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許良英 許良英老人家1920年生人，今年九十有二。老伴兒每年回去都要看望他們老夫婦，去年回來說，許伯伯犯了次心臟病，但很快恢復了。她去的時候許伯伯雖然還虛弱，不過精神狀態不錯，仍談笑風生。我聽後欣慰。但老伴兒又說，他們二老每日相互照料，生活上雖然有兒子每個星期來看望兩、三次，但看來需要有人時刻在身邊照應。看到他們生活極其儉樸，真有點心酸，好在兩位老人精神上都很樂觀。耄老之人能做到精神矍鑠，很是敬佩。我們家雖然和許伯伯家關係非常近，可我怕他。老先生罵起我來一點不顧情面，劈頭蓋臉；我在他眼裡不成器（的確如此）。我是越被罵就越敬佩這位老人。他胸襟坦蕩，一生都在追求真理。打住！這種口氣有點不吉利。就讓我在這兒說點家常吧。不過有關跟政治沾邊兒的事情請有興趣的讀者在網上查資料（多得很，他可是相當有名的中國不同政見者），這裡不贅述。 家父和許伯伯同是浙江大學的同學，都是浙江人，先後加入地下黨；建國以後都在中科院工作，1957年都被劃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而我們兩家幾十年來一直來往密切。不過許伯伯比家父骨頭更硬！我對他印象最深的，是他拒不“認罪”。我老爸成為“右派分子”後“認罪”得到寬大處理――到安徽某地“思想改造”三年，回來後成為“摘帽子右派”，仍在原單位幹活，當個普通編輯勤勤懇懇。但許伯伯被定成“右派”根本不服，嘴裡三個字“我沒錯”。他本該被發配到東北某地“勞改”，他堅決不去。好吧，被“三開”啦，開除黨籍、幹部隊伍和公職，而且還因“態度惡劣”被定為“二類右派”。他只能被遣返回鄉，當了普通公社社員。妻子也離婚了。他妻子是我母親的好友，也是浙江人，剛“解放”時遇到許伯伯；許伯伯這書呆子立即死命追求，不顧一切，說好不容易遇到志同道合者，絕對不能放棄。然而結婚後，我們的王阿姨（我們對許伯伯妻子的稱呼）總覺得許伯伯太倔強，生活中總是吵吵鬧鬧。大概他們那時還年輕，不懂得相互謙讓吧。許伯伯孤身一人遣返回老家，王阿姨便和他順理成章地離了婚，自己一人帶兩個孩子生活。 後來我想，幸虧許伯伯拒不“認罪”，不然去了東北“勞改”非被虐待致死不可。可這位書生如何在農村“掙工分”生活？許伯伯的同學們，包括我父親都拿出些錢來接濟他。許伯伯在老家當社員的時候和科學院另外一學究（也是浙大校友）共同翻譯了《愛因斯坦文集》。我小的時候總能見父親書桌上有許伯伯和那位學者翻譯的手稿。不過從來沒講許伯伯。 “文革”伊始，許伯伯當然跑不出“牛鬼蛇神”的圈子。被批鬥後他就喝“敵敵畏”農藥自殺，絕不受辱。當然沒死成。他後來對我妻子（當時是他的住院大夫）講述了這段經歷。許伯伯說，沒死成被救過來可真受罪，不斷地被灌，然後一個勁地嘔吐。“啊哈，蒼蠅吃了我的嘔吐物都死了。這‘敵敵畏’還是真毒呀。哈哈哈！”您看看這位老人，就這麼樂天！ “文革”期間，大約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許伯伯和另外一學者翻譯的《愛因斯坦文集》被上海某研究所的“造反派”們以集體名義發表了！這是徹頭徹尾的剽竊！許伯伯聞訊勃然大怒，他通過老同學們資助的錢奔走於北京上海之間為他和另外一作者爭權利。那個冬天我第一次看到了許伯伯。他很瘦，一身不太整潔的棉衣棉褲，戴個栽絨帽子。他說話浙江口音很重、很快，我常聽不懂。他來找我父親接洽事情絕不廢話，不喜歡聊天，所以總是來去匆匆。他的不通人情世故給我留下深刻印象，而且說話從來都是直來直去。 有關《愛因斯坦文集》剽竊案實際上是不了了之。因為幾年後“文革”嘎然而止，《愛因斯坦文集》重新出版，譯者當然是許良英和與他合作的學者。 “文革”剛過，百廢俱興，一切事情都積重難返。許伯伯在眾同學（有些已經是高官）想辦法讓許伯伯在某出版部門謀個臨時工的位置。這樣他便可以在北京合法居留，也可掙些錢果腹。巧了，劉賓雁此刻也在那兒干臨時工。這是他們認識並交往的開始。 1970年代末對中國大陸來講是個急速變化的歲月。我從“上山下鄉”的地方喪魂落魄地返回。在好心人胡耀邦的提議和鄧小平的首肯下，“右派平反”（其實我現在對此有看法）。許伯伯政治“平反”後重回科學院工作後，他面臨復婚的問題。王阿姨的意思是“我們是好朋友”，許伯伯則強烈要求復婚。但王阿姨不接受許伯伯的“風風火火，動輒發脾氣”。許伯伯生了病，王阿姨去看望；事情峰迴路轉？可王阿姨不吐話。 這可不成！許伯伯的老同學們開始“圍攻”王阿姨。結局當然是皆大歡喜。現在老倆口依然相濡以沫。 是不是許伯伯脾氣改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許伯伯永遠是許伯伯。嗯，他對我也太不客氣了。我剛返城時相當反社會。動輒和父親那幫老頭兒老太太辯論，對他們每每表現出對他們執着的嘲笑；許伯伯也在其中。有一次許伯伯問我：你信仰什麼？我不知為什麼答成“‘克己復禮’”。許伯伯大怒，“腦子一盆漿子！讀過幾本書，還搖頭晃腦！裝模作樣！不學無術！嘖嘖嘖。”當時罵得我父親都臉上無光。 可許伯伯竟然是我的婚姻介紹人。1985年許伯伯因眼疾要做手術。但術前查出心臟不好，且常有腦供血不足；於是住進神經科病房治療。恰巧，有位女醫生（當然後來是我妻子）正在神經科住院部幹活。她在周末對她母親講，病房轉來個特有意思的老先生；他的心永遠朝氣蓬勃。很早以前有部電影叫《夜半歌聲》，男主角唱過首激情的歌，他竟然把這首歌在一盤磁帶中連錄八邊，並一遍遍聽。 女醫生的母親詢問了許伯伯的名字，原來竟然是她的“老上級”！許良英在解放前夕是杭州市中共地下黨學運領導人之一。而女醫生的母親當時就在杭州一所高中里成為中共地下黨，上級就是許良英。 女醫生的母親忙去醫院看望老上級，最後提出自己倔強的，老大不小的女兒當時還沒對象，不知道許伯伯“有沒有辦法”。許伯伯當時認為自己可沒辦法好想，因為他從來對這種事情是個外行。但忽然想到，他的二兒子就是他介紹的對象，而且很成功。 事情是這樣的。許伯伯的好友的女兒大學畢業分配在北京工作。好友托許良英照顧一下。這當然是義不容辭的事情。後來許伯伯想，乾脆讓這個女孩子做我的兒媳婦吧。就把這意思和兒子講了。許伯伯的二兒子吞吞吐吐，說“我們還不怎麼認識呢”。許伯伯想都不想，“就這樣定了。”後來許伯伯和我講：“他們（兒子和那位姑娘）談朋友都不講話的。一起在屋裡坐着沒一點聲音。每人抱一本書，看呀看，看得累了，就抬頭相互笑笑。我真沒見過這樣搞對象的。怎麼搞？怎麼搞？”嘿嘿，搞得挺好嘛。 許伯伯急“老下級”所急，一下子想到了我。“這小子腦子一盆漿子，但心眼還不錯。”於是托老伴兒王阿姨來“介紹對象”。我和妻子就這樣認識了。現在許伯伯想到介紹對象這事情就自豪地說“我介紹對象的成功率是百分之百”。他一共就介紹了兩個，一個他兒子，一個是我。 許伯伯現在宣稱自己不再是個共產主義者了。但他說過去一直是，即便被打成“右派”也沒有改變初衷。他說，他本以為自己不會看到“中國大陸的解放”，認為自己會壯烈地死去。當時他公開的身份是研究生，導師是王淦昌。為了掩飾自己不學習，許伯伯常在桌子上放些尼采的書。王淦昌見到這些書相當的惱怒，但也無可奈何。他不知道自己的學生怎麼一下子變成了“尼采的信徒”。許伯伯說，“文革”之後他對共產主義產生了懷疑，“六四”之後徹底決裂。“我可能還會修正自己的思想。但一生追求真理不會改變。”他總是這樣說。 多可愛的老人。我想起1969年春節，父親的秘密檔案被非法查閱，當即成為“國民黨特務頭子”入獄（他當時“臥底”）。馬上我們被“掃地出門”，倉皇搬家時，要住進我們家這幾間房子的“造反派”拿着一個清單反覆核對。那上面都是公家家具的清單，發現少了個鋼絲單人床。但我們搬家時除了幾平板車書籍，其他幾乎一無所有。事情後來被父親翻出“謎底”。1950年代，許伯伯來我們家作客，看到這鋼絲單人床沒人睡，就要立即搬走，說自己的兒子還沒個床睡。我父親勸阻，許伯伯不以為然，就這樣把床搬走了。 我還想起方勵之先生躲起來的那段日子，許伯伯斥之為懦弱行為，並毫不隱諱地批評。 那年冬天，他向一老同學索求一個取暖爐子；對方剛一猶豫他立即揚長而去，搞得人家不知所措。 啊，許伯伯從不認為自己是個什麼不同凡響的人，但他絕對真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