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痕——林瓔女士與她的越戰紀念碑

AnGo醬

  這是一個關於藝術觀和創造力的故事，也是她因越戰紀念碑被載入美國歷史的經歷。這座紀念碑曾經幫助無數美國人平靜地接受美國歷史上的一些痛苦片段。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中心區域，屹立着兩個由華裔設計師設計的作品，一個是由貝聿銘設計的國家美術館東館，另一個便是由林瓔設計的越戰紀念碑。

  關于越南戰爭，美國人一直爭議不斷，一部分人認為美國是在幫助越南人，另一部分人認為美國無權干涉他國事務，戰後許多年都在為此爭論不休。而從越戰歸來的軍人幾乎都帶着絕望和憤怒的情緒，他們在戰場上摧毀村莊和屠殺平民，歷任總統說這是去“挽救越南的人民”；回國之後，他們被反戰者稱作是是Baby-killer、戰爭罪犯。憤怒的退伍軍人，在白宮前的抗議遊行扔掉了用同伴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勳章。

  終於在1979年4月27日，一群參加過越南戰爭的老兵在首都華盛頓成立了非盈利性組織“越戰退伍軍人紀念基金會”，請願在國家大草坪博物館（憲法花園）、紀念碑群落地帶建造越南戰爭陣亡將士紀念碑。他們提出，這座擬議中的紀念碑要成為美國社會中一個鮮明的形象，不管這座紀念碑最後建造成什麼樣子，它必須滿足四項基本要求：

  1.紀念碑本身應該具有鮮明的特點；2.要與周圍的景觀和建築物相協調；3.碑身上鐫刻所有陣亡和失蹤者的姓名；4.對于越南戰爭，碑身上不要有一個字的介紹和評價。

  1980年7月1日，美國國會同意越戰老兵的要求，批准在林肯紀念堂的東北，國家大草坪（The National Mall）附近的憲法花園的三英畝地為紀念碑碑址，並在全國範圍內徵集設計方案。

  在1981年3月31日，選拔委員會總共收到了1,421宗設計方案。設計者全部匿名，只有數字編號。所有設計經過所有評審委員審查，設計方案先是篩選到232個，再是39個。最後，評審委員會選擇了第1026號設計。

  而這個方案的設計師就是年僅 21 歲的林瓔。彼時，她只是耶魯大學建築系大三的學生，為這個設計作品而贏得了 2 萬美元的獎金。

  正如悉尼歌劇院的設計稿是被從廢紙簍里撿回來的，林瓔設計的越戰紀念碑在當時在班上也只是一個被評為B的作業。由於長期以來對墓園都十分感興趣，她註冊了一門由安德魯斯·伯爾（Andrus Burr）教授主講的喪葬建築藝術課（funerary architecture)。

  對於這門課程，大家可能會感到陌生。因為在中國一提到墓園，會覺得有些忌諱，或第一時間聯想到風水，而在諸如美國或歐洲這樣的地方，墓園或者說紀念公園的設計是設計體系中獨具風格的一個部分。

  “1980年秋，那年我和其它五名學生正打算做一個有關墓地建築的作業，主要強調如何通過建築形態來處理‘死亡’這個主題。整個學期我們做了許多相關的設計，有一個同學，我忘了是誰，偶然發現了徵集越戰紀念碑設計方案的海報；於是我們想，何不把它作為畢業設計呢？我們來到將要修建紀念碑的地點華盛頓。當我站在那裡時，開始本能地想象着自己用小刀將地面立體切開並翻起成兩翼，一邊指向林肯紀念堂，另一邊指向華盛頓紀念碑，上面還按順序刻着陣亡者的名字。這時有一位同學收到了紀念碑的設計手冊，其中明確規定紀念碑上必須刻有全部57000多名陣亡者的名字。於是我說：‘太妙了！’將名字逐一鐫刻在黑色反光的地表上。正是這樣的一座紀念碑！”——林瓔

  在構思紀念碑方案時，林瓔設計了一個很大的開角，象徵着戰爭就像是地球的傷疤。沿開角向東延伸，剛好指向華盛頓紀念碑，向西延伸則指向林肯紀念堂。

  這一設計，在當時可謂是打破了紀念碑常見的設計手法，當我們將它和旁邊的華盛頓紀念碑進行對比，就能輕易地列舉出兩條明顯的區別：其一，它的顏色是黑色，而不像大多數紀念碑或墓碑呈白色；其二，它沒有直立向上、高高聳起，而是隱藏在了地表之下。

  “我想象自己將刀刃切入地面，並將切口翻起，一種原初的暴力和痛苦就在那時被治癒了。草皮會慢慢生長起來將其覆蓋，但那個切口將成為地面上一道平坦、光滑和明亮的表層，像在一個晶洞上切開的口子，然後將四邊磨光。名字就是這座紀念碑的全部，無需再添加任何修飾。這些人和他們的名字會帶給每一個人回味和記憶。然而，它又不僅僅是一長串死亡者的名單，它還給了人們機會看到其他一些名字和從那些名字上反射出來的自己的臉。

  它將成為一道邊界，隔離着我們的世界和另一個更詳和更隱秘的遙遠世界，所以我選擇黑色花崗岩體現沉思與安寧。對我來說，它從來不是一堵牆或一個獨立的物體，它在我眼裡是大地的一角，是被掀開的一側土地。反光的岩石表面使整個公園的空間比原來增長了一倍, 並且呈現出兩個世界，一個我們的世界和另一個我們無法介入的世界。兩面牆翼分別指向林肯紀念碑和華盛頓紀念碑。我希望通過聯接這兩個美國的象徵性建築體現出過去與現在的統一。

  至於以破壞公園的天然景色為代價來紀念生命，在我看來本身就是偽善的做法，更不是我的本性。我始終希望我的設計能與大地合而為一，與修建地點相互融合，而不是去占據或獨霸一方。我把我的作品當作一種為大自然添置的美景，而非一種好鬥與炫耀的情緒。

  在我們回耶魯的路上我快速畫下了草圖，可它看起來幾乎太簡單，太渺小了。我試着在邊上加了一些厚平板作為引向紀念碑的過渡，但它們顯然不是一回事。它太簡潔了，以至於任何添加的部分都會顯得格格不入。

  根據我的設計初衷繪製的草圖給人一種逐漸延伸並消逝的視覺感受，所以他們戲稱我是建築系的莫奈。當你把它當作一個作業來完成而非為了競賽時，你是完全出於自己對越戰的理解，用自己的方式在進行創作，我只須擔心能否通過考試。”——林瓔

  當時林瓔的這份設計說明甚至還有塗改的痕跡，但方案受到了評審團的高度重視。

  “第一次看到這個作品時，它並未引起我的注意。但是我錯了，有好幾位評審都對它印象頗深。的確，凝視它越久，你就越被它打動，就越看到其中蘊藏的驚人力量。於是每多看它一眼就使我更加確信，它毫無疑問就是我們要找的那唯一的一件。

  這個結果的確有點出人意料，因為最後被選中的竟然是這樣一個看似刻板而又平淡無奇的作品。評審團成員不止一個人有着這樣的感受。直到傑克.威勒，幾乎是伸長了脖子驚嘆道：‘這一定是一個天才的傑作！’時，評審團才不得不折服于慧眼獨具的那個人。”——評審團主席 Jury Chairman

  “我知道，要想完美的表達出這個設計中所包含的思想就必須寫一篇輔助性的說明。那篇短文花了我將近兩個月的時間。它必須傳達出我的意圖，因為單從圖紙上看，會讓人感覺這個設計過於簡單了。我等了十一個小時，終於拿到了用快件寄來的展示板，然而時間不多了，我只得用手抄寫了那篇文章，因此還留下了一些塗改的痕跡。當我把作品寄出去參賽時，沒有抱絲毫獲勝的希望，因為它全然不是一種對政治鬥爭的頌揚，而是集中在體現個體以及失去的生命的主題上。”——林瓔

  只是，她的設計在普通人看來過於抽象，甚至覺得太奇怪了。由於人們對戰爭的意見不同，造成了人們對設計也有不同的看法，那些認為這場戰爭是不公正和不道德的人，擔心這座紀念碑會將其榮耀化。其他人則擔心過於簡單的設計，不能彰顯美國人所奮戰的這段經歷。

  更何況主設計師是華裔，讓一個亞洲人來設計這座在亞洲發生的戰爭紀念碑，這對美國人而言簡直是一個巨大的諷刺。方案一經確定，就受到種族主義分子和一些越戰老兵的抵制，不得不重新組織評審團。

  一位反對這個設計的越戰退伍軍人說：“我不關心藝術，一個人不需要藝術教育就能看出這個紀念碑的設計，這就是一個黑色傷痕。”

  “有差不多幾個月的時間我才突然明白過來，原來有不少的人都在反對。不僅因為這位越戰紀念碑的創作者不是退伍軍人，還因為她是一個亞裔。我曾問過一同工作的退伍軍人有關那些批評信的情況，的確有人責問過他們，說怎麼能讓一個亞洲人設計紀念碑。”——林瓔

  面對全國的爭議及附加其它紀念建築物的要求，林瓔堅持自己的主張。她尖銳地指出：“那些附加的東西對於原作無異於一種造成缺陷的入侵行為。”她不同意野蠻地將兩種風格的紀念碑放在一起的做法。她說：“這項設計的主體肯定是‘人’，而不是政治。只有當你接受了這種痛苦，接受了這種死亡的現實之後，才能走出它們的陰影，從而超越它們。我的確希望人們為之哭泣，並從此主宰着自己回歸光明。”

  幾經老兵抗議、政治因素以及社會輿論的周折，國家藝術委員會最終通過林瓔的設計。紀念碑施工期間，林瓔離開了華盛頓，休學一年，一年後轉到哈佛大學設計研究院。因越戰紀念碑所引起的爭論使她無法專心學習，不到一學期即退學，最後再回耶魯完成了學業。

  1982年11月13日，紀念碑揭幕，這樣一個天才的、傑出的作品終於得以問世。揭幕儀式上，人們在紀念碑上尋找着自己在越戰中死去的朋友或親人的名字，獻上鮮花和禮品，寄託哀思。

  美國陸軍士兵里昂卡西說：“當你從車上走下來，看到這面牆，它的強烈感覺是讓你窒息。看到那些熟悉的名字，觸摸它們，感覺真的很強烈。”

  紀念碑上按時間順序刻上了為越戰獻出生命的男男女女，放大的 1959 年和 1975 年是越戰開始與結束的年份。值得一提的是，林瓔對於碑身上的總共57661個名字排列方式的處理。名字是按士兵們戰死的時間排序的。1959年越戰開始後的第一個死者的名字位於東牆之首，然後自上而下依次排列，東牆排滿之後，再從西牆的銳角處起，以相同的方式一直排列到與東牆相接的地方。這樣，1975年戰爭結束前的最後一個死者的名字剛好在西牆的最末端，跟東牆之首的第一個名字相呼應，林瓔希望能藉此象徵着戰爭的帷幕拉開又合上。

  仔細觀察的話，會發現在這些名字與名字之間，是以一個個小點相隔，它實際上代表的是一顆顆鑽石。還有一些名字後面是十字架，代表着被俘或失蹤的人。當初還有一個約定，如果有人最終生還，就在十字架旁邊畫一個圓圈，可是至今還沒能畫下一個圈。

  很多人退伍軍人之前不喜歡那面越戰牆，覺得它是一個醜陋的黑色溝渠。但當看到完工後的樣子就不那麼認為了。建成後 V 形的黑色花崗岩線條，與傾斜的土地逐漸融合，不是因為是死難者才被紀念，也不是因為他們是英雄，而是因為他們也是受害者。

  其實在這些名字的背後，還有他們在越南的殺戮和毀滅，有着200多萬越南人的死難。林瓔在設計紀念碑時，刻意不去研究越南史和越戰史，她的設計如同大地開裂接納死者，具有強烈的震撼力。

  “我在心裡作出決定，不對越南戰爭和圍繞它所發生的社會混亂做任何研究。我感到政治的出現會使那些退伍軍人，他們的付出和他們的生命黯然失色。我希望創造一座使每一個走近它的人都能忘記諸如‘越戰究竟是不是一個錯誤’這類問題的紀念碑。名字的力量此時占據了我，牆壁總是強烈地吸引着我去觸摸那些陷進大理石里的名字。並且無論周圍多麼喧囂和擁擠，總有一種詳和與肅敬的氣氛圍繞着那些名字。名字是一種力量。

  於是一種脫離政治的處理手段成為我對這項設計的基本目標。我不想用讚揚爭鬥或遺忘犧牲來突出戰爭這個主題，只希望人們能夠清楚地記得我們為戰爭所付出的生命的代價。

  我記得一位退伍軍人在紀念碑建成前問我，人們對它的反應會如何。我那時知道這些人們正在努力反對一個他們並不十分理解的設計，而我實在太害怕告訴他我的真實想法——那就是，一位歸來的越戰軍人將會為之哭泣。

  能夠在這裡和人談論越戰紀念碑的修建過程，對我來說是經過了幾年時間才能夠做到的。一方面是因為我本身需要時間遠離那些，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對當時的過程已經記憶不清了。

  那個時候我只想繼續我的學業，完成建築系的課程，然後再考慮關於下一個設計的事。”——林瓔

  就像當初評委對她設計的評價是：“它融入大地，而不刺穿天空的精神，令我們感動！”越戰紀念碑也成為是美國十大最受歡迎的建築遺址之一。

  林瓔的亞裔身份在當時也是一個敏感問題。在 1982 年紀念碑揭幕儀式甚至都沒提到她的名字。

  如果不是一場全匿名的設計競標，她絕對不可能成為越戰紀念碑的設計者，不僅是當時的大學生身份，而且還是亞裔女性。

  林瓔（Maya Ying Lin，1959年10月5日－）生於美國俄亥俄州。20歲以前，如果有人問林瓔，你從哪裡來？她總會說“我從俄亥俄州來”。但經歷了“亞洲人”的爭議之後，人們問她從哪裡來，她會說，“我從俄亥俄州來，但是我爸爸從北京來，我媽媽從上海來。”

  林瓔的父親林桓是林徽因同父異母的弟弟，1948年到美國留學，後來在俄亥俄大學教藝術，是個陶瓷藝術家。母親是上海人，美國留學期間和父親認識並結婚，之後在俄亥俄大學教英語文學，是個詩人。

  雖然長着一副東方人的面孔，但是童年的林瓔從來沒有覺得自己和身邊的美國人有什麼不一樣。由於自小在白人環境中長大，她曾表示直到很晚才意識到自己的華裔身份。林瓔的父母親很少跟她談到中國的事情，她完全不知道她有個了不起的姑父梁思成、姑媽林徽音，《紐約客》雜誌主筆、紐約市立大學教授路易斯·梅南德訪問她時順便告訴她有關兩人的成就，林瓔才恍然大悟。

  林瓔個性有點“孤僻”，她坦承自小學六年級以後就沒有親近的朋友和同學，高中第一名畢業，進了耶魯以後，自覺“如魚得水”，非常喜歡耶魯的環境。

  她說：“回首我的童年，那是一段非常與世隔絕的時光。多數時間我都喜歡呆在家裡專注於學習，干自己的事情，或者索性一動不動地坐在院子裡訓練我的小兔子、小松鼠、花栗鼠和浣熊。小動物們在房子裡玩耍的時候，我則專心於製作各種流蘇花邊、蠟模鑄銀等等。每天放學以後去父親的陶藝工作室或他所在大學的藝術學院成了我生活中最熟悉的部分。這也使我在某種程度上與俄亥俄直至整個世界所發生着的一切形成了隔離。越南戰爭，民權運動對我來說似乎是發生在另一個星球上的事。也許是出於厭倦，也許我更願意把這當作是一種自我回歸的方式。如今我覺得一方面是因為我不容易和夥伴們一起相處，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從來沒想過。”

  越南戰爭紀念碑給林瓔帶來了榮譽，也帶來了傷害。1984年，林瓔獲得了美國建築學院設計獎，之後又獲得了總統設計獎。獎項讓她得到很多新的設計機會，但她都沒有接。

  直到30歲，她才慢慢找到狀態，開始自己的創作事業。20歲以前林瓔對自己的中國血統毫無概念；30歲開始，才逐漸發現自己的作品中有東方文化的基因。40歲以後，她覺得自己的東西方思維形成了某種混合和平衡，自己更加完整了。

  年輕時候的林瓔，看起來就像鄰家的妹妹，她為人低調，不講究穿着，一個美國記者形容她，看起來總像是“匆匆趕去上課而又害怕遲到的大學生”。

  重新開始工作以後，林瓔創辦了自己的私人工作室，做雕塑設計和建築設計。她的設計從住宅到博物館到圖書館，再到紀念碑和裝置，豐富多樣。設計主題包含了婦女、民權、和平、環境、時間、宇宙，逝去，永恆，等等。

  民權運動紀念碑（The Civil Rights Memorial）。這座位於美國民權運動聖地蒙哥馬利的紀念碑由一面牆與一張圓桌兩部分組成，而重要的組成部分則是水。林瓔對於水這一元素的靈感則來自於馬丁路德金的那句“我們不會滿足，直到有一天公平像水一樣宣泄，正義像洪流滾滾而來”，看着不急不緩的水流緩緩而下，溫柔中充滿力量。

  還有著名的女性之桌（The Women's Table），在漩渦構造的橢圓桌面上刻着一圈圈的數字，記錄着耶魯大學從20世紀初開始每年入學的女生人數。

  風暴國王藝術中心占地 11 英畝，位於紐約 Mountainville 的 Storm King 藝術中心的西南邊。這裡原來是一個廢石坑，作為紐約州境填海項目被重新設計景觀。在土壤下方採用自然排水系統。並將通過種植 260 棵樹木完全抵消施工帶來的碳排放。波浪由七排波浪起伏的土和草組成。波浪的高度從 10 到 15 英尺不等，波谷距離大約為 40 英尺。

  她作為一名華裔女性，作品遍布美國各地。

  2016 年時任美國總統的奧巴馬，為 21 名傑出人士頒發“總統自由勳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其中有比爾蓋茨夫婦、邁克爾喬丹、賈巴爾、湯姆漢克斯、羅伯特德尼羅等，建築師中只有弗蘭克-蓋里（Frank Gehry）和林瓔（Maya Lin）。該獎章是表彰林瓔女士作為建築師、藝術家環保人士的卓著成就。這是美國官方給予藝術家的最高榮譽，不僅強調了林瓔對保護環境的貢獻，亦是為了她所設計的“越戰紀念碑”（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我的作品總是介於藝術與建築之間。我從不有意區分兩者。然而，我所創造的每一個藝術或是建築作品卻又是不盡相同的。而且我發現每一件作品的創作過程都有着看似雷同的不同。

  對藝術來說，瞬間閃現的意念或靈思是整個作品的靈魂。我會儘量不使細節干涉主題或凌駕於主題之上。

  而對於建築來說，你必須在實用功能和藝術追求之間小心地找到一個平衡點。雖然我的建築中總是有一個主題——就像小說里的情節——貫穿着整個設計，但同時我也要密切注意每一個構成部分的美學表達。你必須解決從設計規劃，機械裝置的選擇到所有硬件和組件的挑選等問題。還要使它們各得其所且相得益彰。正如每一篇小說雖然都有一個鮮明的主題，但每一章節，每行句子甚至每個文字也都必須為主線服務。

  我發現在保持兩種媒介的平衡的過程中，最難的就是，假如我把建造一個建築的過程應用到藝術創作中，將會扼殺了一件藝術品。

  所以我決不會去‘設計’一件藝術品。

  一件藝術品的主題可以由我決定，它可以獨立於外在的需求及功能而存在。一座建築的需求和條件則是多重的。對我，藝術是特殊的自畫像——它們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我是誰，因此要比建築來得個人化。事實上，一座建築倒更像是它未來的使用者的自畫像。

  過去的十年裡，正是在形成這樣一個藝術與建築的綜合體的過程中，我創作了一些介於這兩種媒質之間的作品。”——林瓔

  “她總是想要創造，就像一片鋒利的刀刃，義無反顧的朝着自己的目標前進着。這也是為什麼她總是能夠創造出那麼令人感動而好奇卻又貌不驚人的完美作品的原因。她的每一件作品都充滿了那種渾然天成的感覺，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她總是一個人決定，一個人完成，沒有任何事能夠阻擋的了她。想象一下在調查過程中抵制住所有反對聲浪所需要的勇氣，而她當時只有21歲，卻能承受住這一切，這種非凡的品格…她的世界就是一個充滿勇氣的世界。”曾經教授過林瓔的老師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