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古讽今 我读的这段历史是1910年春天汪精卫刺杀当时清廷摄政王载沣的那段。照本人的看法，当时汪的举动颇意气用事，而且策划也草率；事情败露后汪等人均被捕。按理，汪精卫因谋刺不成被捕，本当按律判处死刑；当时刺杀皇族的行为，不论成功与否，都当满门抄斩。但后来却被判处终身监禁。这个判决，负责审理此案的肃亲王善耆起了关键作用。他是统率全国警察机关的民政部尚书。 肃亲王是当时清统治阶层里有头脑的人。审讯过程中，汪精卫坦承自己就是主谋，目的就是干掉载沣，动机是用以“振奋天下人心”。而黄复生所说跟汪精卫一模一样。两人争着说自己才是主谋，罪责全担；对方不过是个小帮工，毫无干系。看着汪、黄二人的气度，他感佩革命党人死留给自己，生交给别人。联想起清朝那些极度腐败的上上下下，他心情复杂。 该如何判决这二人？肃亲王反复考虑，劝下了摄政王载沣。他说，汪精卫这个愣头青来刺您，根本就没想过要活，他就是要以他被咱们宰掉去鼓舞人呢！您看看，如果杀他，“同盟会领导人汪精卫亲身谋刺摄政王杀身成仁”的事儿就定了，他成了楷模，咱成了同仇敌忾的对象，这不是正好合了他的意吗？他来刺您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啊！咱不能让他得逞，您想想，不杀他的话，别人怎么想？企图谋刺摄政王都得到宽大，咱表现出了无边恩德，民心就站到我们这边了。 1910年4月29日，清廷判决书下，称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属于可以原谅的对象，格外开恩不杀了，判处二人永远监禁。史料中下面这段记载让我感慨颇多： 这个肃亲王仔细读过汪精卫洋洋洒洒、痛驳君主立宪强于革命主张的“供词”后，被汪精卫的精神和胆识大大吸引，他几次到监狱中看望汪精卫，给他做思想工作，希望他能放弃反清念头，加入到自己这边来。 肃亲王说：“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自强自立，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法西方立宪，这些与朝廷的主张都是一致的。目前朝廷正在筹办预备立宪，建立国会让民众参政议政，这些不正是先生所争取的革命目标吗？” 汪精卫反驳说：“我们革命党人所主张的绝不是立宪，而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实行三民主义。亲王既然读过汪某在《民报》上的文章，对汪某的革命主张应有所了解。” 肃亲王说：“你们革命党的确有很多杰出的主见，但你们也应该认真倾耳听听我们的看法。说实话，我认为‘三民主义’是一种见识偏狭的理论，不能成为今后中国的指导理念。为什么要宣扬灭满兴汉？这样宣扬民族仇视能够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吗？为什么要搞平地起风波的流血革命，我们不是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的机会。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是比用很多人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吗？” 汪精卫反驳说：“我们主张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现在中国搞君主立宪，并不能解决长年的腐败弊害，而且把国会作为民权的支柱不过是一种幻想，国会只不过是君主的傀儡走狗而已。只有民主革命才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肃亲王说：“中国的政治十分复杂，各种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操之过急？螳螂在前，黄雀在后，列强不是在觊觎着我们吗？不忍不谋则乱，还请汪先生三思。” 结果每次都成了辩论，各讲各的理。两人立场如此不同，怎能形成什么共识？不过，在几番接触中，二人对对方的品德都产生了尊敬。后来汪精卫谈到肃亲王，说：“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肃亲王则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看官，我就是想用上述几段借古讽今。其实当时不论肃亲王能否说动汪精卫，清王朝的覆灭已经是大势所趋，分崩离析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善耆还是很有政治眼光的；特别是劝摄政王的那段话。他是深知民心背向是王朝之根本，所以汪精卫还是不杀的好。一百多年前的清廷亲王都能有此认识，现在的胡温却一心一意地要把薄往死里整。薄熙来的要害是什么？并非他要“篡党夺权”（推断上看这是莫须有的罪名），而是他得到相当多的中国民众的支持。 有人说，胡温现在骑虎难下，其实当初和薄“合流”，因势利导地说“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就是中央的意志”，那将是对中共相当有利的政治局面；我认为这样的看法有一定道理。或许倒薄者认为，他会趁势夺权，倒行逆施实行“文革”；叫我说，薄熙来如果真的成为中共决策者，他不还是中国共产党人吗？既然薄熙来能笼络人心，就该让薄干嘛，反正都是共产党的江山。至于“文革”嘛，请别把老百姓当成愚氓，现在还会有“文革”的“土壤”？但如果违背民意，硬是干掉薄熙来，老百姓会怎么想？ 请别把我看成中共统治的拥护者。本人是就事论事。我巴不得胡温处死薄呢！那样中共的江山会“持续稳定”吗？中共再这样“维稳”下去，中华民族的灾难会越发深重，如此腐败的政权，并如此鱼肉民众，没有一丝一毫的政改（其实就是逐步放弃专制统治）的意思；现在又把百姓们看好的薄干掉；那，这样的政权就不是该不该推翻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推翻的问题。好了，这样的空话就不多说了吧。 为什么清朝的亲王都能想到的问题，胡温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恐怕其中会有人格和思想境界的问题。像胡温这样“近亲繁殖”上来的中国官员，该是什么样的人就不用我说了吧？ 汪精卫行刺摄政王（摘编） 汪精卫（1883年－1944年），原名汪兆铭，字季新，笔名精卫（意为精卫填海）。1910年春企图刺杀当时清廷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当时朝野震动。这一故事曾在民间有个“类似于今天八卦新闻的版本……汪精卫身怀利刃，埋伏于摄政王必经的桥下。摄政王骑马过来，汪精卫正欲出击，不料那马很有灵性，死活不近桥，任鞭子如何抽打也只在原地嘶鸣打转。众人顿知桥下有异，围桥搜查，于是汪精卫被捕。敢谋刺摄政王，必定死罪无疑，不想审讯中慈禧太后见汪精卫相貌出奇英俊，左看右看，竟舍不得杀他，只判了个无期……”其实汪精卫谋刺摄政王时慈禧已死了两年。 汪精卫决定行刺之时，孙中山和同盟会组织的八次武装起义，已连续八次被清朝的军队轻而易举地镇压，海内外革命党人很是受挫。当时汪二十五岁，是同盟会的重要首领，已任同盟会最早的三部(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之一的评议部部长三年。 在革命连遭重创、士气极为低落之时，反对革命的维新派不失时机地出来冷嘲热讽。最有影响力和杀伤力的，是极具社会威望的梁启超的文章。 梁启超反对暴力革命。看到革命党人屡战屡败，他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一句“远距离革命家”，顿时成为同盟会领袖们的“符号”：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你们这些头头还是好端端地在国外活着，那么多次起义，你们自己怎么不上战场？ 屋漏偏遇连阴雨，就在同盟会处境艰难之际。内部又闹起了大矛盾——有人指斥孙中山贪污！ 这回发难者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章炳麟。1907年，日本政府按清政府的强烈要求，驱逐在日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离开时，日本友人公开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两万多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两千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 《民报》经费历来困难，饱尝没钱之苦的章主编发飙了，他说那些钱是送给革命党的，不是送给你孙某人的，你这样公款私用，损害了同盟会的威信，也叫捐款的日本友人看不起——这个主编，我不干了，拜拜！这样，章炳麟的浙江派公开反对孙中山，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他们以前的“光复会”。 在“远距离革命家”的批评和“倒孙狂潮”的双重打击下，同盟会的道义优势急剧滑坡，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 怎样以实际行动回击“远距离革命家”的挖苦、挽回舆论形势呢？汪精卫在忧心如焚中一边无条件支持孙中山，一边想出办法：他要去北京刺杀清廷高官，让社会看看，革命领袖可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让怀疑人士重振信心。 刺杀谁呢？汪精卫决心干一票大的，这样才有巨大影响。当时的皇帝是三岁的宣统，他就把目标锁定在溥仪父辈的几个巨头身上。 汪精卫北上行刺，明知此行汪精卫有去无回，相伴者也凶险无比，但那个时代的热血男儿就是多。汪精卫选中的一位合作者是四川人黄复生，汪精卫找到他吞吞吐吐还没说完计划，黄复生就大笑起来：“你怎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精卫赶紧强调此事是绝对没生还可能的，只要一下手，不成功是死，成功了照样惨死。 黄复生朝他翻翻眼，说：“我参加革命以后，什么时候想过生死的问题？” 另一个合作者不可或缺：要会制作炸弹。汪精卫选中的是喻培伦，喻培伦毫不含糊，爽快地答应了。这一群人，心中只有理想，没有安危生死。 汪精卫和黄复生在北京的琉璃厂租了一栋房子，开了个“守真照相馆”，因为照相馆的暗室最适合搞炸弹的组装，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也不会引人怀疑。这里就是暗杀团的据点。 刺杀的计划目标是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2月底，载洵和载涛从欧洲访问返京，在载洵和载涛走出前门车站时，汪精卫准备投掷炸弹将其炸死。 这一天来到了。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准备载洵、载涛一从门里出来，汪、黄二人就扔出炸弹，然后冲回来跳上骡车就跑。 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危机四伏的清廷正努力挽回人心，搞了个廉政运动，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不设保卫，混杂在一般乘客中一起出站。于是，下车人流中，普通人里夹杂着红顶子官帽，而戴红顶子官帽的人又极多，汪精卫和黄复生看花了眼也无法辨别哪两个是载洵和载涛，即使看清也怕误炸了无辜乘客，只好终止暗杀计划，把那个炸弹又拎了回去。 这次行动无功而返，汪精卫索性决定干一个最大的，那就是宣统的爸爸、清朝摄政王、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醇亲王载沣。 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边上，载沣每天进宫上朝都要经过一座甘水桥，这里环境非常僻静，而小桥北边又有一条能容一人的大阴沟可藏身。于是汪精卫决定事先将炸弹埋在小桥下，汪精卫自己藏身于阴沟里，待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和载沣同归于尽。 可见，民间传说唯一说对了的是，汪精卫的确是准备在桥下干掉载沣，不过不是用刀，而是炸弹。 1910年3月31日深夜，黄复生和喻培伦前往甘水桥埋炸弹，不想被人发现！本来深夜没有人迹，可这天晚上偏偏有个邻近居民爬出被窝来散心！这家伙是个赶大车的车夫，他的老婆三天没有回家了，估计是跟人跑了，他气得睡不着觉，深夜蹲在桥上。 这个车夫隐约看见有人在甘水桥边埋东西，他第一反应是有人在埋偷来的宝贝，赶紧悄悄溜到一边，准备等埋东西的人走了再去捡个意外大财，不料接下去看到的是两个人在拉电线。他知道这座桥可是摄政王每天上班的必经之地，两个人深更半夜在桥下鬼鬼祟祟，一定大有问题，于是喘着气一刻不耽误地跑去报案。 黄复生和喻培伦刚埋好炸弹，忽然发现不远处有人影一闪，立刻知道他们的行动被人偷看到了。 二人非常紧张，生怕已有人在暗中窥伺，于是用日语对话商讨对策，决定喻培伦先回去向汪精卫报告情况，黄复生则在附近查看动态。不一会儿那个男人带着两个巡警前来，黄复生知道完了，也回到了汪精卫处。几人赶紧商量对策。 事发如此突然，汪精卫却很镇定，他说虽然发现了炸弹，但警察肯定就能查出来是我们干的？所以不用着急，看看风头再说。 第二天的报纸上果然全是有人想刺杀摄政王的大新闻，把那个炸弹、那个电线、那两个埋炸弹的人大肆渲染。为了一举成功，暗杀团制作的那个大炸弹本有四十磅之重，报上说如果爆炸，会端掉大半个北京城；而且各报还分析评论，说这肯定是宫廷内部的争斗，扯到了庆亲王、肃亲王和载洵、载涛几个人身上，官方和舆论都没想到此事出自革命党之手。 这时候，同盟会的老会员白逾桓匆匆来到守真照相馆，催促他们快快逃走，因为侦察机关已全部出动，不可能不怀疑到这里。关于会露馅的明显疑点，他说：“哪有归国留学生开照相馆谋生的？只骗得了你们自己，骗不了别人！” 汪精卫和黄复生正在踌躇，这时，警方又宣布，在芦沟桥抓到什刹海炸弹案的案犯，已经处死。暗杀团一边庆幸警察愚蠢，一边又为这个无辜者感到心情沉痛。他们放下心来留京继续干了。 哪能想到，4月16日，大批警察突然扑来，包围了“守真照相馆”，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一举抓获。 几位热血青年大大低估了对手清政府的老辣：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明白是革命党所为。报纸上关于炸弹起因于宫廷争斗，以及案犯以被捕处决，是清政府故意放出的消息，就是为了让行刺者安心不逃走。 他们仔细检查了炸弹，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于是警探拿着螺丝钉顺藤摸瓜，到京城各铁匠铺核对，找到了它的出处；鸿泰永铁匠铺老板稍做回忆，就想起这是“守真照相馆”要求他做的；警探紧密监视“守真照相馆”，正好赶上“守真照相馆”搞装修，几个密探混入装修工人中，汪精卫随身的机密文件都被他们从房间偷了出来…… 至此，汪精卫已完全暴露在清廷眼皮下，而他自己还浑然不觉，直到突然被捕。 几个拎着一个炸弹的人，来对抗一个庞然大物的政权，这场较量是不均势的，汪精卫暗杀计划的失败，并不意外。 企图暗杀摄政王，这是一个大案。负责审理此案的是统率全国警察机关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 审理顺利得很。炸弹、电线等物证一摆，人证鸿泰永铁匠铺老板一到场，黄复生哈哈大笑：“连你也来了，我还有什么话好说！”于是，抵赖、狡辩、大事说小、小事说无之类审讯中常见的场面一律没有，汪精卫大声承认自己就是主谋，目的就是干掉载沣，动机是用以“振奋天下人心”。而黄复生所说跟汪精卫一模一样。两人争着说自己才是主谋，罪责全担；对方不过是个小帮工，毫无干系。 肃亲王是当时清统治阶层里罕见的有头脑、人品也不错的人。审讯过程中，看着汪、黄二人的气度，他一直感佩革命党人就是了不起，死留给自己，生交给别人，这样的人清政府中有吗？联想起清朝那些极度腐败的杂碎，肃亲王心情极为复杂。 该如何判决这二人，暗杀摄政王载沣按刑律，胆敢加害皇族，要满门抄斩的；但肃亲王反复考虑，劝下了载沣。他说，这个愣头青汪小子来刺您，根本就没想过要活，他就是要以他被咱们宰掉去鼓舞人呢！您看看，如果杀他，“同盟会领导人汪精卫亲身谋刺摄政王杀身成仁”的事儿就定了，他成了楷模，咱成了同仇敌忾的对象，这不是正好合了他的意吗？他来刺您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啊！咱不能让他得逞，您想想，不杀他的话，别人怎么想？企图谋刺摄政王都得到宽大，咱表现出了无边恩德，民心就站到我们这边了。 1910年4月29日，清廷判决书下，称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属于可以原谅的对象，格外开恩不杀了，判处二人永远监禁。 这个肃亲王仔细读过汪精卫洋洋洒洒、痛驳君主立宪强于革命主张的“供词”后，被汪精卫的精神和胆识大大吸引，他几次到监狱中看望汪精卫，给他做思想工作，希望他能放弃反清念头，加入到自己这边来。 肃亲王说：“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自强自立，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法西方立宪，这些与朝廷的主张都是一致的。目前朝廷正在筹办预备立宪，建立国会让民众参政议政，这些不正是先生所争取的革命目标吗？” 汪精卫反驳说：“我们革命党人所主张的绝不是立宪，而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实行三民主义。亲王既然读过汪某在《民报》上的文章，对汪某的革命主张应有所了解。” 肃亲王说：“你们革命党的确有很多杰出的主见，但你们也应该认真倾耳听听我们的看法。说实话，我认为‘三民主义’是一种见识偏狭的理论，不能成为今后中国的指导理念。为什么要宣扬灭满兴汉？这样宣扬民族仇视能够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吗？为什么要搞平地起风波的流血革命，我们不是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的机会。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是比用很多人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吗？” 汪精卫反驳说：“我们主张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现在中国搞君主立宪，并不能解决长年的腐败弊害，而且把国会作为民权的支柱不过是一种幻想，国会只不过是君主的傀儡走狗而已。只有民主革命才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肃亲王说：“中国的政治十分复杂，各种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操之过急？螳螂在前，黄雀在后，列强不是在觊觎着我们吗？不忍不谋则乱，还请汪先生三思。” 结果每次都成了辩论，各讲各的理。两人立场如此不同，怎能形成什么共识？不过，在几番接触中，二人对对方的品德都产生了尊敬。后来汪精卫谈到肃亲王，说：“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肃亲王则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汪精卫事败入狱，人在纽约的孙中山叹道：“汪精卫是我们的一个大人才啊，失去他等于砍掉了我一条手臂！”一度陷入分裂的同盟会为了营救汪精卫又团结起来了，各地组织都在行动；而民众也看到，革命党可不是一个叫人家子弟送死、领袖们舒舒服服的团伙，他们的信念和决心如此坚贞如此深厚，中国的希望就在他们。 武昌起义后，清廷被迫释放政治犯，汪也获释。其在狱中写有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颇为著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