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社會與政治（摘編）

　　一、社會結構影響政治格局的基本脈絡

　　政治格局其核心內容是權力格局。具體到實行了“三權分立”或民主議會制的俄羅斯來說，其權力格局中所包括的權力，廣義地看大概除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之外，還應包括“民眾權力”和“輿論權力”。

　　二、俄羅斯社會結構的新變化

　　一個基本的看法是：起始於上世紀末的俄羅斯的激進改革使俄羅斯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社會結構的單一性走向多元化，這是一個質的變化。這個變化的本質是社會由“利益一致”走向利益多元，從而使“政治多元”獲得了穩定的社會支持。

　　在這個根本性變化的過程中，最初的徵兆是居民收入差別的出現和擴大。由蘇聯時期的差別微小(3:1)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15:1，是使原“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平等成員”分別歸屬於不同階級的經濟上的始基因素。差別走向極端，則是“兩極分化”。最早的兩極是：通過投機或使用權力暴富起來的人群以及在物價飛漲、盧布暴跌過程中受損害最深的人群。與收入差別出現和擴大同時發生的是收入手段的變更。居民的收入手段由單一地從國家方面領取工薪而變為多種手段。其中最主要的變化是：一些人開始擁有“資產”並以“資產”去獲得更大的收入。

　　這種根本性變化的第二個事實是：階層和階級的出現。激進改革伊始，大多數人受挫，少數人暴富，前者成為“窮人”，後者成為“富人”(“新俄羅斯人”)。逐漸地，又有人從“窮人”群體脫穎而出，通過“小本經營”獲得了中等收入，從而躋身所謂的“中間階級”。這樣，俄羅斯的階級概念就從“窮”與“富”的兩極概念逐漸擴展為三個基本層次。雖然俄羅斯所有制改革的事實並未兌現激進民主派代表人物所預言的財產所有者的龐大規模，但幾個階段的私有化過後畢竟造成了俄羅斯社會的“新階級”——“企業主”。而“企業主”的大部分——中小企業主則成了“給俄羅斯未來帶來希望”的“中間階級”的主幹。只是，“中間階級”的另一個支脈——“專業技術和管理階層”由於經濟和生產的萎縮尚不夠壯大。

　　這種根本性變化的第三個事實是：社會結構呈現出新的態勢。

　　應該指出，俄羅斯目前社會的結構尚未形成穩定形態，仍是過渡性的。還應該指出，延續近十年的經濟危機並未造成社會結構健康化的條件，相反卻給社會結構帶來諸多病態特徵。

　　目前俄羅斯社會結構的獨特性：

　　1．從總體看，更新了的俄羅斯社會結構形式尚不具備適應社會穩定和現代化建設的合理性。與世界上的發達國家不同，用幾何圖形表示的俄羅斯社會結構外形不是“菱形”而是“正三角形”。所謂菱形，即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兩頭小，中間大”，發達國家的中間階級占人口總數的50%-70%，其餘為大資產階級和貧困階層，即是這種狀況的表現。俄羅斯的中間階級充其量僅占總人口的20%-30%，貧困人口則占40%以上，“塔尖”上的“新權貴階層”只有6%-7%，這種“上頭小，中間不大，下頭最大”的結構顯然是一種“正三角形”。

　　2．仍從總體看，這樣的社會結構格局具有內部衝突性。

　　3．從社會結構的各層面看，尚缺乏現代化社會結構的某些應有的特徵並帶有蘇聯時期的明顯的承襲性。

　　4．仍從社會結構的具體層面看，鑑於俄羅斯處於社會轉型期，又鑑於社會結構的更新受累於經濟變革的失誤與遲緩，俄羅斯目前社會居民的分層還常常呈現出一種模糊狀態。

　　三 社會結構影響政治格局的具體途徑

　　1．間接途徑：從“階層意識”到政治格局

　　這個途徑發揮作用的前提是階層意識的形成。代表特定人群的階層意識融會為全民族意識的總體，從而成為左右國家政治局面的“物質力量”。這看起來是一個簡單的道理，然而在蘇聯時期並不存在或曰基本不存在這種情況。戈爾巴喬夫時期社會政治意識的三大派別——“激進派”、“保守派”和“主流派”，基本上不代表不同的居民階層，而只體現“蘇維埃人”思想認識的不同傾向。俄羅斯激進改革的頭一、二年，當私有化尚未全面展開、階級與階層輪廓尚未明晰形成的時候，全民意識與階層意識(初期階層意識)處於混雜中，起主導作用的仍是與人們階級地位關係不大的“全民意識”。只有到了90年代中期以後，隨着社會階層的不斷分化，“全民意識”才逐漸被階層意識所分解，前者愈發空乏，後者愈發凸現，最終使受階級地位支配的“多元化”政治意識形態主宰了全社會並對國家政治生活起到潛移默化的支配作用。

　　這種變化首先可以從俄羅斯學者的社會調查方法中看出來。90年代中期以前，俄羅斯學者在社會心理調查中多對居民採用按年齡、職業、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地區的分類方式。90年代中期以後則加入了“富人”、“窮人”、“有保障階層”，甚至“中間階級”、“工人階級”的概念。一位學者講到社會政治意識在不同年齡的人們中間的差異時所提出的看法值得我們注意。他說：“當按照所有標準(年齡、教育程度、收入、居住地)將一部分選民歸入‘強力’集團而將另一部分人歸入‘弱勢’集團的時候，他們在社會政治取向上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相反，如果單按社會人口尺度使他們分屬於‘強力’等級或‘弱勢’等級的話，那麼，這些集團間的社會心理差異就變得很小。”

　　俄羅斯專家對俄公眾政治心理的調查向我們提供了如下兩個重要的線索。其一是，在若干政治取向命題上的態度的一致性。例如，對個人處境和經濟狀況估價偏低者則反對現行改革政策，接着是一連串的政治態度——反對現政府；支持反對黨；參加抗議活動的意向明顯；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兩種經濟模式上傾向於前者而否定後者；在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上傾向於前者而否定後者等等。反之，對目前物質生活狀況“滿意程度”偏高者則表現出與如上相反的傾向。其二是，在重要的政治選擇上，通常顯示出某種人群的固定性。以選擇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兩個最重要的政治態度為例，最明顯的情況是，“窮人”多選擇前者，“富人”多選擇後者。此外，就是這樣一種人群的組合：年齡愈高、受教育程度愈低、生活地域愈偏遠者愈較多地選擇社會主義；年齡愈輕、受教育程度愈高、生活地域愈靠近大城市或中心地區者愈較多地選擇資本主義。假如單以地區比較，則支持社會主義的依照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鎮與村的次序而遞增。這種顯示在多種類型居民中的政治態度的差異，除了某種文化的要素之外，實際上仍是不同人群經濟地位的一種折射。

　　事實表明，支持俄羅斯現行改革政策和發展道路的最穩定人群是蘇聯解體後才產生的一個新階級——“企業主”群體。激進改革派代表人物曾期望私有化帶來某種政治契機即造成支持改革的社會基礎，雖然其期望的“資本家”數量不免過於樂觀，但心理測試顯示，在各種人群中，這個尚未成熟壯大的企業主群體的確是現行體制的最忠實擁護者。比如，在1997年的調查中，對“現行經濟改革方針”持“基本贊成”態度的在企業主中占57％，這個數量遠遠高於其他階層(工人——10％；農民——9％；公職人員——18％；非政府部門的知識分子——33％；企事業單位領導人——40％；大學生——27％；退休人員——11％)。俄羅斯1998年金融危機後社會各階層利益均受到損害，以上各階層對現行經濟改革方針的支持率均下降至10％以下，惟獨企業主階層的支持率保持在32％的水平。總之，雖然企業主階層在現實發展中處境艱難且對政府政策有諸多不滿，但始終是現行體制的穩定支持者。

　　俄羅斯有一個很廣大的知識階層。他們對於改革的態度處於一種複雜狀況。蘇聯後期及俄羅斯激進改革初期，他們曾是改革的理性支持者。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發生分化後，他們當中“資產階級化”的一部分堅定地支持改革，物質生活水平下降的大部分除比其他階層仍保持一些理性色彩外，其政治態度一般取決於自身的經濟狀況，而生活水平極度下降的一部分甚至成為俄羅斯抗議人群的主力軍。一個重要事實是，1997年後，俄羅斯產業工人在歷年罷工鬥爭後工資待遇都有所改善，相應地，收入狀況僅比農民稍好的文教衛生部門的普通職工成了罷工運動的基幹。

　　2．直接途徑：從政黨組合到政權結構

上世紀90年代中前期，在首屆(1993年)及第二屆(1995年)兩屆國家杜馬選舉期間，俄羅斯的政黨、運動主要表現為政治思潮上的差異並按思潮傾向明顯分為“左”“中”“右”。爾後，雖然按思潮傾向仍可分為左中右，但左中右的政治價值取向已發生某種“中和”(例如，均將“法律與秩序”推向首位)，相應地，各政黨後面所潛藏的屬於各社會集團的利益要素卻逐漸分明地顯露出來，換言之，各政黨的階級背景和階級傾向已有所表現。

　　(1)具有“上層階級”背景和傾向的政黨

　　在西方的社會結構理論中，通常是“上層階級”與“大資產階級”並用。正好，在俄羅斯，“新資產階級”、“新官僚”、“新權貴”也差不多是同等概念。這是因為，俄羅斯“新資產階級”產生的過程基本上可以概括為舊官僚與新官僚的資產階級化的過程。 “具有上層階級背景和傾向”的黨主要是“政權黨”，也就是當前的“統一的俄羅斯”黨。

　　(2)具有“中間階級”背景和傾向的政黨

　　在俄羅斯中間階級尚比較弱小且其特徵尚不夠典型的情況下，相對來說，具有較多中間階級色彩的政黨應視為“亞博盧”。從社會支持率說，與其他政黨相比較，它在“小康”人群中的支持者最多。

　　應當認為，俄羅斯的中間階級不夠強大，這個階級也沒有自己的強大的黨。同時，還有一些中間階級成員分散在其他政黨中。

　　(3)具有“下層階級”背景和傾向的政黨

　　“下層階級”中主要是工人、農民以及知識分子的低收入層。“下層階級”具有明顯代表性的黨是俄聯邦共產黨。

　　四 幾點思考

　　其一，俄羅斯綿延十年的激烈的黨派鬥爭及上層權力機構鬥爭正是社會結構內部衝突性的表現。1993年年末“左派”與“右派”的決定性較量之後俄共與激進改革勢力能夠長期分庭抗禮，幾成均勢，除意識形態延續性的要素外，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居民分層和分布的畸形狀態所造成的社會結構的內部衝突性和動盪性。由不成功的經濟改革的後果帶來的大面積貧困是造成強大反對黨(主要是俄共)的社會背景條件。居高不下的貧困階層數量和比例是反對黨獲得強大社會支撐的社會結構原因。

　　其二，強大的“政權黨”現象是俄羅斯社會結構傳統延續性的表現。在俄羅斯更新了的社會結構中，只有商人和企業主階層是新的結構要素。被稱為“精英”的“上層階級”中，其主體部分由蘇聯時期的舊官僚轉化而來，因而與其說目前的“上層階級”是新的結構要素，還不如說是舊結構要素的變體。這樣就造成政治格局中“政權黨”過於強大的現象。事實是，三屆國家杜馬選舉中，後兩屆均是“政權黨”取勝。當然無可否認，近期的俄羅斯“政權黨”的第二次“稱雄”是俄羅斯精英階層中健康要素滋長的反映。

　　其三，僅從社會結構與政治格局互動關係的角度預測，今後俄羅斯將逐漸發展壯大起來的政黨應是代表中間階級利益和願望的政黨。代表下層階級利益的政黨有可能逐漸失去其強大陣容。即使“政權黨”在一個相當時期仍起重要作用，它亦應向中間階級和下層階級的政治意識靠攏。鑑於俄羅斯新的社會結構尚未完全真正形成，應認為其政黨政治成熟發展階段尚未到來，較大的政黨分化組合仍將繼續。

　　其四，俄羅斯真正的政局穩定有賴於新社會結構的真正合理化和健康化，而這一切均與俄羅斯經濟發展有密切關係。只有俄羅斯經濟真正走向復甦與振興，並在全球經濟與國際市場競爭中確立了自己的位置，它的中間階級才能真正強大起來，下層階級才能擺脫貧困，上層階級對社會政治與經濟的壟斷才能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