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有特色的景儿

  这话题恐怕早被说滥了。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北京整个成为了一个“大建筑工地”；原来大片大片的胡同被平推，各种高楼拔地而起。传统的北京彻底的无影无踪。您说了，还剩下些胡同作为文物保留下来，比方说南锣鼓巷和后海一带。是，那些房子和四合院还在，可气氛已完全不同；加之那儿挣钱的人们为拉生意想方设法地捯饬各自的门脸儿，说实话，看着有点反胃。如同没什么见识的娘（念nia，发第二音）们，把个还顺眼的脸蛋涂抹了太重、太厚的粉底霜和红胭脂。

  今儿忽然想到老北京掏大粪这景儿。说说吧；“文革”前还有个叫时传祥的掏粪工成为劳动模范，和当时的刘少奇主席合影留念。当然，“文革”开始时时传祥倒了楣，因为那张照片他成了“粪霸”。“文革”这种事儿多了去了，就别学“祥林嫂”了吧。我估计自从有了北京城，就有了掏大粪这行当。古时候起到现代，北京城居民的厕所在院子角落的一间单独的房子里。不一定在院子的深处，也许就在大门边上；反正是个犄角旮旯的地方。厕所里面有个长条的粪坑，上面搭上木板，出恭时您就脚踏两个板子“蹲坑”。这粪坑不可能有向外排污的管道；尽管是个“死膛儿”的坑，也不能凑合，怎么也得修得结实。不然上厕所，您刚蹲在两个板子上，“窟嚓”一声，或者是板子断了，或者是粪坑“塌方”，您折粪坑里怎么办？

  那时上厕所解大手可不赶现在，用的手纸好的算是“草纸”也就是“豆纸”。不想花钱买手纸，那就凑合着什么旧报纸、旧书、包装纸一类的纸张。叫“豆纸”大概因为其表面粗糙。其实这种豆纸粗而不硬、糙而质地柔软，再加上纸质密实，所以与今日之卫生纸比较并不算差。您要上厕所，拿张旧报纸就去了。一不留神报纸上有“伟大领袖”的照片，那可是件麻烦事儿。那年头儿……

  老北京管厕所叫“茅房”。北方农村的厕所都是茅草棚子，这可以叫“茅房”。北京郊区农村越来越多的人住到城里，仍然管厕所叫“茅房”。这城里的厕所比乡下的讲究，但也不会弄得跟住家的房子似的。下雨不漏，厕所里有电灯（过去就得用油灯），有门就差不多了。如此，厕所里除了冬天会蚊蝇孳生；特别是夏天，粪坑里都是驱虫。

  如果厕所地上爬着大尾巴蛆该多闹心？那没办法，只能等着十天半个月的掏大粪的来掏厕所。我记事时已经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那会儿京城的环卫局有专门的掏粪工（我估计他们是全民所有制职工待遇）。他们是坐专门的装粪车来的。每人都穿着工作服，戴着工作帽，背着个大粪桶，身上还带着盛粪便的小桶和“勺子”。盛粪便的小桶带有长把，桶就挂在最前面。工人通过长把把粪坑里的粪便连汤带水的舀出来，倒入大桶内。那个带长把的大“勺子”在掏完粪最后用一下，把粪坑里挎干净。工人背起装上粪便的大桶来到户外的装粪车旁，把大桶放到专门的装置上（算是手工操作的翻斗吧），然后把大桶里的粪便倒入装粪车。

  掏粪这工作的确很脏很臭。掏大粪的一来，满院子恶臭。人真是个臭皮囊，肚子里怎么如此之臭？

  很多时候是郊区农民来掏粪。人粪尿发酵后是非常好的有机肥。他们使用的工具和环卫局掏粪工人一样，但他们装粪的车子是牲口车。

  再以后，特别是上个世纪70年代起，北京的胡同里修了公厕。各个院子里的没有排污设备的厕所都拆了。这些公厕也是装粪车来拉粪便。环卫工人使用抽水机式的设备将粪坑里的粪便直接抽入装粪车。这下工人们再不用背粪桶掏粪便了。我们家在“文革”初被“扫地出门”搬进个大杂院。在那儿我就上这种厕所。每天清晨男女厕所门口都排队，内急的人们龇牙咧嘴。

  有一次环卫工人好长时间不来抽粪便。粪坑里“粪尿满盈”。一问原来此前不知哪个淘气孩子把好多半头砖扔进粪坑，这些半头砖随大粪抽入管子后就堵在管子中。得，人家活儿没法干了，管子堵啦。环卫工人于是不肯来我们这儿的厕所，说非得让肇事者承认错误并保证以后再也不捣乱。可我们哪儿找这个惹祸的孩子去？最后，街道居委会派了个老头儿在厕所值班。见着像是淘气包上厕所来了，就跟检查身上是不是有半头砖。这事儿闹的。

  对了，我们那儿的公厕还发生过“耍流氓”事件。一个星期天的大清早，一位大姑娘去公厕。她刚进去就嚎叫着冲了出来，然后跑回院子里嚎哭。院子里的人们都纷纷从家里出来问缘由。她哭嚷着说“厕所里有个流氓”（估计是个性变态者）。院子里几个小伙子一听立即飞奔出去，在厕所那儿四下乱看。好，看到了，三百米外一个家伙，穿着背心裤衩正在胡同里跑呢。哪儿跑！几个小伙子飞奔上去，劈头盖脸就打。那人大喊“怎么回事呀，怎么打人呀”。小伙子们下手就更狠了，打得他满脸是血。然后押着挣扎的这主儿来到院子里让那大姑娘指正。

  大姑娘一愣，“不是这人！”她这话刚说完。那受冤枉的主儿马上两眼一翻，昏过去了。“哎哟！咱们打错人啦！”小伙子们喊着“对不住，对不住”，有人立即找来辆平板车，一帮人将昏倒的受冤屈者抬上去，风风火火去了医院。这主儿干什么的？咳，人家早上起来跑步锻炼身体。

  现在城里的人们家中都有了自己的马桶厕所。掏大粪和胡同公厕都已成为过去。不过，这住家马桶厕所用水量可是惊人的。在上厕所“蹲坑”的年代多么省水呀。北京是那么个缺水的城市，现在又膨胀为两千万人以上的超级都市，用水真是个大问题。

  北京现在机动车车满为患。殊不知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总能看见不少牲口车，车老板挥着长鞭吆喝着很神气的样子。拉车的牲口是马、骡和驴（牛走得慢，没法进城开眼）。有些拉车的牲口是母的，生下来不到一岁的小崽也跟着。小牲口崽子不拴着，在大车周围跑来跑去。我这么一形容你可以想象，当时北京街头的机动车可真没多少。

  在我记忆里，这些牲口车多是郊区农民进城送菜的。还有些是拉建筑材料，粪车也有。我在菜市场那儿看车老板赶着大车过大秤。大秤在地下，车是整个赶到大秤上秤重的。卸下菜后，空车再过一下秤。扣除空车的分量就是菜的重量了。我发现车老板耍心眼儿，他们总是在秤整个车重时坐在车上，卸了车秤空车时他们可不在车上。这无形中，菜的重量包括了车老板的体重。当时北京的蔬菜卖得非常便宜。我估计一车能拉两、三千斤蔬菜，最多也就卖百十块人民币。车老板一百多斤，也许他能占几块钱的便宜。菜市场管秤重量的人也不管这种事儿，装没看见。看看，这就是因为公有制。如果菜市场归私人所有，菜市场老板肯定不能吃这个亏。

  牲口车进城，每个牲口的屁股后面都要挂一个粪兜子。这是怕牲口把粪便拉在马路上影响环境卫生。这恐怕是当时牲口车进城必须遵守的交通规则。不过许多车老板不愿意给牲口挂上粪兜子。我还看见警察抓住没有给牲口挂粪兜子的老板罚钱呢。赶大车的老板违反交通规则不是因为超速，而是让牲口把粪拉在马路上。

  我当时从来没听说过这些牲口在北京城里惊了的事儿。真要是牲口惊了疯跑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人们都说大车上有手闸。如果牲口不听话了，车老板就拉闸，牲口就折腾不动了。谁知道呢？我那时总看见有些牲口带着“眼罩”。那种“眼罩”可以让牲口只看见脚底下，远处看不见。我觉得这是避免牲口受惊的方法。

  在我每天上学的路上总要经过一个劈柴厂和一个煤铺。劈柴厂有台电锯，将一些废木材或伐倒没用的大树锯成一段段（十几公分厚）。一群老太太便将这些锯完的木头劈成劈柴。我有时在劈柴厂栅栏外边看着老太太们半死不活地干活。劈柴当时是北京市市民烧炉子一定要用的。

  那个煤厂我也总往里张望。一个机器转动着，不断地压出煤球。另一个机器专门出蜂窝煤。

  那时北京市的市民做饭和取暖都用蜂窝煤或煤球。家里需要蜂窝煤或煤球了，煤铺的人会上门让各家各户订购。

  送煤是个很重的体力活。像我们住的是深宅大院。煤铺的工人要背着蜂窝煤走很长一段路呢。那时家家户户烧饭的地方摞着一摞摞的蜂窝煤，在一个避雨的地方堆放着煤球是院子里的一景。孩子们淘气时互相扔煤球。有时煤球打碎了玻璃便惹了祸。

  那时街道上和胡同里还有缝纫社。一帮街道老太太在里面干缝洗浆补。这家里有换洗被里、床单的，需要缝补拆洗的棉衣的，大都送那里让老太太们干，少许花几个钱。我“上山下乡”时还去那里拆洗缝补我的棉衣棉裤呢。老北京的人们过去管这叫“缝穷”。1958年“大跃进”了，政府把“缝穷”的老太太们组织起来成立了缝纫社。

  我前几年去墨西哥旅游带了针线，准备旅行用品破损了（比如书包带断了）缝一下。有个专门我和过不去的网友说我这是“缝穷”，把中国人的脸丢在国外。他给中国人长脸，旅游去日本。看着日本服务人员不断地点头哈腰，他感觉特神气。我一下子像进了厕所。

  呵呵，劈柴厂、煤铺和缝纫社，还有粮食店只能在我的记忆里了。

  想一想，北京城里那时总会有些新鲜事物。那会儿人们穿的袜子都是布的，很容易破。六十年代初有了尼龙这种人造纤维，街头就有了专门给布袜子尼龙线加底的摊点，就是用缝纫机将尼龙线在袜子后跟上来来回回跑上几趟。这样用尼龙线加固的袜子穿起来就比原来结识多了。我们孩子们那时都拿着好多布袜子排队等着给布袜子“尼龙加底”。

  塑料鞋底的出现让孩子们的鞋耐穿起来。另外，塑料鞋底穿着穿着，鞋纹磨没了会很滑。冬天的时候，孩子们就在胡同里泼水。结了冰后穿着磨光了的塑料鞋在上面打出溜，一下子没玩儿好滑倒了很开心。老太太们则气愤，她们在冰上摔一下没准就进了鬼门关。

  我记得家附近的馒头铺有了压面机后我经常去那儿买切面。有一次让我妹妹去买切面，大家等着她回来好煮面条。可是等了一个多钟头也不见她回来。我饿坏了，跑到馒头铺一看，妹妹拿着切面正全神贯注地看压面机里往外切出来面条。她看得那么着迷，居然把我们正在等面条下锅这事儿给忘了。她后来回忆到，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压面机这么神奇的玩意儿。

  当年那个老北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