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说毛邓 最近在国内的互联网上见到这样篇文章。读罢觉得作者还是相对客观的。因为国内的政治形势，文章的口吻没那么露骨和激烈。其实我们评说历史人物，把个人感情色彩抛到一边就更容易理解当时历史的真相。 以下段落或句子之前打*号的，是我作为编者的评述。 ……………………………………………………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是以二个人的名字，即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标记的。虽然这二个人属于同一个政党的领袖，但他们所象征的历史内涵，却很不一样；其领导的政党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也大相庭径。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虽然已经执政，骨子里却依然停留在革命党阶段。该党真正变成执政党，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个革命家，而邓小平最后存留于青史的，却是改革家形象。毛泽东时代是革命时代，邓小平时代是改革时代。同样二个共产党人，背后的历史承接很不相同。在毛泽东身后站着的是孙中山、洪秀全，而沿着邓小平形象上溯，却是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历史人物。 *个人感觉，文章对邓小平的评价过誉。邓所起的作用得从客观效果来评述，他本人当时未必对他的所作所为有清楚的认识和前瞻。邓其实没什么理论水平；最多，他也仅仅是个革命的产物。至于毛，他确实是个革命者，但因为思想的局限性，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缺乏根本的了解，潜意识里崇尚专制。在他老年的时候精神上是极其病态的。 明白了邓小平的历史定位，就可以知道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与其说是开创性的，不如说是回归性的。自一八四零年以后的中国晚近历史，基本上沿着两条轨迹演变；一条是革命，一条是改革。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是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而从曾国藩、李鸿章到邓小平，则是历史上两次改革的先后承继。 历史从来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便其人是个划时代的历史人物。早年崇拜曾国藩的毛泽东，最后走上了一条与曾国藩功业完全相反的革命道路。而追随毛泽东闹革命的邓小平，最后却成了曾国藩式的改革家。在如此变化无常的历史面前，无论持什么样的史学立场，都不能诉诸简单的是非划分，不能以善恶判断求个痛快。 *我感觉，毛也好，邓也好，未必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前瞻性的清醒认识。他们是弄潮儿不错，但被动地被时代潮流驱赶。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希望夺取政权的必定是造反者，而改革者则必定是当权者。 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样的转折不仅是邓小平本人的切身体味促成的，也是无数中国民众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换来的。完成这么一个转变，对邓小平来说不容易，对全体中国民众来说，也很不容易。因为在毛泽东的成功背后，蛰伏着几千年的历史传统。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当然，还有从刘邦到朱元璋，还有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延袭下来的。邓小平的改革，面对的与其说是毛泽东的革命，不如说是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其中包括以革命的名义做成的专制。 这个专制传统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世袭制。从毛泽东晚年起用妻子，起用侄子，起用自己身边的女人等等，可以想见，假如他的长子不在朝鲜战场上殉难，那么成为接班人的可能是很大的。几千年来，没有一个开国君主不把江山传给儿子。就是跟毛泽东同时代的其他政治领袖，也都如此效法。比如，台湾的蒋介石，北韩的金日成，就连新加坡的李光耀也不例外。毛泽东、蒋介石、金日成和李光耀，彼此之间的政治倾向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可是他们做出的继位选择，却如出一辙。专制文化不仅是沿袭的，还具有很大的覆盖性。 *专制制度下，独裁者传位于自己后代（甚至妻子）是天经地义的。不过邓并非有意打破君主世袭制，而是毛搞的“文革”扶植的“文革激进派（以江青为首），不但把中共绝大多数老官僚们得罪了，也让老百姓，特别是城市中的知识分子怨声载道。毛的儿子如果活着，太有可能是“文革激进派”中的一员，毛岸英会在毛泽东去世后掌权？太有疑问了。是毛发动的“文革”让毛断送了他的世袭者。“四人帮”的被抓实际上是宫廷政变。 1980年代末，人们以非常激烈的言词指责邓家孩子如何赚钱，但很少有人留意到，邓家孩子的经商意味着世袭制的结束。其实皇权是没有公平和平等而言的，但商业文明却由于等价交换的原则，与公平和平等紧紧相连。邓小平（并非有理性的认识）废除世袭制的时候，他看到的仅仅是以往的历史传统被结束了。他没有意识到，他同时也把自己连同自己的孩子，送进了另一种文明体系里。在那样的文明体系里，人们要求的不仅是没有世袭制，还要求机会均等，要求买卖公平，要求人与人之间平等。 *这样的推论有点新意。我原来还真没想到这一层面上的社会互动。 邓小平所献身的那场革命（中共夺取政权的革命），本来是从民主的诉求起步的。然而，谁也不曾料想，革命的结果，却是把权力推回到了传统的皇权结构里。这样的复辟，到了文化大革命年代，鲜明到了人人皆知的地步。这在邓小平更是体会深切。因此，邓小平一旦权力在手，就有意识地努力把权力从皇权结构中解放出来。他的方式是，废除家长制，实行集体领导。他的这个努力，与废除世袭制一样，既是对传统的扬弃，又将这种扬弃诉诸了极其传统的方式。这是一个悖论，以家长制的权力方式结束家长制的权力传统。 以这样的悖论方式行事，在邓小平无疑是出于无奈，并且是一种空前的冒险。与这样的冒险相比，孙中山组织的所有暴动，都不过像是一场场儿戏。政治改革所承担的风险，远比暴动意味深长，也远比暴动惊心动魄。邓小平是知道自己身处险境的。要不然，他不会那么小心翼翼，不会不断地以坚持基本原则一类的方式，平衡各种关系和各种势力。 邓小平的悲剧，在于这个悖论的难以解脱。邓小平悲剧的秘密，也在于这个悖论的无可摆脱。无论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作为一个改革家，邓小平都是出类拔萃的。但邓小平以悖论的方式解决历史的传统，结局只能是悲剧。以家长制的方式结束家长制，其内涵当然是，以专制的权力结束专制。这在孙中山、蒋介石，叫做从军政到训政最后到宪政。这在毛泽东，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们谁也没有成功。 *以上三段的评述简直让我有些反感！吹捧邓小平到了肉麻的地步。邓根本没有如此深刻的思想和深谋远虑。不过说中共的革命是从民主的诉求起步，夺取政权后再次把权力推回传统的皇权结构是事实，是必然。 前面说了，毛之所以没能让他的“皇权”世袭，是因为他一意孤行搞“乌托邦”的结果。 邓确实是“以家长制的权力方式结束家长制的权力传统”，他当时那么做是客观上顺应了当时的社会潮流；“文革激进派”的倒行逆施实在是太过分了。 邓小平“以悖论的方式解决历史的传统”我看不出什么悲剧性。他结束家长制并不等于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只是他思维的历史局限性。 对于专制的权力传统来说，邓小平的断然退休，其实比强调集体领导更具解构力。因为专制的权力，在历史上只有被迫退位，从来没有主动退休，从来不会主动退休。虽然邓小平的退休，以巨大的代价为前提。但由于邓小平的以身作则，中国执政党最高权力的退休，从此成为一种制度。退休制度，比集体领导更为有效地使专制的冰山开始融解。西方的民主政治像个游乐场，而中国式的专制政治却像一台绞肉机，任何进入者，都不得退出，直到绞死为止。从绞肉机到游乐场的变换，无疑是个艰巨的过程，退休制度虽然只是跨出了第一步，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因为这意味着，可以从政治游戏中退出，而不必非被绞死不可。 *邓那时是真的退休了吗？他难道不是“垂帘听政”吗？“六四惨案”他就是罪魁祸首。 就邓小平个人的困扰而言，毛泽东、尤其是毛泽东的话语，乃是他终其一生都难以摆脱的巨大阴影。邓小平的注重安邦治国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之间的分歧，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了。虽然当时在强调安邦治国和继续革命之间，直接跟毛泽东发生冲突的是彭德怀、张闻天，后来是刘少奇。邓小平通常以躲避和回避的方式，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最后承担了以安邦治国否定继续革命的，还是邓小平。 然而，与他的所有同僚一样，邓小平长期被毛泽东的话语所笼罩。毛泽东的话语，是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的秘密所在。要说玩弄权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不知出过多少高手大家。唯有在话语上的本事，为毛泽东所独拥。当年，邓小平借用“实践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突破了毛泽东话语设下的重围，但并没有彻底解构毛式话语。邓小平的所谓不争论，不讨论，既是不想被毛语所囿，也是因为自己没有一套强大的话语，与毛泽东相抗衡。在话语上的乏力，是邓小平的一个致命伤。 与毛泽东的能言善辨相比，邓小平敏于行却讷于言，说出来的话如同石头一样，既实在又生硬。毛泽东的革命，有着一整套革命的话语。邓小平的改革，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始终说不出一套完整的改革话语。 *毛的确和他的“同志们”在治国方面有严重分歧，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奴才”们暗中抵制毛以物质尽可能平等的，民众都是“活雷锋”的“乌托邦”。然而，谋求中共永久执政党的专制制度上，毛和他的“奴才”们是一致的。基于此，邓怎能不在“在话语上的乏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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