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文革”之初

  在我的印象里，1966年初夏“文革”刚刚掀起狂飚，红卫兵到处“造反”的时候，母亲并没有进“牛棚”；因为当受运动冲击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母亲仅仅是个中学语文老师，大概是没有被“批斗”。后来中国大陆大中小学都“停课闹革命”，像我母亲这样的老教师并不想参加学校的什么“造反派”组织，一时间她竟感到无事可做，于是在1967年春天乘因“大串联”极其拥挤的火车去杭州看望大舅。那时我大舅可是正在“牛棚”里干活，因为他是“反动学术权威”。

  大舅后来回忆说，那天他――“牛棚”队长，忽然看见我母亲，也就是她妹妹朝他们“劳改”的地方过来，便高喊我母亲的名字，几个“牛鬼蛇神”一起跟着大喊，可我母亲愣了一下，却装没听见。她一转身直接去了我大舅的住所。至于为什么不和我大舅打招呼，母亲是这样解释的：怕惹事。可见那时我母亲是个“逍遥派”。

  母亲大概“逍遥”到了1967年末，那时“文革”到了所谓“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按毛泽东的说法，“清理阶级队伍要搞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曾下达《关于城市（镇）街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指明任务是：“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在各省、市（镇）的代理人”，“揭露打击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这下我母亲“逍遥”不成了，因为她是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党的叛徒”，得，进了“牛棚”。

  真的是“叛徒”？怎么说呢？反正是个长长的故事。简言之就是，我母亲早年参加中共，后因战乱失去联系；当时我姥爷，也就是她父亲去世，我大舅到内地上大学，二舅参加了新四军，大姨早已出嫁；为了照顾三个弟弟、妹妹，我母亲决定帮我姥姥维持这个家庭的生计，就没有再去找自己的党组织。三年后忽然有人告发我母亲是“共产党”，被捕入狱，后写自首书出狱。到了“文革”时她当然就成了“叛徒”。可谁知道的这回事？我母亲自己“交代”的。1949年刚解放时有个“坦白交代”运动，我母亲自己把这事儿向政府说了。当时肯定要把这事情记入档案，结论是“此事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理解这句话：是个很严重的，敌我矛盾的事情，不过没有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因而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你看看，你看看，我准备着重写我母亲在“牛棚”里的日子的，结果先啰嗦了很多题外话。好，言归正传。

  1968年初，“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大张旗鼓地开始，我母亲所在中学“专案组”向我母亲宣布，她因“叛徒”问题被“政治隔离审查”。母亲是在北京的郊区的一所中学教师，过去没事的时候是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隔离审查”后就不能回家了。不过她的“历史问题”没什么复杂的，关了些日子，让她“进一步交代问题”；调查材料重新弄了一遍，以后就等着“重新定案”。由此，学校“专案组”决定，因为我母亲在等待定案的阶段属于“牛鬼蛇神”，所以要参加劳动改造思想，不许回家。于是母亲的住“牛棚”的日子开始了。

  当时她所在学校的教职员工中有一帮“牛鬼蛇神”，各种“政治问题”的人都有，什么“走资派”、“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等等不一而足。“牛鬼蛇神”每天由学校新成立的“革委会”的人看管，天天干重体力活。母亲因为在学校本有一间小房子作为宿舍，所以并没有搬进属于“牛棚”的临时宿舍。她那间小小的宿舍是“牛棚单间”。当然，她每天的吃住都在看管的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干活加入“牛鬼蛇神”的行列。“牛棚”宿舍就是些条件很差的住宿学生宿舍，通常四人一间。

  “牛鬼蛇神”的活儿都是很重的，很多都是惩罚性的。比如，今天把一大堆煤抬到一个地方，明天再抬回来。明知道是惩罚性的，可还得使劲干。因为边上由高中生组成的红卫兵 “保卫组”成员一见谁有缓缓气的意思，就大声吆喝，叫骂着逼着干活儿。“牛鬼蛇神”互相之间也没好气儿，两人一组用大筐抬煤的时候常相互指责对方偷懒。除了抬煤，当然还干别的。因为正好在郊区，所以常到附近公社生产队的农田或场院上干活。

  母亲讲，“监督劳动”比写“交代材料”要好受得多。我猜测写“交代材料”身心特别受折磨，干体力活反正就是个累死累活。“牛棚”里吃的还是管饱的。常常是大窝头，一身疲惫，狼吞虎咽两个大窝头，也真是香。

  “牛鬼蛇神”中有他们中学校长。他是个很精神的汉子，解放前参加革命时是高中生，文化水平很高的。母亲说校长在历史上有些问题“搞不清楚”，所以升得很慢。“文革”刚开始他就进了“牛棚”，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再加上“严重历史问题”。这一进去就没完没了的“驻扎”下来。校长看起来是个很乐观的人。他总是悄悄地鼓励“牛鬼蛇神”们，“一定要坚持下去，谁也不准轻生。活着就有希望把自己的事情讲清楚，死了就没嘴啦。”他总是在单独和一个“牛鬼蛇神”在一起时说这样的话。他有严重的胃病，所以吃不下去多少东西。一到吃饭的时候他就不断地“我的胃像块破布”。因为一直干重体力劳动，他变得非常瘦。

  一天，大家正抬煤，忽然来了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他径直走到校长面前，木呆呆地说了几句什么，好像是“我与你划清界限；断绝关系”一类的话。说完就转身走了。校长当时就呆了。别的“牛鬼蛇神”和他说什么，他好像没听见一样。我母亲猜测，来的那个男孩儿是他儿子，来到这里是“革命”来临，要与“反动的父亲划清阶级界限”。

  那天晚饭的时候，食堂破天荒地有卖糖包。校长一下子买了三个，都吃了下去。我母亲对他说，“吃太多了胃要疼的。”校长看了看我母亲，凄凉的目光中透出些意味深长的意思，他默默地笑笑。

  夜里，与校长同屋的三个“牛鬼蛇神”被奇怪的“鼾声”吵醒。他们实在受不了，开灯一看，校长怎么啦？当时已经满嘴吐白沫！三个人还以为校长犯了重病，大声呼喊起来。“保卫组”的成员奔来开门进来一看，也慌了起来。人们问校长什么，他都不回答，只是喊他的名字时，他便发出非人的声音！屋子里一股强烈的“敌敌畏”剧毒农药的味道。很明显，他喝“敌敌畏”自杀，而且早就准备好了。“牛鬼蛇神”的行李是经常被搜查的，校长早就把那瓶“敌敌畏”藏好了。这天他儿子来和他“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后，他做出了决绝的行动。校长被火速送往医院，为时已晚（有关母亲所在中学校长的自杀，我已经作为素材用在《路》中）。

  校长死后过了几天，他的妻子来收拾遗物。校长的妻子是座轮椅来的。“文革”中得了中风。

  相对来说，我母亲觉得在田野里干活好。空气新鲜，拼命干活，什么也不用想。当时我母亲五十岁，身体健康，体力也很好。就是干活的时候爱出汗，常常汗流浃背。母亲后来自嘲，“我出汗特别多，看管的人就是我思想改造特别认真。”有一天是在地里翻白薯秧，我母亲说那天热极了，她一股脑地干在了前边。忽然，他听见后面有人小声地喊她的名字，回头一看，是另一“牛鬼蛇神”，教数学的孙老先生。他看来真的急了，所以跑到前边跟我母亲讲，能不能别干这么快？因为他觉得自己要累死了。好吧，就别太“积极改造思想”了吧。

  母亲的“历史问题”迟迟定不了案，因为没人能再次证明母亲的“变节自首”行为。当年的当事人都找不到。如果无法定案，母亲就不能重新参加教学工作。大概是1969年初的冬天，保卫组的人宣布，让我母亲负责学校一些教室的取暖炉生火工作。我母亲回忆这取暖炉生火的活儿时总是忍不住乐，因为起初这活干的一团糟。

  一个从来没有生过煤火的教书匠，也没人来指导。那只能是每天早上各个教室里都浓烟滚滚。母亲狼狈不堪。后来，母亲渐渐地总结了一套经验。头天下午就把每个教室的煤炉的点火准备工作准备好；一点烧过的煤放在最底层，然后废报纸、木屑放在上面，再上面是劈柴，最上面是煤球或煤块。第二天清早只要一根火柴就行了。至此，母亲成了合格的烧火工。早上师生们一来上课，教室里的取暖炉一样烧得“呼呼”的。到了下午，大家都下课回家后，母亲便来收拾这些取暖炉。炉灰清理干净，第二天的烧火准备工作做好。她一直干到天黑，把所有的煤炉第二天点火的准备工作做完。

  就这样，一个冬天就过去了。母亲有点忐忑不安，因为很快教室里就不用生火取暖了。这当口，有一天，学校“专案组”的一人来宣布，鉴于再次取证困难，我母亲的“案子”维持原结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因为审查结束，我母亲又开始去教书了。那是一个星期22堂课。母亲每天都有三、四节课。我母亲不敢抱怨，因为有人说“她就得多教课”。这是因为我母亲是二级教师，比其他老师挣钱多；另外，“有严重历史问题就得多多干活，改造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