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华工血泪

陈贤庆

华人出外洋

  “河水湾又湾，冷然说忧患，念我乡里时，眼泪一串湿衣衫……”香港电视剧《大地恩情》的这首主题歌，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这首歌唱的，是早期漂洋过海在外国谋生的华工，对故国故乡的思念之情。中国人素来安土重迁，不是到了万不得已，一般是不肯离乡背井的，更何况远涉重洋，去到地球的另一方。

  皆因山多地少，又地处南海之滨，香山人很早就有人被迫出洋谋生。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就有香山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洋船出洋谋生侨居。据清朝光绪年间的《香山县志》载，宋、元之间的那场著名的崖山海战之后，不少香山乡民为躲避战乱而大量逃亡海外。明朝以及清初，朝廷都实行海禁，规定沿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片帆寸板不许下海”；不得与外国通商，“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东南沿海人民，包括香山人民，由于海禁而断绝了生计，反而迫使他们冒险出洋谋生，渐成习惯。清嘉庆五年，香山居民程世帝等十多人，乘帆船从澳门驶出，“望无涯际之海洋，与汹涌波涛奋斗”，船行月余，历尽惊涛骇浪，来到了只有20来间“亚达屋”的槟榔屿，在这个荒凉的岛上，拖着长辫子的香山人居留垦田，建造着自己的异国家园。

  在近代以前，华侨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一带。不过，这些背井离乡到海外谋生的华人，却一直被视为“天朝弃民”，“祖国”不仅不关心他们在海外的生死存亡，反而认为他们死了活该，是罪有应得。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屠杀逾万华人，即历史上著名之“红河（溪）惨案”，消息传到国内，乾隆说：“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

 华工的出现

  鸦片战争以后，国门被列强打开。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列强也迫使清政府开放人力市场，允许华人出洋做工。19世纪，由于美洲的开发，以及澳洲发现金矿，需要大量的工人，于是，列强以契约受雇形式，到我国招募工人，这样，我国东南沿海人民有了合法出洋打工的途径。

  外国来华招工者，当然会将工作的地方以及工资待遇说得不错，以吸引华人。我在《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一书中，看到一则资料，大概可以窥见当时的契约的基本内容。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日本驻华大臣丁美霞在给清廷一份照会中说：“……华人作工最为勤敏，耕种甚为得力，故有招工之举。唯出洋时必须定明年限，并言明每日作工不越九点半钟，每月应领洋银四元，每礼拜日止工。该工人是日倘欲作工，得利应归己用。至工人之衣食与往来船费，招工者均应一并发给。若工人在外偶得疾病，招工者必须延医调治，以昭公平。以上数节，须于合同内详细注明，以为凭据。……”平心而论。上述数节，即使放在今天，也比某些无视《劳动法》的黑心老板更体现出人性。但是，说得好听，合同上写得清楚，到了异国他乡，华工们能否享受到如此的待遇吗？

  也有许多人，即使穷困无比，也不愿离乡背井，到万里之外“淘金”。有一个词叫“卖猪仔”，如何得来？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美国驻华全权大臣镂斐迪在给恭亲王奕訢的照会中说：“……招工出洋一节中有若许耻辱可恶之事，据本大臣所闻，如果不诬其错误之处，大概皆由贵国官员所致。此事固有不以爱怜居心之洋人将招工出洋一事日渐广大，然非中国奸巧之员与各处不义小人为之帮助，该洋人亦未能自成其事。溯查招工出洋一事，向来多系从澳门将该不幸之工人载于船中，运往（外国）……至于由澳门口运往外国之工人，多被中国人在各地以虚妄之言欺哄，或用力勉强送至澳门。……如此是使贩卖人口之徒可以随意而成其事……”美国大臣所说的，并非是诬陷，美国刚结束南北战争，宣布解放“黑奴”，不愿蒙上贩卖“奴隶”的罪名，倒是我们自己人，某些官员，以及恶霸、土匪，勾结某些无良之洋人，以招工出洋为名，或欺哄，或强抢，将无辜的同胞卖到外国，获大部之利。这种“卖猪仔”的行为，当时在澳门，在厦门最烈，如英国商人在厦门开办的和记洋行，就常派人用一种印有“和记”字样的大米袋将某些路上的青壮年出奇不意地罩住，强装上船运走。

华工在北美

  19世纪40年代，美国三藩市发现金矿，以及修筑横贯美国东西部的大铁路。以契约受雇形式大量招募华工。广东沿海的人，尤其是邻近澳门、见惯洋人的香山人，则怀着梦想，不畏波涛，来到美洲大陆。善于吃苦耐劳的香山华工让美国人惊喜不已，于是多方招募，开矿修路。作为苦力，大量华工从19世纪中叶进入美国，充当金矿矿工，充当铁路劳工。1865年，华人移民的人数激增至5万人，其中百分之九十都是青年男子。同年，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招收了第一批50名中国劳工。看到中国人能吃苦、工资要求低，又十分顺从，这家公司便开始大量招收华人，总共有10多万华工参加了美国铁路的修筑。

  在修完铁路以后，美国人担心中国劳工抢了他们饭碗，美国开始排华。1882年通过了停止华工入美20年的排华法案，将华人赶出美国。在此，很应该提到香山籍晚清外交官郑藻如。当时，郑藻如以三品官衔大臣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郑向美国总统提出抗议，要求否决排华法案。后虽改为10年，但他继续交涉，结果使美国政府同意：经过中国领事馆签发证明的华工，仍可回美。已故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在她的《美国华裔史录》一书中，就写到150年前在美国的那群无声的同胞的辛勤与血泪。香港大导演吴宇森也想拍一部《华工血泪史》，描写中国人在美国修铁路的故事。

  19世纪末，加拿大要修筑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主要依靠人力，罗渣士峡谷，两面都是高耸的雪山，工程风险极高，是制约东西铁路的咽喉工程。当铁路修到这里，工程停滞不前，严寒的天气，沉重的体力劳动，危险的工作条件，令劳工十分缺乏。加拿大铁路公司决定大量聘请华工。工人主要是来自广东台山一带。中国工人辛勤刻苦，付出不但是汗水，还有生命。那些爆破的工作，极其危险，当地的工人都不愿意做，公司为了吸引华工干，特别规定，谁愿意引爆一次，可以申请家人来加。因而也造成华工大量死亡。但华人对修铁路的贡献，并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承认。罗渣士纪念碑，也只是记载了探险家罗渣士，如何找到铁路通过山隘的决口，使铁路能顺利修通，一点也没有提到中国工人对铁路修成的贡献。铁路修完后，加国政府还将40名患麻疯病的华工遗弃在一个叫“达斯岛”的荒岛上，任他们自生自灭。

华工在南美

  华工在北美的事，早有所闻，想不到在清代，华工也大量到了南美，尤其是秘鲁与古巴。

  19世纪时，古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秘鲁刚于1821年脱离西班牙而独立。中国人为何要到万里之遥、环境远不及北美的秘鲁与古巴去做工？对于欧美殖民主义者来说，19世纪时，南美洲、大洋洲以及太平诸岛屿，都尚待开发，需要大量劳工，勤恳驯服又能干的中国农民，对那里的环境和气候都容易适应，正是他们需要的劳力。于是，一批批华工便被招到了南美，在秘鲁，在古巴的土地种植咖啡、可可、甘蔗、橡胶等。当然，这当中，有不少华工就是在澳门等地被“卖猪仔”而到了南美的，相信也不乏香山县的先民。如果华工能够得到较合理的待遇，远赴南美垦殖也不失为一条谋生之路。但是，在秘鲁，在古巴，华工受到残酷迫害与压榨，成为变相的奴隶，许多人死于非命！

  秘鲁刚脱离西班牙独立不久，何以如此虐待我华工？这事我未得深究。至于在秘鲁、古巴的华工的悲惨遭遇是由谁揭露的？《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一书恰好有记载。光绪四年（1877年）正月十二日，总理衙门奏请奖励在香港新闻纸撰文之英国人德尼客二等功牌。原来，英国人德尼客最先在香港报纸“将华工受害之烈屡次设词撰文”，使外界得知其事。光绪的朱批是“知道了。钦此”。至于清廷最后有没有给德尼客奖励二等功牌，便不得而知。

  除了德尼客，秘鲁华工也向美国求助。60年代，清朝的总理衙门先后接到由美国公使转来的秘鲁华工求援禀文，曾有要施以援手的表示，对此，清廷已不能不重视，觉得非整顿招工市场不可。在《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一书中，就可以看到这一史实：同治年间，清廷议就招工出洋章程二十二款，并不准在澳门招工。对此，美国公使、俄国公使、葡国公使等都表示理解，惟独日本驻华大臣，认为不要“相信新闻纸之讹言”，对清政府的做法，“不胜惋惜之至”。

  1873年10月，秘鲁代表葛尔西耶来华商定两国通商条约事宜，李鸿章与葛尔西耶谈判，提出秘鲁虐待华工事，并斥责秘鲁为“无教化、无礼仪”之国，不改变现状，不与秘鲁立约。葛尔西耶开始还狡辩，最后也只得让步，双方于1874年5月在天津签订了《中秘查办华工专条》与《中秘友好通商条约》。这两个条约双方各有让步：秘鲁要求的与西方列强“一体均沾”被写入条款，但在中方坚持下，秘鲁原来不同意的一系列保护华工的措施也写入条款。

  事情还未了结。1875年7月，秘鲁派遣特使爱勒谟来华换约。由于李鸿章事前就派已在美国的陈兰彬、容闳到古巴、秘鲁秘密调查，得知中、秘条约签订后华工依然受残酷迫害，非常气愤。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怒不可竭地写道：“自陈、容二员节次分往详查，始悉该国虐待华工甚于犬马，受虐者自尽者不知凡几。凡有血气之伦，莫不切齿。”所以他提出如果含混与之换约，“则是从前既往之华工不能使生，而随后之复往之华工又将就死，而十数万日在水火，喁喁待援之人更无来苏之望矣。”因此，他提出保护华工的换约附加条件，然后再与以前签订的条约一并互换。经过近一个月的反复争辩，终于迫使爱勒谟以过照会的形式保证秘鲁切实保护华工。

  到了1884年，在秘鲁的华工已多达20万，工作和生活条件仍然十分恶劣。又是郑藻如，与秘鲁官方交涉改善，并在利马创办通惠局，在夏威夷创建中华会馆，以解决华工的各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