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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戌變法與慈禧新政

　　這是篇根據歷史資料摘編的帖子。從幾萬字中摘出再加以整理頗費時，也匆忙。恐怕有欠妥的地方。不過這些資料讀起來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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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戌變法指1898年（戊戌年）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主義者通過光緒皇帝所進行的政治改革，是中國清朝光緒年間（1898年）的一項政治改革運動。這次運動始終遭到守舊派的強烈反對，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發動政變，光緒被囚，維新派康有為梁啓超分別逃往法國和日本。譚嗣同等六人（戊戌六君子）被殺害，歷時僅一百零三天的變法終於失敗。因此戊戌變法也叫百日維新。

　　1895年4月，日本逼迫中國在日本馬關簽定《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康有為發動在北京應試的一千三百多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史稱“公車上書”。這次上書，對清政府觸動不大，卻轟動了全國。“公車上書”揭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1898年六月，光緒帝根據康有為等人的建議，頒布了一系列變法詔書和諭令，目的在於學習西方發展資本主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使國家富強。

    新政措施雖未觸及清朝統治的基礎，但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為保守勢力所不容。戊戌變法之時，在西方列強加緊對華蠶食、民族危機空前深重的情況下，國家利益和王朝利益的衝突自然而然的引到了滿漢衝突這個核心問題上。那些滿族官僚雖然昏聵無知，但對權力的變化卻極為敏感。在他們看來，維新變法的實質不過是要把權力從他們手中奪走罷了。他們堅決反對變法是必然的。1898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將光緒皇帝囚禁；然後發布訓政詔書，再次臨朝“訓政”，此謂“戊戌政變”。之後，慈禧太后下令捕殺變法官員，將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六人殺害，新政措施，除7月開辦的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外，全部都被廢止。

　　戊戌變法失敗原因如下：

　　有人說戊戌失敗是因為“主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發展不徹底，具有軟弱性和妥協性。客觀方面，中國封建反動勢力太強大，嚴重阻礙。”這個是教科書的標準答案，但卻是不符合事實的。其實，這裡的主客觀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這個問題，日本的封建反動勢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國還強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後，日本九州的封建勢力就發起對新政權的武裝進攻。

    1895年的甲午戰爭失敗後，1898年由光緒帝帝主持的戊戌變法維新應運而生。在教科書和主流媒體的影響下，人們基本上認為戊戌變法運動是慈禧太后鎮壓的，慈禧太后是阻礙中國進步的禍根。但真實情況並非如此。甲午慘敗，老佛爺豈能無動於衷？據費行簡《慈禧太后傳信錄》載，早在變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對光緒帝說：“變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以圖富強也。”“苟可致富強者，兒自為之，吾不內製也。”光緒帝素怕慈禧太后，待到慈禧太后坦露心跡，抑鬱頓釋，也就在幾個書生的簇擁下放膽行動起來，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務在一個禮拜之內便大功告成。欲速則不達，反而適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緒帝和維新派全變、大變的急進變革主張，造成整個社會結構的強烈震盪，使許多與現存社會有利害關係的社會集團和政治勢力覺得受到了威脅。百日維新期間，上諭達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員都怨聲載道。光緒帝嚴懲阻撓變法的官員，樹敵太多。至於廢除八股改革科舉制度，又在龐大士人群體中引起普遍恐慌。幾個書生的所作所為就要導致清朝的崩潰了，慈禧太后不得不走出來穩定政局，吞下“血腥政變”的惡果。

    其實慈禧太后對改革是不反對的，（她也支持刀槍不入的義和團）這個由她自己主導的新政證明了這一點，“前因中外積弊過深，不得不因時制宜，力加整頓。而宵小之徒，竊變法之說，為煽亂之謀。業經嚴拿懲治，以遏橫流。至一切政治有關國計民生者，無論新舊，均須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廢食。”但處在那樣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她不具備有一個最高統治者應有的知識素養。她沒有主動吸納新知識的渴求和行動，因而在不少問題上表現出驚人的無知，如認為修鐵路破壞風水，火車要用驢馬來牽引等等（但這也不能全怪她，那個時代的知識背景就是如此）。她的無知影響到她所支持的洋務運動和同治中興的實績。更為重要的是，因為受教育水平和時代的局限性，她對事態的嚴重性、改革的進程和目標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和通盤考慮，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動地調整政策。在新政實行後，還是犯了光緒帝主持的戊戌變法維新的冒進的錯誤，日本的維新用了二十年完成，而慈禧太后用了八年。由於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導致政局不穩定，導致權力下放，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保路運動。這裡強調一下，清朝的滅亡的直接原因不是因為通常說的什麼腐敗，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躍進。

　　當然，維新派後來是企圖兵變的。變法運動，從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以下均用舊曆）光緒下《明定國是》詔諭開始。接着新政上諭，如雪片飛下，頻頻頒發，而守舊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撓。新政無法實行，詔諭全成空文，兩黨形同水火，勢不兩立。七月三十日，光緒帝頒密詔給楊銳，囑維新派妥籌良策，推進變法。密詔中說：“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它？”光緒帝意識到將有變故，自己處在危險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維新派籌商對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帶出第二次密詔，令康有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遲延。”康有為、梁啓超、林旭、譚嗣同等維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誦密詔，痛哭失聲，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鋌而走險，決定實行兵變，包圍頤和園，迫使慈禧太后交權。八月初三日譚嗣同夜訪法華寺，會見袁世凱，說袁舉兵殺榮祿，圍頤和園，對慈禧太后則或囚或殺。此後事情的發展有不同說法，傳統說法是：袁世凱是個兩面派，一面假意和維新派周旋，騙得光緒帝封他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勢力根深蒂固，決定投靠舊黨。他用假話哄走了譚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請訓，當天乘火車回天津，向榮祿告密，出賣光緒帝和維新派。當夜，榮祿趕回北京告變。八月初六日晨，慈禧臨朝訓政，囚禁光緒，捕拿維新派，殺六君子，百日維新遂告失敗。

　　清末慈禧干政後的數十年，上演了一場由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新政三步曲構成的改革運動。那時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一言九鼎。她的性格、心態和識見，對這場改革運動的進程和結局，干係十分重大。

　　慈禧以其美色和慧根成為咸豐皇帝的寵眷，又以果決和心計取得垂簾聽政的權柄。此後這位宮廷頭號女人不能不使出渾身解數，以撐持風雨飄搖的老大帝國。很難設想，如果沒有慈禧太后的支持，以“自強”、“求富”為宗旨的洋務運動能迅即拉開序幕，又在強大守舊勢力的阻梗下延續三十多年。洋務派每辦一事，必招致頑固派和清流黨的攻訐，朝廷上無一日安寧。面對頑固派和清流黨的囂聲，慈禧太后巧妙地施展其政治手腕，逐漸地減少來自他們的阻力。

　　慈禧不僅對曾、左等洋務運動的“老班子”念念不忘，而且頗有後繼乏人之慮。郭嵩燾作為洋務運動的新銳，是中國首任駐英法大使。郭極力主張向西方學習，動輒與老朽們爭論，得罪了許多人。在頑固派眼中，郭不啻是士林敗類，名教罪人。“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不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這首刻薄的對聯便是頑固派送給郭嵩燾的禮物。慈禧說他“挨這些人的罵也挨夠了”，實際上在為郭嵩燾鳴不平，同時對曾紀澤也是一種激勵。

　　慈禧無疑是支持改革的，但處在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她與一個最高統治者應有的知識素養和精神面貌又有一定的差距。她無主動吸納新知識的渴求和行動，因而在不少問題上表現出驚人的愚昧，更為重要的是，她對事態的嚴重性、改革的進程和目標從未有過足夠的心理準備和通盤考慮，而是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動地調整政策。

　　甲午戰爭後，戊戌變法維新應運而生。上面已說了變法失敗的前因後果，過程不再贅述。現在說一下慈禧的心情。維新派有針對她的兵變計劃，直接威脅到她的地位和生命。這能不讓她勃然大怒嗎？在權力之爭中，慈禧最為心狠手毒。如果改革要以犧牲她的權力為代價，那是萬萬不行的；所以慈禧太后下了毒手，廢止變法,鎮壓維新派。

　　戊戌變法運動雖被鎮壓，但改革畢竟已是大勢所趨，癥結只在由誰主持改革，以及如何進行改革。精明的慈禧太后通過戊戌政變確證自己的地位之後，旋即主動發出繼續改革的號召。慈禧的這一舉動，給政變後萬馬齊喑的局面注入了興奮劑，使主張變法維新的社會力量重燃希望之火，這實為她政治上的高明之處。

　　正當慈禧意欲緩進地推行改革時，義和團運動爆發。一幫頑固派昧於大勢，極力慫恿慈禧利用義和團“排外”，釀成庚子國難。自作自受的慈禧攜光緒倉皇西狩，一路困頓風塵，顏面丟盡。痛定思痛，慈禧一面懲治壞事的頑固派官僚，一面急切地表達自己在更大規模上進行改革的決心。一九○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慈禧在西安發布“預約變法”上諭，要求王公貴族，部臣疆吏“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各舉所知，各抒己見，通限兩個月，詳悉條議以聞。”上諭發布後，各處反應強烈，其中尤以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二人聯銜會奏三疏最為完備。慈禧閱罷，認為“事多可行，即當按照所陳，隨時設法，擇要舉辦。”同年四月，清政府設立督辦政務處，命奕劻、李鴻章等六人為督理大臣。至此，清末“新政”正式上演。

　　與戊戌變法相比較，清末“新政”實際上是一場更具近代化性質的改革。政治上，它在承襲戊戌變法裁汰閒衙冗官的思路的基礎上，設立外務部、商部、學部、巡警部、郵傳部等新的政府機構，使傳統的六部體制不復存在；經濟上，肯定了戊戌變法時獎勵工商、發展實業的各種措施，還頒布《商人通例》《公司律》、《破產律》《商會簡明章程》等多種經濟法規，為工商業的發展提供必要的法制保障；軍事上，戊戌變法時的主張為整頓團練、令八旗改練洋操，並着手改革軍制，而新政則致力於用現代化軍隊建制編練新軍，軍隊成分、武器裝備和指揮水平明顯改善；文化教育上，戊戌變法時提出改革科舉制度、設立新式學堂、獎勵遊學,新政則宣布廢除科舉制度，大規模地創辦新式學堂和派遣士人出國留學，並參照日本模式制定出中國最早的學制——《欽定學堂章程》和《奏定學堂章程》。

　　從戊戌變法到新政，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辯證發展過程。改革的洪流在經歷一番曲折後，又重新回到原來的航道，並以更加奔涌的態勢向前推進，實在耐人尋味。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慈禧，對新政寄予厚望。她在接近古稀之年，忽對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畲的《瀛寰志略》等介紹外國歷史地理的書籍產生濃厚興趣，時常閱讀以廣見聞，這在以往是從未有過的事情。新政推行過程中，雖有種種弊端，但決非無善可陳，更不是什麼“假維新”。新政的推行，確實在為中國逐步積累着現代化資源，為社會的轉型準備着物質和社會方面的條件。

　　不過，當時的國內外環境沒有再給中國提供一個穩健改革的機遇。一九○四年，日俄戰爭爆發，蕞爾小國戰勝了龐然大物俄羅斯。國內外輿論認為，這是立憲國戰勝專制國的鐵證，“皆謂專制之政，不足復存於天下。”於是國內立憲的呼聲，由微弱轉為高漲。慈禧在強大輿論壓力下，不得不將新政歸於憲政改革一途。憲政改革，意味着要突破政治體制中最核心的部分。這一重大跨越，給清末改革帶來功能性紊亂，也給慈禧招致難以承受的壓力。

　　幾年後慈禧死去，清朝政權內外要求速開國會、速立憲法的呼聲更趨高漲。立憲派的鞭策和清廷的拖延，導致兩者合作的最終破裂。滿清王朝在革命派和立憲派的呼喊聲中土崩瓦解，清末改革以失敗而告終。

　　慈禧末年開始的新政改革，一是在於庚子奇辱，一在於統治危機。其目的，正是為了維護清王朝的統治。但僅僅如此，還不足以完全評價慈禧主持的改革。古今中外，無論是主動性較多的改革還是陷入被動局面下的改良，都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從彼得大帝改革到明治維新，無不如此。從目的來探討問題，只是一面。從另一面而言，在被動形勢下開始的改革，慈禧在新政中表現出更大的主動性。

　　清末新政的失敗絲毫沒有降低這次現代化運動的意義，這次改革的成敗經驗都彌足珍貴。作為清廷的最高統治者，慈禧對於新政的進程起着不可忽視的作用。無論從新政的啟動，還是從其轉向預備立憲並進而付諸實施來說，慈禧都起着主導性的積極作用。但是，僅有改革的意念、富強的意圖是遠遠不夠的，改革受着時代條件、政治環境乃至於個人品格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某種意義上來說，頗遭咒罵的慈禧不過是時代的犧牲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