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岳母

高尔泰

一

我结过三次婚，有过三位岳母。第一位岳母，名字叫王淑真。甘肃武威人。武威古称凉州，我们都叫它凉州。边陲绝塞，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两千多年间屡毁屡建，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依然荒芜小城。风沙兵燹抹去了建筑物上的一切华饰，只留下不同层次的灰黄和黑褐两种颜色，望中一派苍凉沉郁，土厚水深。不知道什么时候，基督教传进了这个地方。五四运动的那年，一九一九年，我岳母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我的岳父李瑶圃医生也是基督徒，比她大十多岁，抗战中从河北沦陷区逃难至此。逃难途中，前妻死于日军的空袭，留下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不到两岁，都成了我岳母的孩子。在我岳母同他又生了两个女孩之后，他当随军医生走了，一去无消息。

为养活七个孩子，岳母学会了各种生计。裁衣服、做鞋子、补锅补碗、磨刀磨剪、盘炉盘灶……许多男人的行当，她都干得麻利漂亮。还摆过地摊，卖自制的工艺品，兼代写书信。

直到文革前夕，她们家箱子底下，还有一些那时候做了没卖掉的背袋、马褡、绣荷包之类。在厚实的、布满线疙瘩的灰黄色土布上以白麻线缝成的图案，粗犷古朴。配以黑、棕两色，沉静里略带忧郁，使人想起那个小城。

我的妻子李茨林，是她亲生的两个孩子中大的一个。不记得小时候吃过什么苦，也不记得受到过什么特殊的照顾。她说，那时候哥哥姐姐们都上学，晚上回来，妈妈帮他们温课，完了还教背一段《圣经》。每餐饭前，八个人围桌而坐，一齐低头低声祈祷，感谢上帝的恩赐，求上帝保佑爸爸。她和她妹妹茨恩两个，从未穿过新衣，都是穿哥哥姐姐们穿剩的衣服。从未感到委屈，大家都欢欢喜喜。

一九四九年秋天，李医生回来了。受过重伤，成了跛子。到人民医院当门诊大夫，拿国家的工资，由国家调配。十年间武威、兰州、陇西、张掖、平凉、庆阳都干过。几度妙手回春，逐渐声誉鹊起，成了河西一带的名医。但工资依然低微，难以养活十一口之家（回来后又生了一男一女）。我岳母竭力拉扯，得以维持温饱，并让老大老二到兰州上了大学。随着李医生的调动，全家也跟着搬来搬去。搬家的事全是我岳母的。关塞萧条，道路艰难。她一次又一次地，带着大包小包和一群孩子，在滚滚黄尘里上下汽车、火车、牛车、马车。

一九五八年出酒泉，过玉门，到了敦煌，生活才安定下来。敦煌和凉州同样古老，秦时明月汉时关。但是更加边远，平沙莽莽黄入天。

初到的那几年，正碰上全国饥荒，那里更惨。她带着孩子们到城外挑野菜，挖草根，剥榆皮。回来仔细加工，掺和在配给的粮食里，照样的正式开饭。开饭前照样的全家围桌默祷，感谢上帝的恩赐。那时，茨林的小弟弟、小学生李武生问道，咱们找来的，咋说是上帝给的？她回答说，上帝不给你力量，你怎么找？上帝不给你野菜，你到哪里去找？后来（一九六二年）李医生当了敦煌医院的院长，大些的孩子们已在外工作，各有了自己的家，生活才开始改善。茨林、茨恩上高中，小弟上初中，妹妹念小学，成绩都优秀。为了他们的前途，父母亲都早已不再管他们的信仰。听任学校里所教的一切，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m亲之类，去指导他们的思想。开饭前的祈祷，也早已经取消。但岳母仍然坚持，全家要低头默坐片刻。

一九六四年夏天，茨林跟着她爸到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出诊。她爸看病时，她独自乱闯，好奇地在无数阴暗的洞子里穿来穿去，不知道害怕。我凭借着镜子的反光，在一个洞子里画壁画，天天面壁，都快变成达摩了。偶然相逢，成了朋友。

第一次到他们家去，对她的母亲——我未来的岳母印象很深。她是西北人的形象，穿一身黑色的土布衣服，式样很凉州。出门系一条棕色头巾，结法也很凉州。说国语，略带凉州腔。长圆脸，剪发头，古铜色皮肤，手大脚大。虽只四十五岁，看上去有五十多了。脸上深深的皱纹刻划着往日的风霜。目光沉静安详，动作从容，质朴里透着优雅。她很少说话，只是微笑，在她跟前很自在。

一九六六年初春我和茨林结婚时，李医生已在六五年的四清运动中，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不再是院长了，但还是医生。两个月后，文革爆发，我被揪斗抄家，茨林带着我的文稿，到娘家避风，发现她父亲正被重新算账，历史反革命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加上基督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挂黑牌，戴高帽，牵着游街，被打得死去活来。十几岁的李武生被捕入狱，判刑十年。这批人刚抄了家，那批人又来了。一直折腾到一九六七年秋天，李医生被押送农村，交给贫下中农监督劳动，家里才没人来了。家中少了两个人，但是多了一个人——我和茨林新生的女儿高林。女儿在一九六七年元月初降生，正是恐怖的高峰时期，家里人来人往，革命群众红卫兵乱翻乱砸鬼叫狼号。混乱中岳母一直抱着初生的婴儿，轻轻抚拍，不断耳语，不让受到惊吓。孩子在她怀里，一直都很安静。岳母沉静的目光、镇定的语音，成了全家的慰藉。茨林说，吓人劲儿的时候，只要看看她妈的眼睛，她就不那么害怕了。那种处变不惊、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境界，我很佩服，也很想学，但是学不到。人潮过后，是冷寂。老爸小弟走了，生活无着，没人上门。邻居同学遇见，躲着走不骂一声狗崽子的，就该算是好人了。

岳母带着茨林姐妹三个，清理劫后，检点残余，该洗的洗，该修补的修补，该放在哪里的放在哪里，一扫狼藉。窗格子拼凑复原，糊上了新的白纸。到我出了牛棚，可以请假进城来看望她们的时候，屋里窗明几净，又有了生活的气息。吃饭前，大家仍然低头默坐片刻，无声地，感谢上帝的保护，为受苦的亲人祈祷。

姐妹三个，都失学在家。岳母叫她们别急，说别人上学，也是白上。都革命去了，串联去了，好老师都打倒了，还学什么学？她每天教三姐妹学做鞋，学裁剪，学编毛衣，学炒菜做饭补锅补碗各种家务。还为了织毛毯，打造了一个木架子。但是生活无着，前途茫茫，也不知道受害的亲人们现在都怎么样了，再忙也盖不住心焦。一天中我好几次看到，三姐妹中的这个或者那个发呆。岳母说她们被惯坏了，经不起摔打。要不是她们离不开她，她就要到农村照顾岳父去了。她说，他爸一辈子治病救人，就是干不来个农业活。六十多岁了，又瘸着一条腿，没人做个饭洗个衣服，怎么能行？

不久，党中央搞下放知识青年的运动。不知道有没有政策精神，实际上反革命家属首当其冲。三姐妹都被送到了农村。茨林带着高林，到了沙漠边缘东方红公社的向阳大队。两个妹妹到了跃进公社的延安大队。岳母不是知青，本可以留在城里。她主动向“下放办”提出要求，把她安排到红旗公社李医生所在的长征大队。那时街道里弄村庄，都是这一类名字，现在回想起来，几乎分不清哪里是哪里了。只知道她那一带，原名郭家堡。

在河西走廊，敦煌算是个物产丰富的县，郭家堡也算是县里比较富裕的地区。社员的劳动工分，属于全县最高标准。从敦煌到玉门的公路（据说原先就是阳关古道）打那里通过。长征大队离公路不是很远，交通也可谓方便。队里给了李医生两间土屋，门窗炕灶齐全。不会干农业活，就安排他放牛。队里有十几头牛，他每天赶到野外放牧，早出晚归。风吹日晒很苦，但是自由。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向上帝祷告。

不料有一天，一头老黄牛跌断一条腿。大队支部看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第二天收工以后，开了个全大队的斗争会，把他吊在篮球架上批判，打击反革命分子破坏生产的气焰。受伤的牛，大队宰了分了，没他的份儿。但要他赔一头牛。赔牛的钱，从他每日的工分中扣除。扣多少，扣多久，都不知道。总之他继续放牛，除了口粮再没工分。

我岳母去后，为挣一份工分，和生产队里的劳动力一同出工。收工回家，洗衣做饭之余，自制土坯，改盘了炉灶，增建了杂物间，养了一群鸡，一头猪。哪个鸡猪有病，自己针灸治疗。屋前屋后，都种上了蔬菜。最不可思议的，是一点一点地，挖出了一口井，从此用水不必跑远。还挖出了一个地窖，可以把蔬菜储存在里面过冬。她常说，完了要到茨林那里和茨恩那里，都住些日子，也帮收拾一下。她常说，她们被惯坏了，二十多岁了还嫩生得很，怕她们吃不来这个苦。

茨林带着高林，到那个沙漠边缘的小村，没能坚持下来，竟然一病不起。我从酒泉赶到时，她刚刚停止呼吸。岳母已几天几夜没睡，告诉我遗体尚温，要我摸一摸。我刚摸过，又要我再摸。一次一次几乎不许我的手离开。声音里带着哀求，眼睛里固有的沉着冷静全没了，有的只是绝望和惊恐。我也绝望，我也惊恐。这时我才知道，悲痛是不能分担的。岳母所承受的，不会因为我也承受而减轻。反之，我也一样。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自己的全部，为了曾经有过的爱。

入殓时，她把茨林生前较好一点的衣服鞋袜全都放进了棺材。但细心地剔除了所有的动物毛皮制品。她担心那些动物的鬼魂，会在地下向女儿索取。这种同她的宗教信仰完全没有关系的想象，其强度也就是爱的强度。我是无神论，也受了她的影响：事后想起茨林的皮带没换，不由得大吃一惊。

丧事毕，我带着高林，要赶回酒泉。岳母半夜里起来，烙了些饼，给打在包里。赶着一辆队里借来的驴车，送我们进城搭汽车。我劳改时学会了赶车，要求执鞭。赶了半里把路，她说这样不行，还是我来吧。我刚从她手里接过高林，还没坐好，就听见鞭梢在空中噼啪一响，车子一下子就加快了很多。此后她一动不动，只偶尔吆喝一声，驴儿乖乖地直跑。时值残冬，寒风夹带着细沙，扑面尖利如刀。我们都紧紧地裹在老羊皮大衣里面，一句话不说。风声呜呜，蹄声得得，只觉得道路漫长。

到得敦煌城，刚刚赶上汽车。高林睡着了，她嘱咐我小心，“别让孩子醒了，要哭。”车行渐远，回头望，她一直在目送我们。一动不动站着，铁铸一般。风沙漠漠，白杨萧萧，一片孤城万仞山。那年夏天，她给高林和我做了几件衣服，到酒泉来看望我们。我事先不知道，正在放了暑假的酒泉师范礼堂，给地区革委会主办的农业学大寨展览画画。她先到地区革委会打听到我的下落，一路问了来。带着高林，在一个教室里，把课桌拼在一起，住了几天。给我们把所有的脏衣服破衣服都洗净补好，才回敦煌去。

八十年代中期，八十高龄的李医生获得平反，在敦煌城里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名医悬壶，门庭若市。那时我在成都，茨林的妹妹茨恩来看我和高林，说她妈常叨叨，要是茨林还在，跟她爸学医多好。

二

我的第二位岳母，名叫陈艾木。在我出生的那个江南小城，陈姓是第一大宗。在故乡的忆象中，总有那药店，那巷，颇亲切。

我出生的那个江南小城——江苏省高淳县淳溪镇上，陈家祠堂是城里有名的建筑，进去要先上很多石头台阶。重门深院，雕梁画栋。有不少狐仙鬼怪的传说。隔壁又是城隍庙，小孩子都不敢一个人在里面。我岳父姓樊，名字叫樊×卿，中间一个字记不清了。在城里开了一家药店，叫“存仁堂”，誉满江南。他早已去世，我从没见过。我只见过那药店。小时候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一条深长的窄巷。青石板地面，两边是灰色砖墙，墙根满是绿苔，叫陈家巷。一进巷就闻到丝丝药香，是墙那边在泡药。曲里拐弯上了大街，就是店面。柜台和贴墙的药柜都是深色的，光线很暗，浓烈的药香弥漫到街上。店那边还有同样的一条巷，叫陈家水巷，一直通到河边。沿着河走，我也可以回家。

一九五零年我出外上学，想家。在故乡的忆象中，总有那药店，那巷，颇亲切。但是，十几年后再回去时，门巷依稀，药店已不存在，变成了“高淳县文化馆”。那个陈家祠堂和城隍庙也都不存在了，变成了“高淳县委招待所”。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岳母生于一九一八年。她从小受儒家教育，熟读经书。真率诚实，思想正统，视忠孝贞节如天经地义。结婚不久，刚生了一个女儿，丈夫就去世了。家中有多少亲朋故旧，固不甚了了；继承了多少乡下的田产，城里的房产，店里的资金库存，也都没处捉数。母女俩深居药店后院，一切由本家账房料理。她最大的憾事就是没有儿子，不能延续夫家香火。给女儿取名继卿，算是一种弥补。顶住改嫁的压力，亲自教育女儿。空院深庭，孤灯继昼，集慈母严父于一身。院墙外，是四十年代的中国。内乱外患，遍地烽火。深重的民族灾难，萌生出不计其数抚慰人心的民间宗教。这些四十年代的民间宗教，掌门人都有一套宇宙人生的宏观理论，力图提供一个精神的家园，一种救劫的法门，来安顿人们饱历沧桑的惊魂。层次各有高低，仪式五花八门，但又都共同谨守着古老的传统价值观念。讲道德，重仁义，尚忠恕慈悲，信善恶有报。荦荦大者，标榜儒释道三家精义，吾道一以贯之，信徒逾千万。

所有这些民间教派，都少不得要通过商业的途径设坛拓荒。有许多机会传到重门深院里索居独处的我岳母那里。孤寂中，她正需要一种心灵的寄托。终于在抗战胜利的前夕，接受了引度。非常诚信。以谨守儒家教义的那份虔诚，心无旁骛，致力于自度度人。使命感强烈到摄人心魄。很快得到乡里的一致敬重，不到三十岁资格就超过了老前辈。随之她名下的存仁堂药店后院，也成了本地教友的聚会场所。

自古以来，每一种民间宗教，都是一个民间社会的凝聚力中心，都借由某种神秘（梦、星象、童谣、扶乩、占卜、预兆……），自称受命于天，因此是国家权力的天然异端。自黄巾、白莲以来，历代朝廷都把民间宗教视为异己的力量。

岳母在一九五零年被捕。所有的财产都被没收归公。只在药店后院留了一间半房子，给她十一岁的女儿樊继卿居住。发一点儿生活费，让孩子自己管自己。孩子很坚强，经过这残酷的磨练，更坚强了。

岳母出狱后，身体极为虚弱，视力锐减。在那间半屋里，和女儿同住。四面是阶级斗争，亲友回避，邻里侧目，求告无门。用一张小桌子，在陈家巷口摆了个香烟摊，做一点儿进城乡下人的小本生意，供女儿上学。每天中午，女儿放学回来，吃过饭，都要替她看一阵摊子，换她吃了饭，才去上学。这样一直熬到女儿初中毕业，当了乡村小学教师。绝境中不向任何人求助，默无声息地保持着做人的尊严。这份看不见的崇高，早已被历史尘封。

后来政府要用房子，把她迁到北门外陈家山坟地高淳医院后面居住。房门离医院的高楼只有三公尺，阳光全被挡住。她在阴影中出没，无声无息，也像个影子。也好。那些年大跃进、大炼钢、公社化、公共食堂、全民皆兵……折腾得人人直喘。她是专政对象，不准参加群众运动，不准享受公共食堂，反而生活比较平静。

女儿想念她，每个星期六下午，都要步行二十几里路，进城来与她同过一夜。这是无比珍贵的时刻，母女俩都极为重视。饥荒年代，有什么好吃些的，各自都要留着，直到这时，才一同吃。不管有多么大的风雨和泥泞，都挡不住这每周一夜的相聚。女儿在学校里除了上课，寡言少语。只有回到家中，别来多少事，同母亲说个没完。后来女儿得到一位同学好友（丈夫是公社秘书）的帮助，调回城里，到县农机厂当电工。依然独往独来寡言少语。“文革”中人们互相斗得不可开交，她们暂被遗忘，生活更加平静了。一种隐身人的平静，也算是因祸得福。反而是我的到来，破坏了她们的平静。

一九七一年，我在甘肃酒泉的五七干校劳动。请了一个月的探亲假，带着四岁的女儿高林，从西北来到江南，看望我的母亲。自从父亲死于劳改，家里的房子被没收，母亲一直住在政府留她的两间破旧小屋里面。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的姐姐，为了孩子们能上学，到城里和母亲同住，算是“黑人黑户”。乱世阔别，且喜重逢。但是想起死去的亲人（父亲和高林的母亲），欣喜中不免渗透着更深的悲哀，笑脸上又都带着泪痕。

母亲和姐姐，都想把樊继卿介绍给我。她们都喜欢她。说现在像那种正派诚实、贤淑孝顺的人，已经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何况也是受害家庭出身，政治上不会歧视我们。樊在农机厂的电工师傅邢东泳，是我上小学和初中时的同班同学，也夸她多好多好，热心地要促成此事。我想见见。但母女俩听说我结过婚，有一个孩子，就不想见。岳母还批评我守丧不满三年，续弦是一种不敬。责怪老邢把我这种人介绍给她的女儿，是瞧不起她们。老邢极力争辩。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半个月后，他终于获准，带我去给她们看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岳母。她五十来岁，瘦高个儿，穿一身淡灰色的、布纽扣在侧面的那种大襟衣服。宽额深目，眉宇间有股清气，如方外人。女儿三十左右，形象气质做派都像她。穿一套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毫无华饰，一扫凡庸，活脱就是母亲的复制。在十五瓦的电灯光下，四个人围着一尘不染的小方桌，喝上好的泾县新茶，听老邢说些乡下琐事，倒也不觉得拘束。继卿倒茶和把桌上的茶水擦干净的动作，舒缓从容。这次见面，给我留下温馨的感觉。

第二天，老邢来，说岳母态度很明确：做个朋友吧，婚姻就免谈了。她说，他们两个人不合适。他是个烈性子，继卿也是个烈性子。一个要吃钢，一个要吃铁。两烈必相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免了吧。我说，我一句话也没说，她怎么就说我烈性子？老邢说，那我就不知道了。不说话也不好，说是“沉沉不语者不可输心”。他说，这件事恐怕只好算了。继卿本人倒是挺喜欢你的，印象非常好。但是她对老娘百依百顺，这事看来不成。我请老邢帮我约继卿出来，单独谈谈。谈了几次，互相喜欢，决定结婚。岳母坚决反对。继卿坚决不听。老邢说，这可是第一次，继卿对老娘不孝顺呀。我去拜见岳母，岳母仍然坚决。说，我是为你们好，与其将来后悔，不如现在死心。继卿也很坚决，请人帮弄到一张农机厂革委会的证明，寄到酒泉，让我在酒泉办结婚证。有了结婚证，就算是夫妻了。当她把这个既成事实告知岳母时，岳母意外地平静。说，我知道你，你是说一不二，早晚会有这么一着棋的。天命难违，我认了。结了婚就得好好地过，终身大事，不是试着玩的，不可以使性子，不可以说一不二，有事要商量着办，才能够逢凶化吉，知道了吗？从那时起，岳母接纳了我。

一九七二年我回家探亲时，关心爱护我就像我母亲。结婚后，继卿提出，要到我们家去住。我家两间屋，老得快散架了。紧靠汽车路（泥土路面），很脏很吵。除母亲和高林以外，还住着姐姐一家三个，根本挤不下。我劝她别去。她坚决要去。说，“谁家的媳妇不进门呀？”说姐姐一家应当分开，“这么窝在一起，不像个正式人家。”我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而且一年只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先凑合一下，将来再想办法。她说，这是不把人当人呢。

我以前写了许多文章，要求把人当人。现在听说，我自己也不把人当人了，吃了一惊。但是牵扯到姐姐一家，分辩不清。她是纯粹的理想主义，名分大于实际。我是俗人，实际大于名分。这种名实之辩，只能“说一不二”。年复一年，继卿一直想改造我，我也一直想改造她。谁都达不到目的，就像青石板上钉钉。我向岳母求助，说光讲道理，不顾实际行吗？岳母说，你们一个要吃钢一个要吃铁，叫我能说个什么？人心别说是肉做的，就是个铁秤砣，在胸门里头吊了这么多年，也该有点儿人气了，怎么就这样子的一窍不通？实际要讲，道理也要讲。道理是根本，实际是枝节。人懂道理才是人。别人越是不拿我们当人，我们越是要活得像个人样，你说对吧？我提出要求离婚，岳母根本不信，不相信我会混账到这种程度。说，吵归吵，这种气话，以后谁都不许再说。我要求协商解决，但是无法协商。岳母告诉我，人有良心才是人。不可以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一切由着自己，不拿别人当人。这个硬道理，我不能反驳。面对铜墙铁壁，决心逃避崇高。继卿坚决不离，事情拖了多年。我向法院起诉，缠讼又是多年。一九八七年法院判决离婚以来，继卿一直没有再婚。事实上岳母和她两个，从来都没有承认过法院的判决是算数的。

我和继卿生了两个十分可爱也十分聪明的女儿，但除了一年一个月的探亲假期，十五年间从未共同生活。她们很不容易。我和高林在外，也很不容易。那一切无可奈何，转眼已成历史。但是历史，有时候也很沉重。她们母女两个那种超凡脱俗的理想主义，那种在虚拟的世界里追求完美的努力，使我每念及之，都不免肃然起敬。同时又有一份对于悲剧性崇高的恐惧。每想起她们为我所受的一切痛苦，以及孩子们因父母离异所受到的一切痛苦，我都有一份深深的负罪感。

三

我的第三位岳母，名字叫纪宇。一九二八年出生在北京城里一个基督教家庭，祖上有羌族血统。日本入侵华北沦陷时，全家逃难，经武汉、西安，到了兰州，住在黄河边上的一个果树园里。日夜河声浩荡。她晚年的回忆录，是从这里开始的。第一句是，“浓密的树林，遮断了漫天烽火。”她从小没心眼，大大咧咧。别的孩子很容易地就可以把她手里的食物哄过去吃掉。她常独自爬上摇摇晃晃的羊皮筏子，或率先走上咔咔作响的冰河，不知道害怕。父母亲曾担忧，她是不是有点傻。后来上了学，功课很好，才放心。父亲在美孚石油公司做经理，常带她到他们的交易场所——茶馆、酒楼，有牌桌和大烟榻之类的地方吃饭。说等她长大了，要送她到美国留学，她都不感兴趣。

战时后方，共产党地下组织活跃，学校里私底下流传着不少禁书。她床头点支蜡烛，一读就是大半夜，把共产主义理想和改造世界的事业，当做了新的上帝。十六岁那年，她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搞了个读书会，被国民党特务抓进监狱。还是不知道害怕，同审问她的人对嚷。女监里有两个共产党员，一个叫王方玉，一个叫樊桂英，都对她关心爱护无微不至。从她们那里，她学到很多东西。以小孩子的身份，用各种方法，帮她们同狱中其他党员联络。大家都喜欢她照顾她，她对党更有了感情。解放后，王方玉当了铁道部劳资局长。樊桂英当了“右派”。八十年代我在北京她的家中，见过这两个人。命运虽迥异，一样是平常老太婆。丝毫也看不出那个英雄时代的传奇历史。父母亲用金条上下打点，把她救了出来。半年多的铁窗生活，摧毁了她的健康，却坚定了她参加革命的意志。康复后告别父母，一个人到了北京。一面上学，一面寻找地下党。后来做了学工委（中共地下组织学生工作委员会的简称）书记宋汝棼（曾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秘密交通员。就这样，一个没心眼大大咧咧的女孩子，变成了一个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与学工委男同事李昌绍成了朋友，生死与共的那种。但是不久，她就同其他几个年轻人一起，被组织上送到解放区，上华北联大去了。去革命根据地，要偷越封锁线。大家都很兴奋，特别是她。乘车时把座位让给别人，步行时抢着帮掉队的同志背行李。休息时集体唱歌，她站着打拍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要推倒三座大山／填平苦难的深渊……”唱得热血沸腾，打拍子的两手，不觉都握成了拳头，紧得发痛。

但是到达目的地以后，一切和想象的不同。干部吃饭，分大中小灶。开斗争会，场面很血腥。连扎两根小辫子、穿一件花衣服，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大家互相监督互相批评，离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很远。不少同学情绪低落，她也是。在党的教育下，学会了“自我批评”，取下了“有色眼镜”，才又振作起来。

一九四九年学校随军进京，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与昔日的男友分手，她大病一场，几乎死去。学校把她送到协和医院，同志们轮流值班看护。每次要输血，都有满满一卡车人来排队验血，更使她深深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出院后，与一位在病中照顾她无微不至的同事结婚。丈夫在经济系，她在哲学系。得一子一女。女儿小雨，后来是我的妻子。至今保存着一些他们当年的老照片，男女都穿着一式四个口袋的宽大军服，生活简单，精神充实。

一九五七年“反右”时，她是系总支副书记。经手把一个个同自己从前一样百无禁忌的青年送往京西煤矿劳改，感到不安。昔日男友李昌绍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也在外语学院教授任上被打成“极右派”，更使她困惑。到回龙观精神病院去看望“右派”学生刘大骁，回来后更有了一种负罪感。二十多年后，在人大哲学系建系三十周年的庆祝会上，她作为嘉宾上台讲话：“在座的各位，有许多是反右运动扩大化的受害者。我当时盲目执行政策，伤害了许多无辜，一直十分内疚，请求大家原谅。”说着向台下深深地鞠了一躬。下来有两个人找她，一个是主持会议的人大副校长，一个是中宣部理论局局长，都是她当年的学生。他们说，纪老师你今天不应该这么说，我们没必要向他们道歉。她回答说，我不那么认为——这是后话。

丈夫原则性强，不爱听她的牢骚。从五七年起，生活和工作都越来越压抑。一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在一辆长途汽车里坐着些不知什么人，外面风雪茫茫，她缩在后座，要到东北大兴安岭劳教农场去找李昌绍，只为了说一声“我相信你是好人”。车不停地开，变成一间屋，没门没窗，一地没头的小动物，吓醒了。在回忆录中，她写道，分手十几年，同李已毫无联系，梦揭开的秘密，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几年后，她离婚了。同哲学系一个同事结婚，一起调离了人大。她调到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丈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家也先后搬到了永安里八号楼和大北窑一号楼。新生活并不美好，唯物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之间的种种差别，使他们相处日久，相违日深。

她依然寂寞。常在假期里带着孩子到各地走走看看。道路艰难，满目荒凉，每次远行归来，都感到身心俱疲。但她下次还去。来回于乡土中国的苦难，和学院生活的单调压抑之间，不知舍此安归？“文革”开始时，她“靠边站”。在农大畜牧系当总支书记的她的姐姐被打得很惨，向她求助。她帮助姐姐逃到一位朋友的山西老家，太行深山里的一个小村躲藏。村干部和民兵来问这问那，姐姐很害怕，又跑回北京。瞒着她，向红卫兵自首，把一切都招供了。她被揪斗时毫不知情，矢口否认一切。直到人家说出她的朋友乌子瑞（前北京市铁路局局长）和他的老家、太行山里那个偏僻小村的名字，才傻了眼。面对革命群众的滔天怒火，当年在国民党监狱里英勇不屈的她，低头弯腰，任人推来搡去，像换了一个人。但是本性难移，依然没心眼，依然大大咧咧，依然生活在别处。

“拨乱反正”以后，我到社科院哲学所时，她的先生是我的领导，常邀我到他们家吃饭，我因此认识了她和她的女儿小雨。她头发已经花白，目光依然单纯，待人依然真诚。凡有进京鸣冤的熟人、学生来访，她都鼎力相助。或供食宿盘缠，或代申诉陈情，忙得不得了。但帮助他人的快乐，治不好亲人背叛的创痛，更不能充实信仰和爱情破灭以后留下的双重真空。我发现她只要一静下来，就陷入忧郁之中。眼瞳里映着那个精神宇宙中的黑洞。

我和小雨结婚时，她告诫我不要涉入政治。说政治太肮脏了，书呆子掺和不起。说小雨身体单薄，出了事也担当不起。我们走后，她提前离休，和先生分居，开始写回忆录。孤灯继昼，废食忘寝。写到写不动，就喝浓茶。手指写麻了，揉一揉继续写，像一种自我施加的刑罚，但于她是一种快乐。我们每次回去看她，她都有新东西给看。历史资料丰富，个体经验独特。文字清澈透明，就像她纯净的目光。但是读着读着，我忽然感到悲哀：这分明是为了抗拒黑洞的引力，在寻找失落的自我。

一九八九年秋天，我被迫与家庭隔绝，最惦念的还是小雨。后来才知道，这期间她每天给小雨写一封长信。家常琐事、往日经历、读书心得、传奇故事、刹那间的感觉，梦……除了政治无所不谈。两纸箱信十几万字，正是小雨亟需的精神支持。那年她骨折卧床，请了个保姆做家务。这些信都是在床上写的，可信上却只字未提。

我自由后，和小雨去北京看她时，她还在卧床。人瘦了许多，眼睛更大了，但神采已不复奕奕。一直在床上写作，近四十万字的回忆录，已接近完成。她说精力不济，越写越慢了。楼外一面是立交桥工地，一面是国贸大厦工地，噪音山响，煤烟、沥青、机动车废气和尘土混合的气味，强烈浓厚。只有在她的书稿里面，才闻得到清新的空气：奔河，秋林，万树梨花一片香雪海，沉沉雪夜里炉火的温暖，和漫长而又崎岖的献身路上，号角声声，红旗飘飘，马鸣风萧萧……

我的一个在报社工作的好朋友，带着新婚太太去看望她。太太拿走了岳母刚刚完成的书稿，说可以帮助出版。不久又单独前来，要岳母补充人大“反右”部分的资料。取走补充稿后，从此音信全无。

一九九二年五月，我们得到噩耗赶到北京时，岳母已借助安眠药摆脱了黑洞的压力。遗容安详，嘴角上游走着一个形而上的微笑。遗书很平静，说我是自我解放，你们不要悲伤。嘱我们为她要回书稿。我去找我的朋友。朋友真诚依旧，诉说了许多外界不知的苦楚，让我直接找他的太太。他太太比他小三十六岁，可能是有代沟吧，很难说话。那些天，我天天在大北窑和金台西路之间，顽固地来回奔走，终于要回书稿，但已残缺不全。好在这些得失，已经于岳母无损。写作把她的人生，高扬到了抒情诗的境界，这就够了。手段大于目的，过程大于结果，意义的追寻，大于意义本身。正如她小时候独自远行，投身于不可知的命运，那份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早已把她所献身的那个乌托邦的幻灭，作为一个被扬弃的环节，变成了她的自我实现。那么美丽，又那么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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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泰（1935年10月15日－），江苏高淳人。中国画家、美学家、散文作家。“六四事件”后，经“黄雀行动”转抵美国，现居拉斯维加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