀山大学历史-语言系，因为他本人就毕业于这所大学的这个专业，他更希望列宁像他一样成为一个拉丁语文学家。克伦斯基曾表示，列宁去喀山大学上学的路费也是他父亲所赠。列宁本人后来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还是对克伦斯基的父亲费多尔充满感激的。然而，入学仅仅三个月，列宁就因参与“民意党”组织被喀山大学开除，而列宁的担保人费多尔自然受到了牵连。1889年，费多尔被派到中亚的塔什干贵族中学做校长，后来还获得了世袭贵族的头衔。
少年体弱多病的克伦斯基，随父迁居中亚，进入塔什干贵族中学读书。中学时代的克伦斯基以勤奋好学而闻名，并且擅长舞蹈和演讲。他热衷于戏剧表演，在果戈里的戏剧《钦差大臣》中成功地扮演了纨绔子弟赫列斯塔科夫一角。1899年，克伦斯基以优异成绩从中学毕业，奉父命考入彼得堡大学历史-语言系，但因兴趣原因最终转到法律系。大学时代的克伦斯基身材高大，黑发鹰鼻，引人注目。但是，列宁在回忆中谈到克伦斯基时，对他的印象并不好，称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克伦斯基是“小拿破仑”、“小牛皮大王”。但奇异的命运总将两人联系在一起，列宁因参加政治活动被喀山大学开除学籍后，虽然身为职业革命家，但仍难以忘情于就学，后来以编外学生身份参加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考试并获得毕业证书。于是，两个乡党再次成了校友兼系友。

众多的西方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都困惑于一个问题：列宁与克伦斯基自童年及青少年，生活的人文地理和社会环境完全相同，家庭环境和所受教育均极其相似，但为何孕育了截然不同的性格和命运呢？一个果断刚毅且审时度势，一个优柔寡断且虚荣善变，并且这些性格上的差异最终影响了他们的政治之路。

曾同情工人农民
1904年12月，克伦斯基以优异成绩获得大学毕业证书，被聘为彼得堡著名律师奥贝尔的助理律师。1905年1月9日（公历1月22日）抗议沙皇政府政治迫害、呼吁结束日俄战争的“流血星期日”事件爆发了。充满工作热情和正义感的克伦斯基参加了律师团，为这一事件的受害者辩护。这也是他接手的第一个案子。克伦斯基撰写了社会主义革命公告《海燕》，称赞“流血星期日”牺牲的工农群众是“革命的海燕”，将之发布在《武装起义的组织》传单上。值得一提的是，高尔基也是在得知“流血星期日”事件真相后，在同一时间里写下了同名长诗《海燕之歌》，他也因此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海燕”。克伦斯基激进的政治主张立即引来沙皇政府秘密警察的注意。同年12月23日，克伦斯基被逮捕，警察在他彼得堡的寓所里搜查出左轮手枪和《武装起义的组织》传单。1906年4月，克伦斯基因证据不足被释放，克伦斯基全家被流放到塔什干，同年8月驱逐令解除后，他才得以返回彼得堡。

克伦斯基积极参与维护工人和农民权益的政治案件的辩护。1909年12月，克伦斯基晋升为大律师。1910年，他成为土尔克斯坦社会革命党案件的主辩律师，他以充足证据和雄辩之才强调社会革命党人反政府的武装活动是正当行为，最终使社会革命党人免于死刑。

此时的克伦斯基，在工人农民等普通百姓，以及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等激进政治组织当中，已荣获“革命之子”大名。

1912年的克伦斯基
1912年初，克伦斯基参与了为“亚美尼亚革命联盟”暗杀团成员进行无罪辩护的活动。同年，克伦斯基还加入了为著名的西伯利亚连那金矿“连那惨案”辩护的公共律师团，抗议沙皇政府军警射杀罢工工人的暴行。有趣的是，列宁这个革命姓氏的来源之一，据说也是为了纪念“连那惨案”。随后，克伦斯基被基辅高等法院以藐视法庭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的监禁。1913年6月，克伦斯基以其政治威望当选为第四届贸易和工业者全俄代表大会主席。1914年，克伦斯基被萨拉托夫省沃里斯卡市推举为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也正是在这一年，克伦斯基正式加入了社会革命党。

成立于1902年的俄国社会革命党是一个比布尔什维克资格还要老的左派政党，其社会基础与布尔什维克相同，因此在工人、农民和士兵中间极有政治影响，从二十世纪初的三次革命（1905年、1917年2月和1917年10月）直至1920年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克伦斯基加入社会革命党，实际上反映了最下层工农百姓群众的政治呼声，从1915年起，他就成了国家杜马中左翼“劳动派”的党团领袖。

到1916年，克伦斯基已经成为国家杜马中左翼党团当仁不让的领袖和代言人。他屡屡在国家杜马讲坛上激烈批评深陷战争危机的沙皇政府，指责军队和官场上的贪污腐化和宫廷黑幕。在1916年12月的讲话中，他直接呼吁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因此，皇后亚历山德拉曾用法语愤愤不平地表示：“这个克伦斯基是最讨厌的和最不可信任的。”其实，这位来自德国黑森的公主，虽然面容靓丽端庄，却屡屡挟夫干政，甚至与来自西伯利亚的神人拉斯普京关系暧昧，被世人嫌恶地称为“黑森的苍蝇”！

克伦斯基1916年9月发表在《北方札记》杂志上的文章《第四次会议总结》
俄国革命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苏汉诺夫在《革命札记》中曾提及，在1917年二月革命前，克伦斯基已成为沙皇政府的眼中钉，为躲避秘密警察的监视，他在大街上时而跳上开动的电车，时而快速地奔跑，时而换上另一辆出租汽车，一副时刻警惕着的样子。曾在美国采访过克伦斯基的历史学家乌杰辛笔下的克伦斯基却是另一个形象：“1916年他不得不摘除一个肾。而1917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处在病痛折磨之中。你还记得，他的歇斯底里和突然昏倒，他经历着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

至此，一直站在俄国政治前台的克伦斯基显示于人的形象，仍然是业务娴熟和颇具正义感的大律师，是思想激进和为民请命的知识精英。

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和总理 
1917年2月，震撼世界的革命似乎突然之间就到来了，统治俄国三百零四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和专制制度随即灰飞烟灭。而克伦斯基的个人道路和人生命运也随着这场革命发生了巨变：个人身份上，从知识分子变成了政治家；与列宁的关系上，由曾经的同道战友变成了死敌；人生际遇上，由俄国命运的执掌者，沦为命运被他人所掌握。

1917年2月27日（俄历2月14日），是二月革命爆发的前夜。克伦斯基在国家杜马发表的演讲中强调，“俄国人民此刻的历史任务是立即不惜一切代价推翻中世纪制度”。他善于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与工人士兵交流，在众多的政治活动家中脱颖而出。克伦斯基是最早领导起义士兵的人之一，由此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克伦斯基司令部”的非正式指挥机构，担负起了领导起义士兵和工人同旧政权军警作斗争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克伦斯基累积了大量的政治资本。

工作时的克伦斯基，列宾画于1917

二月革命之后，在短时间内，俄国国内出现了政治真空状态。革命爆发时，布尔什维克仅有两万余人，而且列宁和他的战友们，或流亡国外，或流放西伯利亚，或被关进监狱。反观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他们控制了原国家杜马席位，并且得到了欧美国家的承认。因此，在1917年3月15日（俄历3月2日）成立的临时政府中，代表资产阶级的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人占据了绝对上风，拥有大多数席位，唯一代表中下阶层的就是来自社会革命党的克伦斯基，他担任了新政府的司法部长。法国驻俄大使莫里斯·帕列罗格在同日凌晨写下的日记中如是说：“这位年轻的议员克伦斯基，他自己创造了自己，他作为一名律师，带着政治进程中所获荣誉，已经成为新政权中最活跃的和最坚决的组织者中的一员了。”

也正是在3月15日晚二十一时，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在塔夫利达宫开幕，孟什维克代表齐赫泽被选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社会革命党代表克伦斯基当选为副主席。战斗在另一条战线上的列宁把这种特殊的政治格局称为“两个政权并存”。

列宁是这样看待这一政治局面的：“一个是主要的、真正的、实际的、掌握全部政权机关的资产阶级政府，即李沃夫之流的‘临时政府’；另一个是‘监督性的’政府，即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它没有掌握国家政权机关。但是它直接依靠显然是绝大多数的人民，依靠武装的工人和士兵。”而克伦斯基则成为两个权力中心的唯一中间人与沟通者。

1917年4月17日（俄历4月4日），列宁从芬兰归来，随即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演讲中宣布将革命进行到底，即推翻资临时政府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临时政府宣布列宁为“德国间谍”，身为司法部长的克伦斯基就此开始对“童年挚友”的追捕。

列宁被迫秘密转移到靠近芬兰的拉兹里夫湖畔，居住在一间用树枝架起来的草棚里。他曾幽默地把这个草棚称为“我的绿色办公室”。在那里，他写成了极其重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阐明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主张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克伦斯基在陆海军部，1917年

1917年5月18日（俄历5月5日），临时政府发生信任危机，克伦斯基出任改组后的陆海军部部长。自此，克伦斯基经常身着军服，头理标志式的盈寸短发（这个“海狸”式发型是他第一任妻子奥丽嘉设计的，他一直将此发型保持到死），面容严肃地出入公开场合，尽管他从来没有在军队服役过，也没有任何军职军衔。当克伦斯基的汽车行驶在彼得堡涅瓦大街上，蜂拥上来的妇女把手中的百合花和玫瑰花撒到他的身上。临时政府控制的报纸力图将克伦斯基塑造成“救世主”的形象，称他为“革命的骑士”、“狮子雄心”、“革命的初恋”、“人民的代言人”、“俄罗斯自由的天才”、“俄罗斯自由的太阳”、“人民领袖”、“祖国拯救者”、“革命的先知和英雄”、 “人民的第一总司令”，有人提议设立“克伦斯基人道主义之友基金”。甚至连宣布退位而命运未卜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917年7月的日记中也写道：“这个人在当前时刻在自己的位置干的不错，算是他的政权中最精明能干的一个了。”

克伦斯基坚持把战争打下去，他亲赴前线，劝说士兵不要放下武器，士兵们讥笑他是“劝说部长”。7月22日（俄历7月7日），临时政府进行第二次改组，三十六岁的克伦斯基被推上了总理宝座，同时兼任陆海军部部长。俄国报刊鼓吹的“克伦斯基攻势”在德军的反击下大败，这不仅耗尽了前线士兵最后一丝士气，也败坏了克伦斯基“救世主”的形象，人们开始贬称他为“沙皇亚历山大四世”，因为他的名字也是“亚历山大”。

在前线的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1917年7月

共济会的“总书记”
从1915至1917年，克伦斯基还一直担任一个特殊职务——俄国共济会“俄罗斯人民大东方”最高委员会的“总书记”。

共济会是典型的十八世纪俄国欧化的舶来品，甚至有人认为彼得大帝就是被国外共济会吸收入会的第一个俄国人。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西欧国家，共济会原是由“自由石匠”等社会中下层建立的，可是一入俄国，它就改走“高大上”路线：俄国共济会主要在上流社会和贵族阶层中发展成员，如作家普希金、十二月党人等，其中甚至包括许多皇室成员，如沙皇彼得三世。因此，俄国共济会在十八世纪以来的俄国政治和社会变迁中扮演了一个极其特殊的角色。

克伦斯基喜欢的肖像照，上有他的签名，时间约在1917年8月

克伦斯基在回忆录《历史转折中的俄国》中谈到：“1912年我加入了共济会。后来我被选进国家杜马。再后来经过认真考虑后，我得出结论：我个人的目标与共济会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就接受了共济会的邀请。这不是一个平常意义上的共济会，它断绝与外国组织的一切联系，并允许妇女加入。此外，复杂的共济会仪式、等级制度已被淘汰。保留的仅仅是不可或缺的内部纪律，对会员的崇高道德素质的要求，以及严守秘密的能力。” 该组织的最高理事会成员还包括另一个阵营——苏维埃政权的领袖齐赫泽、苏汉诺夫等人。

当代俄罗斯学者佩尔武申在所著《1906-1918年的俄国政治共济会》中指出：“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1917年2月到8月间临时政府的所有成员，那么就会发现，克伦斯基、涅克拉索夫和捷列先科这三个共济会员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17年7月3日爆发了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事件，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齐赫泽宣布两周后召开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是否将所有权力收归苏维埃。然而到了7月8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却宣布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是革命政府，并将所有权力移交给临时政府。列宁视齐赫泽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为“叛卖”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批判。7月22日，克伦斯基顺利组建第二届联合临时政府，并如愿登上总理宝座。同一天，克伦斯基以总理名义签署逮捕令，宣布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等人为“德国间谍”。

已经成为临时政府总理的克伦斯基，1917年8月

在相当长时间内，同时代人和历史学家都无法解释齐赫泽为何“叛卖”。而最新公布的档案文献足以说明一切：尽管在公开场合，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与苏维埃政权主席齐赫泽是政治对手，但暗地里他们却是俄国共济会的“亲兄弟”。临时政府部长办公厅主任加林别林是克伦斯基的密友，身兼俄国共济会最高委员会成员，他后来回忆：“齐赫泽是共济会员这一事实，大大减轻了我遇到的难题，我可以很直率地和他说：还固执什么？因为我们所有人都认为这是错误的，应该改正它并按照我们的方案做。”

直到十月革命前，俄国共济会最高委员会在政坛上的活动仍然十分活跃。加利别林回忆：“最高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9月末或者10月初举行的，这是整个革命期间唯一一次这样的会议，在其它会议上都没有基辅会员参加，齐赫泽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布尔什维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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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克伦斯基：“知识分子与革命”的俄国样本（上）【点击图片查看详情】

镇压革命失败而后出逃
然而，俄国共济会和共济会内的“兄弟之情”无法拯救临时政府和克伦斯基的命运。克伦斯基在回忆录中和晚年接受采访时多次谈到，他任政府总理期间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任命科尔尼洛夫将军为俄军最高统帅。1917年9月7日，科尔尼洛夫以军事政变和率领精锐哥萨克骑兵师进军彼得格勒来回报克伦斯基的“知遇之恩”。惊慌失措的临时政府和克伦斯基被迫向彼得格勒苏维埃求援，与之结成反对科尔尼洛夫的联盟，五天后才平息了这场叛乱。

科尔尼洛夫将军（左）与克伦斯基（右）

多年后克伦斯基在采访时承认：“五十年来，我对这个问题曾经反复思考过许多次。我发觉在处理科尔尼洛夫叛变案中铸下了大错。科尔尼洛夫事件也许是我的政府的致命伤。……科尔尼洛夫事件对士兵们、彼得格勒的工人以及各社会党的领袖们造成了重大的心理影响，他们对临时政府的信心降低了，因而使政府的地位更为削弱。”

当时的政治漫画《克伦斯基，把俄国带入深渊的司机》，1917年8月

这次政治事件充分显示了苏维埃政权的力量，也从侧面展现了临时政府和克伦斯基的无能与软弱。临时政府的统治危机越来越深，克伦斯基于9月12日（俄历8月30日）宣布自任最高总司令，又于9月14日（俄历9月1日）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五人执政内阁。同一天，俄国宣布改制为共和国。

10月20日（俄历10月7日），列宁由布尔什维克交通员拉海亚护送，经过化装，戴着假发，乘着一辆煤水车，秘密回到彼得格勒。10月23日（俄历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最后以绝对多数票（十票赞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票反对）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并且成立了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10月29日（俄历10月16日），布尔什维克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

与此同时，克伦斯基和他的政府正手忙脚乱地筹划着镇压即将到来的革命运动。

1917年11月6日（俄历10月24日）黎明，根据列宁的指示，两千名左右的工人赤卫队向革命军事委员所在地斯莫尔尼宫集结。

亲身经历了十月革命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John Reed）在著名的《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中记载：“在斯莫尔尼学院，门口和里门上都站着严密的岗哨，要求每一个人出示通行证。那些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整日整夜都发出嗡嗡营营的嘈杂声，成百上千的士兵和工人只要能找到空地方，随即躺在地板上睡觉。楼上那间宏伟的大厅里挤满上千的人，在参加那个喧声震天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大会。”

11月6日晚二十三时，列宁来到斯莫尔尼官，亲自指挥起义。斯莫尔尼宫彻夜不眠，彼得格勒通宵战斗。自11月6日深夜到11月7日早八点，塔夫利达宫、邮电总局、电话总局、尼古拉耶夫车站、波罗的海车站、华沙车站、发电站、米海洛夫练马场、卡拉瓦军事技术学校、阿斯托里亚军人旅馆以及许多重要的战略据点、国家机关和重要企业，均被起义队伍占领。到11月7日早晨，彼得格勒已经基本上掌握在起义队伍手中。

苏联电影中的克伦斯基形象

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上午十时左右，看到大势已去的克伦斯基匆忙登上“雷诺牌”汽车，跟随插着美国国旗的美国大使馆汽车躲进美国大使馆，而后逃出彼得格勒。电影《列宁在十月》和许多苏联的十月革命史著作都强调当时克伦斯基见势不妙，向临时政府部长们撒谎说“决定亲自去迎接开来的增援部队”，随即溜之大吉，而且还打扮成女护士（一说女佣人）的样子，身着女裙，头戴假发，十分狼狈。为此，克伦斯基晚年数次接受欧美记者采访，每次都坚决否认了这一点，强调他是正常地穿着自己的衣服离开的，他的汽车沿途还遇到了一个起义士兵，这位士兵认出了他，并向他敬礼放行，在《1917年俄国革命》一书中，克伦斯基如此记载：“或许，在我离开的一秒钟后，他也无法解释这是怎么回事，他不仅放过了这个‘反革命’、‘人民的敌人’，而且也给了他夸耀的资本。”克伦斯基表示，所谓男扮女装的说法完全是为了败坏他的名声，而这也使他终生对女性的裙子怀有恐惧和厌恶之感。

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晚二十一时四十分，与冬宫隔涅瓦河相望的彼得-保罗要塞的大炮开始向冬宫开炮，“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也响起了大炮的轰鸣。从要塞打来的炮弹中有一颗击中了临时政府大员们的隔壁房间，吓得他们魂不附体。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英勇地发起进攻，深夜一时，起义队伍攻破冬官大门，高呼“乌拉”，如排山倒海般地冲入冬宫。工人赤卫队负责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站在惊慌失措的临时政府的部长们面前宣布：“我以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名义宣布临时政府被推翻了。”

11月8日（俄历10月26日）清晨，当人们醒来，惊讶地在街头看到这样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布告：“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经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手中。立即提出民主的和约，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成立苏维埃政府，所有这一切人民为之奋斗的事业都有了保证。工人、士兵、农民的革命万岁！” 

11月8日，克伦斯基在普斯科夫的北方战线司令部发布命令，调集支持他的克拉斯诺夫将军的约五千骑兵军，向彼得格勒发动进攻，并夸口要在11月11日（俄历10月30日）攻下首都。11月10日（俄历10月29日），克拉斯诺夫将军的部队到达距彼得格勒仅二十公里的皇村。布尔什维克政权动员革命士兵和赤卫队，全力组织反击。11月12日（俄历10月31日），克伦斯基向苏维埃政权提出谈判的要求，却遭到列宁的严词拒绝。克伦斯基眼看大势已去，在11月14日（俄历11月1日）下午，以政府总理和最高统帅的名义从距彼得堡西南二十五公里的加特契纳宫给杜鹤宁将军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因本人起程赴彼得格勒去，特要阁下代行最高总司令职务。”当天，克伦斯基化装成水兵，搭上开往摩尔曼斯克的塞尔维亚军用列车，逃出了加特奇纳。在苏联时代的相关历史著作中，再一次强调克伦斯基是男扮女装钻进加特奇纳宫殿的密道逃走的，当然，克伦斯基后来接受采访时，对此依然坚决地予以否认。

漂泊他乡的孤寂晚年
人生沧桑，命运拨弄。一场大革命让克伦斯基褪去俄国权力主宰者的辉煌，瞬间变成漂泊他乡的两百万俄国侨民中的一员，也脱下政治家的耀眼新装。

1918年初，为了参加苏维埃政权承诺的1月5日召开的立宪会议，克伦斯基冒险回到彼得格勒。但社会革命党领导层拒绝了他的想法，他不得不连夜转移到芬兰。1月底，克伦斯基再次秘密返回彼得格勒，5月初又去了莫斯科，目的在于联系反苏的“俄国复兴联盟”。当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俘军团发生叛乱之后，“俄国复兴联盟”邀请他进行秘密谈判，试图组织外国干涉苏俄军事行动。

克伦斯基与劳合·乔治，1918年

1918年6月，克伦斯基假扮塞尔维亚军官，在英国外交部的帮助下，由活跃于俄国、德国、法国、瑞典和土耳其之间的英国著名特工西德尼·乔治·瑞利（英文为Sidney George Reilly，在英国情报局的编号是 S.T.-1.）保护，穿越俄国北部，抵达摩尔曼斯克，从那里乘船到苏格兰，再转伦敦。正忙于英国大选的首相劳合·乔治抽空接见了他，克伦斯基受邀在工党大会上发表演讲，但此时的劳合·乔治领导的自由党和在野的工党正高呼“把英国变成一个无愧于战场归来的英雄们的国家”，对克伦斯基干涉苏俄的建议毫无兴趣。之后，克伦斯基去了巴黎，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试图争取协约国对社会革命党暂时控制的乌法省的支持，但同样没有成功。1918年11月，高尔察克在外国武装的支持下于鄂木斯克发动政变，宣布成立“西伯利亚政府”，自封“俄国的最高执政者”和俄国陆海军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克伦斯基在伦敦和巴黎宣布不承认“高尔察克政府”，他的口号是“不要列宁，不要高尔察克”。

1920年代的克伦斯基

1922年至1932年间，克伦斯基一直在巴黎居住。他编辑出版报纸《时代》，出席各种反苏讲座，呼吁西方发起反对苏俄的“新十字军东征”。1935年苏联出版的著名语言学家乌沙科夫主编的《俄语大辞典》中列出一个新的名词“克伦斯基主义”，解释是：“专指小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政治家，他用空洞的口号偷偷地与大资产阶级勾结。”

1936年的克伦斯基

克伦斯基1938年在巴黎国立新闻俱乐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西方急需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克伦斯基不仅曾经担任临时政府总理，并且精通英语、法语等欧洲语言，因而多次受邀为美国和欧洲大型政治报刊写文章，到各国各地做报告。

1939年，在原配妻子奥丽嘉去世后，克伦斯基与为巴黎和伦敦报纸工作的澳大利亚记者丽迪娅结婚。在她的帮助下，克伦斯基在法国出版《新俄罗斯》杂志。1940年德国纳粹军队占领法国之后，克伦斯基逃到了美国。在1941年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时，克伦斯基希望借希特勒之手消灭苏维埃制度，但到了1942年，他认识到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本质，认为希特勒不可能成为“俄国的拯救者”，随即转变观点，写文章支持红军战胜纳粹德国和保卫苏联。

克伦斯基和新婚妻子丽迪娅以及英文报纸上的报道

1945年，克伦斯基前往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看望病入膏肓的妻子丽迪娅，直至1946年2月她去世。之后他回到美国，并在纽约定居。1949年春，克伦斯基和友人在纽约建立了“为人民自由而斗争联盟”，试图更为广泛地联合反苏力量。1951年，克伦斯基因政见分歧退出该组织。这是克伦斯基最后的政治表演，此后，他彻底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克伦斯基的两个儿子格列勃和奥列格住在伦敦，并且与他基本断绝往来。他初到美国后，没有住房，不得不借住在朋友西普逊夫人家里。昔日的俄国政治明星现在成了被全世界遗忘的人，他没有可以推心置腹或一吐政治诉求的朋友，唯一的安慰是他的女秘书埃伦。埃伦的俄文名字是伊万诺娃，出生于中国汉口的中俄混血家庭，并在中国长大，父亲是在中俄之间从事茶叶贸易的俄籍商人，因此她难得地通晓俄文、英文、法文和中文。1953年，斯坦福大学聘请克伦斯基到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工作，特意招聘埃伦为年迈而视力严重减退的克伦斯基做助理秘书。在这之后，埃伦一直伴随克伦斯基到他辞世。克伦斯基亲切地称她为“总书记”，因为在俄文中“秘书长”（генеральный секреталь）和“总书记”是同一写法。
这期间，克伦斯基在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工作了很长时间。他从事课堂教学、指导大学生，此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整理俄国临时政府的档案，后来结集为三卷本《俄国临时政府》（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出版。这是他作为知识分子和大学教师所做的巨大贡献，这些档案现在仍然保存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供全世界的研究者使用。

1965年的克伦斯基
1967年11月，克伦斯基被发现患

有胃癌，手术后回到西普逊夫人家里。此时的他几乎身无分文，欧美政府与媒体报刊也不再需要他的演讲和文字。克伦斯基再度陷入极度窘迫之中。侨居伦敦的俄侨伊琳斯卡娅公爵小姐是他的追随者和崇拜者，把他介绍到伦敦的一家为穷人提供免费医疗的医院。克伦斯基来到伦敦住院后，情绪一落千丈，经常处在昏厥之中，醒来便呼唤埃伦的名字。埃伦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从纽约飞往伦敦。在她的亲自料理下，克伦斯基的心情才逐渐有所好转。但无人为克伦斯基提供返回纽约的机票以及以后的生活费用，埃伦自身也几乎一贫如洗。苦苦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的她，想到了克伦斯基存放在纽约西普逊夫人家中的个人档案文献，希望有人出高价收买这批资料。

埃伦先打电话给克伦斯基曾经工作过的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遭到拒绝。但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投来了橄榄枝，表示有兴趣收藏克伦斯基最后的个人档案文献。1968年12月，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人文研究中心通过档案拥有人——克伦斯基的儿子奥列格和秘书埃伦收购克伦斯基档案，估价十万美元，五年付清，每年支付两万美元。后来以这批档案为基础建立了德克萨斯大学人文研究中心克伦斯基档案馆。这部分档案是他1917-1969年的有关文献，共计两百五十八个文件。文献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克伦斯基的著作，包括书稿、文章、为写文章准备的材料、文件、诗作和日记；第二部分是克伦斯基的信件、演讲稿和世界各地名义的通信；第三部分是克伦斯基移民时期的政治活动材料和自传性文件，有一部分特别标有“M“字母，里面装的是克伦斯基与共济会的通信，这部分卷宗上写着“绝密，只有在克伦斯基死后五年才能启封”。自1995年起，该中心的克伦斯基文献对研究者公开。后来，1982年和1988年埃伦又赠送给中心三十五份文件，主要是克伦斯基的个人书信。

埃伦在拿到第一笔款项之后，立即赶到伦敦把克伦斯基接回纽约，并在市长官邸附近租下一套条件不错的住宅，又为克伦斯基制定了详细的财政支出计划，为的是让有限的资金达到细水长流的作用。

著书立说
克伦斯基最为潦倒和身心疲惫之时，曾在1968年通过特殊渠道向苏联政府提出回国申请。苏联官方表示欢迎，但提出一个条件：克伦斯基必须发表拥护苏联的政治声明。1968年8月13日一份提交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绝密文件中记载：“......得到他（克伦斯基）的声明：承认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承认苏联政府政策的正确性，承认苏联人民在苏维埃国家领导下的五十年中取得的成就。”这一绝密文件现收藏于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中心”。驻伦敦的俄罗斯东正教主教堂神父别列科夫承认克伦斯基与苏联方面的谈判是通过他进行的，神父回忆说：“克伦斯基承认，1917年10月事件是合乎俄国社会发展逻辑的。他不后悔发生的事情，尽管过了五十年，他仍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1917年事件。”（谢尔科夫：《俄国共济会史1845-1945》，圣彼得堡1997年版，第115页）但是，克伦斯基随后又突然收回了回国申请，可能的原因，是1968年8月21日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晚年克伦斯基，1968年

1970年4月的一天，克伦斯基在家里跌了一跤，折断了股骨，随即住进医院。念及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他的精神完全垮了，决定不再给任何人带来负担，只希望早些死去。他开始绝食。纽约诊所的医生不得不通过静脉点滴给克伦斯基强行注入营养液，他却总是拔出针头。去意已决的克伦斯基以这种方式与医生和护士整整斗争了两个半月。为了早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甚至恳求埃伦去给他弄来毒药。1970年6月11日，刚刚度过八十九岁生日（5月4日）的克伦斯基在自己位于纽约的家中去世。2008年3月6日，英国BBC报道了俄文记者阿尔德·克列切特尼科夫的广播稿《微笑的俄国革命英雄》，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克伦斯基的死亡可以被认为是自杀（www.bbcrussain.com.28 March.2008)。

克伦斯基的墓穴和墓碑

克伦斯基虽然始终坚持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也一直是东正教教徒。他曾在1915年11月出席彼得格勒宗教哲学协会，在演讲中强调东正教应该改革，因为“不仅基督教思想家，而且社会主义思想家也讲平等，自由和博爱”（索科洛夫：《1917年2月至1918年1月的国家与俄国东正教会》，圣彼得堡2014年版，第434页）。克伦斯基从此就遭到了东正教的反对和敌视。他去世后，纽约当地的俄罗斯和塞尔维亚东正教会都拒绝将他葬入东正教墓地，认为他是俄罗斯衰落的罪魁祸首。克伦斯基的遗体被辗转运到伦敦，因为他的儿子奥列格住在那里，最后葬于伦敦西南郊帕特尼谷（Putney Vale）的公墓里，克伦斯基的墓穴和墓碑没有任何宗教色彩。这个公墓有一个英国国教教堂，但同时也接受非宗教的殡葬服务，这里也曾收留普法战争后被迫亡命天涯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孤魂。

1917年7月，三十六岁的克伦斯基担任俄国临时政府总理职务，成为二十世纪俄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最高统治者。而1970年6月去世时，他再次创造了一个纪录：二十世纪俄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前政治家。

恢复知识分子身份后的克伦斯基，一方面力图为自己的政治实践的失败做出合理解释，并不断抨击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另一方面为了刻意强调自己的社会主义者身份及其革命理想，以及解决客居他乡和颠沛流离中的生活所需，他用俄文和英文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和历史著作，整理了大量与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相关的历史文献，同时还接受了欧美国家众多记者和媒体的采访。

克伦斯基的著作，从右到左分别为《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俄国革命》《布尔什维主义的序幕》与《历史转折关头的俄国》

1933年克伦斯基流亡伦敦时撰写了《自由被钉在十字架上》（The Crucifixion of Liberty） 一书。他重点描写了自己为俄国的自由而奋斗的历程，“试图以这种特别的方式来影响同时代人的想法，敦促他们为自由而战”。《俄国1917年革命》也是克伦斯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完成的著作，讲述了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对1917年所形成的政治形势提出了自己的认识，解释了自己当时所作的诸多决定的必然性，同时也提到了布尔什维克和科尔尼洛夫的作用。克伦斯基还根据自己对罗曼诺夫王朝末期的了解，并以一些皇室内部日记、书信和回忆录为基础，撰写了《罗曼诺夫王朝的悲剧》一书，从多个视角展现了皇室贵胄的灭亡和沙俄帝国的覆灭。

《历史转折中的俄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克伦斯基在美国流亡时期写成的。在这本书中，他不仅回忆了自己的家庭、学生时代、革命活动和共济会经历，还回忆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以及俄国当时一些重要的国务活动家的情况。克伦斯基称，虽然这是一本以他自述为基础的个人回忆录，但其内容却具有“历史性”和“客观性”。

《布尔什维主义的序幕》书影

1917年9月发生的科尔尼洛夫叛乱是决定克伦斯基政治命运的关键事件之一。克伦斯基流亡国外后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反思和研究，他撰写了关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基础性研究著作——《布尔什维主义的序幕》。作为科尔尼洛夫叛乱的亲历者，克伦斯基通过解读1917年10月8日审讯科尔尼洛夫的速记记录，向读者揭露了这场叛乱的真实面目和俄国革命历程的沉痛转折。克伦斯基在字里行间试图向读者传递一个信息，即临时政府是可靠的，是得到了全国人民支持的。

《来自远方》与《失落的俄国》书影

克伦斯基有两本文集收录了流亡国外时所作的文章，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来自远方》收入了1920-1921年克伦斯基对苏俄时局的评论、对苏俄与波兰关系的看法以及对外国武装干涉苏俄所持的立场等文章；而《失落的俄国》一书收集了克伦斯基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在巴黎、柏林、布拉格和纽约等地的俄国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二月革命、临时政府时期重要历史事件以及十月革命的回忆性文章，还收集了克伦斯基对苏联领导人和苏联政策的评价等方面的政治日记。

克伦斯基评价
如果将时光机器倒转回1917年，或许可以看出一些克伦斯基的政治和命运的端倪。克伦斯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想通过召开立宪会议把俄国建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二月革命胜利之后，广大人民渴望立即享有革命成果，想得到土地，停止战争，但克伦斯基政府依然陷于将战争进行到底的泥潭，并连连失利，在土地问题上也迟迟没有作为，立宪会议也未能召开，人们对克伦斯基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最后，以曾经的“革命之子”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被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打败，变成了人民的“革命死敌”。

弗拉基米尔·费久科著《克伦斯基传》，此书列入俄国名人传

或许历史老人是宽容大量的，或许历史法官不会厚诬古人。尽管三十六岁的克伦斯基在其政治功名巅峰之际败给了自己童年的伙伴——四十七岁的列宁；尽管他所领导的临时政府和政治理想败给了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但是他却以超常人寿目睹他的政治敌人一个个老去并先于他离世。

当代俄罗斯电视新闻中的克伦斯基

克伦斯基这个世纪老人还亲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西方冷战、美苏对抗、中苏关系变迁和科技革命，他几乎成了二十世纪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和评判者。

            列宁和克伦斯基的恩怨 

  2009-04-05 19:02:15

克伦斯基，只要学过世界历史中的俄国十月革命的人，一定都知道那个倒霉的临时政府主席。但是，列宁和克伦斯基这两个老乡之间的恩怨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了。

对，列宁和克伦斯基是老乡。他们都出生于俄国伏尔加河中游的辛比尔斯克，就是现在的乌里扬诺夫斯克(作者1997-1998年曾经在这个城市工作了13个月)。列宁1870年出生于这里，他父亲伊利亚是辛比尔斯克省中学的督学和校长。克伦斯基1881年出生于辛比尔斯克，他父亲也是这里中学的校长。

列宁和克伦斯基的人生有许多巧合。除了上述出生地点的巧合之外，尽管相差11岁，可是他俩的生日却很接近。列宁生于俄历4月10日（阳历4月22日），而克伦斯基出生于俄历4月22日（阳历5月4日）。按照现在的星座，好像他们俩都是金牛座的呢。（呵呵，作者我也是金牛男啊。）还有，他们都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有人会说，不对，列宁毕业于喀山大学吧？不是，列宁考上喀山大学之后，由于搞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了。后来他辗转去了彼得堡，以校外生的身份获得了彼得堡大学的毕业证书。克伦斯基可是正儿八百考上的首都的这所著名大学。巧合的是，他们都读的是法律专业。

作为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上台前俄国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克伦斯基当然是被列宁推翻的。这好像在他们两个老乡之间结下了怨。可是，如果考虑到克伦斯基父亲和列宁父亲伊利亚之间深厚的友谊，以及克伦斯基父亲当年给列宁的帮助，作为一个重视名誉和情意的人，好像列宁应该放克伦斯基一马吧？不知当初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推翻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政权时有何感受。作为一个后来人，好像我们不能如此去猜测当时人的心理。但是，我觉得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革命目标的坚定和意志的顽强。不过，后来克伦斯基得以逃脱布尔什维克的追捕，流亡国外，不知和列宁的心软放对方一条生路是否有关系。（不过，列宁一般不会心软，比如，他就残忍地下令杀死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人。）

克伦斯基一家究竟对列宁有什么恩情呢？原来，克伦斯基的父亲和列宁的父亲当年在辛比尔斯克有很深的交情。列宁的大哥亚历山大由于参与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杀之后，乌里扬诺夫一家在辛比尔斯克各界受到了排斥。可是，克伦斯基一家对乌里扬诺夫一家还是和以前一样很照顾。列宁在辛比尔斯克就读的那所中学的校长就是克伦斯基的父亲。正是在他的坚持下（以自己的荣誉和人格担保，给未来的伟大领袖写了一份正面的鉴定），才授给了当时的列宁（瓦洛佳乌里扬诺夫）金质奖章，正是靠这个金质奖章，列宁才得以考上喀山大学。列宁本人后来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还是对克伦斯基的父亲充满感激。后来，列宁参与革命活动，被喀山大学开除。之后，克伦斯基的父亲也受到牵连，他需要承担自己的担保责任。1889年，被沙皇政府流放到中亚的塔什干，也是当中学的学监和校长。

1917年，这两个从辛比尔斯克出来的年轻人，36岁的克伦斯基和47岁的列宁的命运又一次相交。这一次，不是在他们的故乡，而是在首都彼得格勒。这一次，不是作为两个关系友好的家庭的成员，而是作为两个你死我活的敌对的政治力量的领袖。

这可以说，也是一个传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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