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在“文革”之初

  在我的印象里，1966年初夏“文革”剛剛掀起狂飈，紅衛兵到處“造反”的時候，母親並沒有進“牛棚”；因為當受運動衝擊的對象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母親僅僅是個中學語文老師，大概是沒有被“批鬥”。後來中國大陸大中小學都“停課鬧革命”，像我母親這樣的老教師並不想參加學校的什麼“造反派”組織，一時間她竟感到無事可做，於是在1967年春天乘因“大串聯”極其擁擠的火車去杭州看望大舅。那時我大舅可是正在“牛棚”里幹活，因為他是“反動學術權威”。

  大舅後來回憶說，那天他――“牛棚”隊長，忽然看見我母親，也就是她妹妹朝他們“勞改”的地方過來，便高喊我母親的名字，幾個“牛鬼蛇神”一起跟着大喊，可我母親愣了一下，卻裝沒聽見。她一轉身直接去了我大舅的住所。至於為什麼不和我大舅打招呼，母親是這樣解釋的：怕惹事。可見那時我母親是個“逍遙派”。

  母親大概“逍遙”到了1967年末，那時“文革”到了所謂“清理階級隊伍”階段。按毛澤東的說法，“清理階級隊伍要搞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反革命分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曾下達《關於城市（鎮）街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指明任務是：“徹底批判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他們在各省、市（鎮）的代理人”，“揭露打擊社會上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隱藏的各種敵特分子。”這下我母親“逍遙”不成了，因為她是個“徹頭徹尾的，共產黨的叛徒”，得，進了“牛棚”。

  真的是“叛徒”？怎麼說呢？反正是個長長的故事。簡言之就是，我母親早年參加中共，後因戰亂失去聯繫；當時我姥爺，也就是她父親去世，我大舅到內地上大學，二舅參加了新四軍，大姨早已出嫁；為了照顧三個弟弟、妹妹，我母親決定幫我姥姥維持這個家庭的生計，就沒有再去找自己的黨組織。三年後忽然有人告發我母親是“共產黨”，被捕入獄，後寫自首書出獄。到了“文革”時她當然就成了“叛徒”。可誰知道的這回事？我母親自己“交代”的。1949年剛解放時有個“坦白交代”運動，我母親自己把這事兒向政府說了。當時肯定要把這事情記入檔案，結論是“此事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我理解這句話：是個很嚴重的，敵我矛盾的事情，不過沒有給黨的事業造成損失，因而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你看看，你看看，我準備着重寫我母親在“牛棚”里的日子的，結果先囉嗦了很多題外話。好，言歸正傳。

  1968年初，“文革”中的“清理階級隊伍階段”大張旗鼓地開始，我母親所在中學“專案組”向我母親宣布，她因“叛徒”問題被“政治隔離審查”。母親是在北京的郊區的一所中學教師，過去沒事的時候是一個星期才回家一次。“隔離審查”後就不能回家了。不過她的“歷史問題”沒什麼複雜的，關了些日子，讓她“進一步交代問題”；調查材料重新弄了一遍，以後就等着“重新定案”。由此，學校“專案組”決定，因為我母親在等待定案的階段屬於“牛鬼蛇神”，所以要參加勞動改造思想，不許回家。於是母親的住“牛棚”的日子開始了。

  當時她所在學校的教職員工中有一幫“牛鬼蛇神”，各種“政治問題”的人都有，什麼“走資派”、“歷史反革命”、“右派分子”、“現行反革命”等等不一而足。“牛鬼蛇神”每天由學校新成立的“革委會”的人看管，天天乾重體力活。母親因為在學校本有一間小房子作為宿舍，所以並沒有搬進屬於“牛棚”的臨時宿舍。她那間小小的宿舍是“牛棚單間”。當然，她每天的吃住都在看管的人的嚴格監視之下，幹活加入“牛鬼蛇神”的行列。“牛棚”宿舍就是些條件很差的住宿學生宿舍，通常四人一間。

  “牛鬼蛇神”的活兒都是很重的，很多都是懲罰性的。比如，今天把一大堆煤抬到一個地方，明天再抬回來。明知道是懲罰性的，可還得使勁干。因為邊上由高中生組成的紅衛兵 “保衛組”成員一見誰有緩緩氣的意思，就大聲吆喝，叫罵着逼着幹活兒。“牛鬼蛇神”互相之間也沒好氣兒，兩人一組用大筐抬煤的時候常相互指責對方偷懶。除了抬煤，當然還干別的。因為正好在郊區，所以常到附近公社生產隊的農田或場院上幹活。

  母親講，“監督勞動”比寫“交代材料”要好受得多。我猜測寫“交代材料”身心特別受折磨，干體力活反正就是個累死累活。“牛棚”里吃的還是管飽的。常常是大窩頭，一身疲憊，狼吞虎咽兩個大窩頭，也真是香。

  “牛鬼蛇神”中有他們中學校長。他是個很精神的漢子，解放前參加革命時是高中生，文化水平很高的。母親說校長在歷史上有些問題“搞不清楚”，所以升得很慢。“文革”剛開始他就進了“牛棚”，屬於“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再加上“嚴重歷史問題”。這一進去就沒完沒了的“駐紮”下來。校長看起來是個很樂觀的人。他總是悄悄地鼓勵“牛鬼蛇神”們，“一定要堅持下去，誰也不准輕生。活着就有希望把自己的事情講清楚，死了就沒嘴啦。”他總是在單獨和一個“牛鬼蛇神”在一起時說這樣的話。他有嚴重的胃病，所以吃不下去多少東西。一到吃飯的時候他就不斷地“我的胃像塊破布”。因為一直乾重體力勞動，他變得非常瘦。

  一天，大家正抬煤，忽然來了個十五、六歲的男孩子，他徑直走到校長面前，木呆呆地說了幾句什麼，好像是“我與你劃清界限；斷絕關係”一類的話。說完就轉身走了。校長當時就呆了。別的“牛鬼蛇神”和他說什麼，他好像沒聽見一樣。我母親猜測，來的那個男孩兒是他兒子，來到這裡是“革命”來臨，要與“反動的父親劃清階級界限”。

  那天晚飯的時候，食堂破天荒地有賣糖包。校長一下子買了三個，都吃了下去。我母親對他說，“吃太多了胃要疼的。”校長看了看我母親，淒涼的目光中透出些意味深長的意思，他默默地笑笑。

  夜裡，與校長同屋的三個“牛鬼蛇神”被奇怪的“鼾聲”吵醒。他們實在受不了，開燈一看，校長怎麼啦？當時已經滿嘴吐白沫！三個人還以為校長犯了重病，大聲呼喊起來。“保衛組”的成員奔來開門進來一看，也慌了起來。人們問校長什麼，他都不回答，只是喊他的名字時，他便發出非人的聲音！屋子裡一股強烈的“敵敵畏”劇毒農藥的味道。很明顯，他喝“敵敵畏”自殺，而且早就準備好了。“牛鬼蛇神”的行李是經常被搜查的，校長早就把那瓶“敵敵畏”藏好了。這天他兒子來和他“劃清界限，斷絕關係”後，他做出了決絕的行動。校長被火速送往醫院，為時已晚（有關母親所在中學校長的自殺，我已經作為素材用在《路》中）。

  校長死後過了幾天，他的妻子來收拾遺物。校長的妻子是座輪椅來的。“文革”中得了中風。

  相對來說，我母親覺得在田野里幹活好。空氣新鮮，拼命幹活，什麼也不用想。當時我母親五十歲，身體健康，體力也很好。就是幹活的時候愛出汗，常常汗流浹背。母親後來自嘲，“我出汗特別多，看管的人就是我思想改造特別認真。”有一天是在地里翻白薯秧，我母親說那天熱極了，她一股腦地干在了前邊。忽然，他聽見後面有人小聲地喊她的名字，回頭一看，是另一“牛鬼蛇神”，教數學的孫老先生。他看來真的急了，所以跑到前邊跟我母親講，能不能別幹這麼快？因為他覺得自己要累死了。好吧，就別太“積極改造思想”了吧。

  母親的“歷史問題”遲遲定不了案，因為沒人能再次證明母親的“變節自首”行為。當年的當事人都找不到。如果無法定案，母親就不能重新參加教學工作。大概是1969年初的冬天，保衛組的人宣布，讓我母親負責學校一些教室的取暖爐生火工作。我母親回憶這取暖爐生火的活兒時總是忍不住樂，因為起初這活干的一團糟。

  一個從來沒有生過煤火的教書匠，也沒人來指導。那只能是每天早上各個教室里都濃煙滾滾。母親狼狽不堪。後來，母親漸漸地總結了一套經驗。頭天下午就把每個教室的煤爐的點火準備工作準備好；一點燒過的煤放在最底層，然後廢報紙、木屑放在上面，再上面是劈柴，最上面是煤球或煤塊。第二天清早只要一根火柴就行了。至此，母親成了合格的燒火工。早上師生們一來上課，教室里的取暖爐一樣燒得“呼呼”的。到了下午，大家都下課回家後，母親便來收拾這些取暖爐。爐灰清理乾淨，第二天的燒火準備工作做好。她一直干到天黑，把所有的煤爐第二天點火的準備工作做完。

  就這樣，一個冬天就過去了。母親有點忐忑不安，因為很快教室里就不用生火取暖了。這當口，有一天，學校“專案組”的一人來宣布，鑑於再次取證困難，我母親的“案子”維持原結論，“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因為審查結束，我母親又開始去教書了。那是一個星期22堂課。母親每天都有三、四節課。我母親不敢抱怨，因為有人說“她就得多教課”。這是因為我母親是二級教師，比其他老師掙錢多；另外，“有嚴重歷史問題就得多多幹活，改造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