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设国民党战犯风波

    原标题为“特赦国民党战犯：有10人申请去台湾而被拒绝”；发表于2013年12月29日 中华网。本文经过删节和摘编。

    自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偕“国民政府”要员自四川成都机场乘飞机逃往台湾，到1987年11月2日，台北当局正式允许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时止，台湾海峡两岸在长达38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之中。其间，虽也曾有过高层间多次秘密接触，但最为轰动一时的，要算1975年3月最后一批特赦国民党战犯时，有10人申请去台湾而被拒绝接收的事件。

最后特赦战犯前的海峡两岸态势

1774年12月23日，重病中的周总理在公安部送来的末赦323名战犯情况表上批示：

“请谓公安部分类处理，进行准备，以便在人大会后送中央、主席审批。”

公安部送来的处理方案，按立即特赦、刑满释放、提前释放（刑期未满者）、保外就医和继续关押等不同类别分别列出了名单。尽管周恩来看了名单一再指示，这次特赦要尽可能放宽，但经各地管教单位和主管部门反复研究，还是有13人要继续关押改造，理由是“他们确无改恶从善表现”。

    当时几个战犯管理所的所长都被关了起来，战犯们被关在什么地方也不十分清楚。后来，好不容易地从牛棚里和五七干校里找回来几位老所长和老管教干部，总算查清了仍然在押的战犯的人数及其现实政治表现、身体状况等等，列出了准确的名单。当时尚在关押的战犯还有293名，其中，国民党战犯29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ｌ名，这些战犯将全部释放。讨论研究这批战犯的名单及释放后的安排、待遇等问题有好几个月。经与当时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公安部军管干部负责人施义之等反复商讨，最后形成了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报告《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

据档案资料记载，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病重时批阅的那个在押战犯名单（表）是323名，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正式批示时，因在此期间又病故5人，因而实际人数成为318名。经核心小组填重研究，又将其中的25人单独提出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给落实政策。所以，经核心小组反复清查结果，最终列入仍在押战犯名单的是293名。

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看到公安部核心小组《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和准备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说明书后，作正式批示。

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在听秘书读报告时说道：“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要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当秘书谈到，报告中提出仍要继续关押改造13人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道：“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注：指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当谈到报告中提出安置在农村的释放人员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贴费15元至20元时，毛泽东明显地表示出不满意，说道：“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稍停，毛泽东又说：“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华国锋在获悉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后，立即主持召开核心小组成员及公安部主管战犯工作的负责人员会议。关押战犯最多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负责人员也被召来列席了会议。几乎所有与会人员，都对毛泽东的指示感到意外。由此，原先花了很长时间准备的大量分类处理在押战犯的材料一律作废，所有在押战犯则不分有无“改恶从善表现”一律特赦。释放后也不分他们原有的级别与表现，都一律安排在城镇。复杂的事情竟然变得如此简单。

会议期间，华国锋对毛泽东在审议时提出的“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的问题，反复同抚顺战犯管理所来人进行讯问调查，会后，又指派专人与解放军总政治部一起查明了在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被俘获的国民党战犯确实都已特赦安置完毕，现押的战犯多为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地被俘获者。在清查过程中，又发现在全国各地的劳改机关（监狱）还关押着大批被俘的国民党人员，有的还是将军级别。据统计，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特赦战犯之前，正式听候处理的在押国内战犯总数为856名。至1975年3月19日第7批全部战犯被特赦止，共特赦释放589名，刑满释放65名，另案处理释放10名，经审查按起义投诚对待、立即释放的25名，病亡167名。这些人员，除病亡的外，都按党的政策作了妥善安置。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对已处理的前战犯（如沈醉等）经复查并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纠正，又按起义政策对待。

中共批准10名战犯申请去台湾的请求

中国政府7次特赦国内战争罪犯。1975年3月释放全部国内战犯。在这些战犯中，有10名前国民党军官提出回台湾的申请被批准。他们是：王秉铖，原国民党第五十一军中将军长；陈士章，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蔡省三，原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警务总队少将总队长；周养洁，原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局长；王云沛，原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段克文，原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杨南邮，原国民党一五零师上校团长；赵一雪，原国民党二八一师上校团长；张铁石，原国民党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海商，原国民党青年军二零四师上校团长。

在这10名愿意回台湾的特赦人员中，除蔡省三外，其余9人都有直系亲属若干在台湾岛内。

1974年12月末，在中央决定全部释放在押的国内战犯之前，毛泽东说：“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都可以去，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嘛！”为此，1975年3月20日，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共同拟定，并经中共中央同意，向各地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实施意见》，其中第6条即明确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在前三天的3月17日全国人大四届二次常会上，审议全部特赦在押战犯议案时，华国锋副总理到会作说明，代表国务院明确宣布：“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197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著名的北京烤鸭店，为王秉铖等一行10人即将离开北京前去台湾饯行。

4月13日，王秉铖等10人启程离京时，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童小鹏、乔连新、彭友今，以及爱国民主人士杜聿明、宋希濂、郑洞国、庞镜塘、黄维、文强等均到机场送行。当送行人员与之紧紧握手，依依惜别时，杜聿明、黄维等人还一再嘱托去台人员给在台的旧部、故友问好。

在登机之前，蔡省三还笑着问童小鹏：“副部长，我的亲人都在大陆，我到台湾后，若是让我的亲人申请去台湾可以吗？”

童小鹏肯定地回答：“党的政策是尽可能照顾亲人团聚，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能够做到的，当然可以。”

4月14日上午，王秉铖等10人由广州乘91次特快到达深圳，在这里每人领到路费港币2000元、新制服装ｌ套，及往返通行证一张。通行证有效期半年，半年后随时都可申请办理入境签证手续，陪同人员中央统战部一局局长焦琦一再重申：各位先生到达香港后，已委托由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负责安排日常起居，但办理回台湾的手续、打电话、发电报、找亲友、见记者等等，均由各人自便；发表谈话，对各方表态，也请各位自定。

台湾当局拒绝10人去台，张铁石自缢身亡

但是，台湾岛内的新闻舆论对中共特赦战犯及允许前“国军”军官申请去台之举缄口无言，甚至刊载此类新闻的港澳等地的报纸运抵台湾之后，也一律予以查禁。后来，迫于形势，也仅有简短报道。据港澳地区报纸披露，台湾舆论界之所以先对特赦战犯消息避而不登，随后虽有简略报道但并不刊登获释人员名单，是有其难言苦衷的。因台湾当局一直把有些在押战犯当做“烈士”，并把他们牌位供奉在台北的“忠烈祠”内，如已“慷慨就义”的周养浩等人。

    当时的蒋经国刚接管了政权，便面临着中共释放国民党战犯，并有10人要求去台的棘手难题。一方面，王秉铖等10人都是国民党军事将领，在内战战场上被俘，现在获得特赦，要求到台湾同自己的亲人会面团聚，在情在理，不能拒绝接受。而且，在国际上也没有对对方宽大释放的人员拒绝接受的先例，如果执意拒绝，恐难避免国际舆论的谴责；但另一方面，如果准许这10人进入台湾岛内，又势必会冲击和动摇岛内的“民心”和“军心”，这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要陷入极大的被动。

此时台湾当局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以台湾的所谓“大陆救济总会”会长、国民党元老谷正纲为首的一部分政界人士，包括原“行政院长”张群等人在内，极力主张应立即接受这10人赴台，以消除台湾当局已在国际上造成的恶劣影响；但岛内掌握实权的少壮派军官，以及军警特部门的首脑，则坚决反对让这10人进入岛内，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使长期营造的反共心态不致溃散，军队的士气也能得以维持，在激烈的分歧与争吵中，蒋经国一时难于作出决断。于是，先由“中央社”社长曾恩波出面，于4月初发表谈话称：“中华民国政府欢迎该批前国民党军官及党政官员重投祖国怀抱。”

隔几日，于4月18日，继任“总统”严家淦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说：“政府欢迎一切反共分子到台湾来，但不让共产党间谍和统战人员进来。”严家淦还说：“中华民国政府欢迎任何向大陆灾胞救济总会求援的人。”4月22日台北消息改称：“台北政府对宗事件，将采取坚定立场。除非该10名中共释俘，在香港发表其反共态度，同时自动向自由中国救济总会申请，否则国府没有让步余地。”但当10名获释人士在香港拒绝以“难民”身份申请入境，并严词拒绝“发表反共声明”之后，香港《明报》6月6日却又发表专访称：

台湾“救总”理事长谷正纲，最近致函“救总”办事处（注，指在香港九龙），转达国民党最高当局处理战俘入台方案的要点，并不要求战俘公开发表《反共宣言》……“谷正纲函件”仅要战俘补呈现《申述信》作为入境申请表格的附件。该信包括三项内容：ｌ、说明入台动机；2、表明入台是无条件的（不提任何条件）；3、入后愿意遵守法律，如果言行上有违法律，愿接受法律制裁。此间“救总”负责人谢伯昌，曾电召战俘前往办事处，将“谷正纲函件”给他们看，有九名战俘看完函件，觉得没有什么为难，即呈交“申述信”，只有蔡省三拒绝呈交。谷正纲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十个常委之一，系国民党决策机关的权要，但他主持的“救总”，只是民间团体，没有党政机关的权力。10战俘入境手续的文件传送，虽由“救总”办理，奉命负责审核者，却是“总统府”的“国家安全局”。

但是，台北“救总”却又出尔反尔于6月17日在国民党机关《香港时报》登出启事：“查本会谷正纲理事长从未对港九救济机构有过上述函件，所载全非事实。”

另据港澳报纸披露，实权人物蒋经国，采用“大化小，小事化了”的“拖”字诀应付局面。香港《明报》披露：“权威人士对本报记者透露说，上月他赴台参加已故蒋介石总统的丧礼时，蒋经国先生曾亲口对他说：国府对十名战俘申请赴台所采政策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蒋经国对这八个字并无进一步地解释。权威人士个人认为台北显然并不欢迎他们前往，决定用'拖'字诀来应付问题，拖得一时算一时，和中共实行比斗'忍耐力'，直至一方忍无可忍，自动召回十名战俘为止。”

被拒去台人员的归宿

为了更加要妥善地处理好获释人员的回台事宜，在张铁石被逼自杀后的第三天，新华社香港分社研究室台湾研究组组长黄文放，奉命回北京向中央专案小组汇报情况，对其余9人今后的去向进行了研究与安排。决定：中央的指示是要以更高的姿态处理9个人的去向。由于已经确悉国民党当局不让10人回台的决策已定，留港的9个人可以自由选释，愿意回内地的，欢迎，回来后由内地安排工作；愿意赴外国的，继续给予协助，帮助旅费；愿意留在香港的，国家长期照顾他们的生活。至于张铁石的遗体，让国民党人员领取。最后，张铁石的遗体是由他的儿子自台来港处理，火化后把骨灰带回台湾。

被拒的9人中，赵一雪自香港返回大陆后在上海安家落户，因其妻子、子女均在上海，即被中共统战部和上海市政协聘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同他一起自香港返回内地的张海商和杨南邮，因他们在湖北和四川有亲人，则根据本人意愿，被分别安排为湖北省和四川省政协委员。其余6人的归宿，陈士章于1975年7月4日由女婿接往美国住印第安纳州女儿家中，他的夫人及儿子仍住台湾。7月14日，段克文经向“国际救济总会”申请，离港去了美国纽约。段在美国无亲人，靠给一家亲台湾的中文报纸当编辑谋生，期间曾秘密去了一趟台湾，1991年客死美国。王秉铖因有儿子、女儿和侄女在美国，于1975年9月26日离港赴美，居住在女儿家中。1979年，正在台湾任“国大代表”的夫人李志衡，留赴美国与其聚了两个多月后又返回台湾。后经其夫人多方周旋，终使王秉铖由美国转道秘密去了台湾，但不得长期居留。周养浩直到1975年11月12日乘飞机到了美国住在一个女儿家中。周在美国有三子二女，但他的妻子却因思念丈夫不久即在台湾病故。

最后，在香港只留下了王云沛和蔡省三。住在兰宫酒店的王云沛，为急于去台湾，离店另租房屋居住。他的夫人为了同其会面，急急与儿子由台湾移居美国，王则在香港向美国领事馆申请去美国会亲，竟然不予核准。无奈中，1978年5月，王云沛的夫人张佩霞则由美国来到了香港同其团聚了一段时间。可惜好景不长，1979年10月8日王云沛先生即因病故去，骨灰由在家乡的长子王敏惠专程自内地来港领回，葬于浙江省相庐县原籍。至此，滞留香港的只有蔡省三一人，他决定一面以写作为生，一面主动从事海峡两岸的沟通工作。到90年代初，蔡省三曾多次赴台湾参观访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