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氢弹之父”于敏（上）

钱三强在谈到于敏时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彭桓武称赞道：“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国产的土专家一号”

于敏是一个神秘人物，曾经“隐身”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第一个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科学家发了言。

由于保密的原因，这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著述多未公开发表，连他的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不过他的杰出贡献仍有蛛丝马迹可寻，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张劲夫在《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中提到，“研制氢弹工作主要是于敏他们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也得过大奖”。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1926年8月16日，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他父亲当时是天津的一位小职员。于敏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度过的，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他留下惨痛的记忆。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以门门功课第一闻名全校。1944年，于敏考进了北大工学院机电系，仍是出类拔萃的学生。一次进行数学考试，题目出得很难，就连数学系学习最好的一个学生也才得60 分,惟独学物理的于敏却得了 100 分。

但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是工学院，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根源。而他却偏偏喜欢沉浸在“纯粹”的理论之中，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张先生病后，胡宁教授担负起指导之责。在两位先生的悉心教导下，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不久，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这个所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

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对此于敏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有在大的学术气氛中，互相启发，才利于人才的成长。现在的环境已有很好的条件了。”

提前进入氢弹研究

于敏调到近代物理研究所，一头扎进了文献堆，几乎阅读了全部有关文献。他一方面扎扎实实地学习核物理的基础理论，一方面非常重视物理实验，了解相关物理实验的内容，分析相关的物理现象，去伪存真，总结有关的物理规律。后来与于敏共事的科技人员，发现他对相关的物理实验总是了如指掌，无不感到十分惊讶和佩服。著名实验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后来说：“我所接触的我国理论物理学家中最重视物理实验的人是于敏。”由于理论研究的需要，不久在近代物理所成立了理论研究组。于敏被分到了这个组，由彭桓武兼任组长，胡宁是兼职研究员，全组共 8 个人，除彭桓武，胡宁和于敏外，还有朱洪元，邓稼先，黄祖洽，金星南和殷鹏程。后来这个组有 6 位当了科学院院士。于敏是这个组里年龄最小，资格最浅的。于敏与这么多卓有成就的学者在一起工作，对他一生的科研工作影响匪浅。

对于于敏的刻苦学习精神和良好的调研习惯，彭桓武倍加赞赏，说“真正钻进去了的只有于敏”。于敏和邓稼先担负着原子核理论方面的研究任务，但因邓稼先肩负许多领导职务，这个任务实际上主要落在了于敏的肩上。于敏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为了不负重托，他对所有能找到的相关文献都要浏览或精读，苦苦地思索着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这样，他很快就钻到了原子核物理发展的前沿，发表了多篇颇有份量的论文。

于敏在科研中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就是善于抓物理本质的东西。他在听报告或学术讨论时很少记笔记，总是在那里用心地听，用心地思考，即使偶尔记点什么，也只是扼要地记些画龙点睛的东西。然而，他对数学公式和有关的数据记得却非常清楚，复杂的数学表达式经他一指点，就变成了一幅幅生动的描写物理过程的图像。关键的数据他脱口而出，决不会记错。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辛勤地耕耘了十几年。先后发表论文，著作和译著二十多篇册，在中国物理学界名闻遐迩。他与杨立铭教授合著的《原子核理论讲义》成为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钱三强在谈到中国原子核科学的发展时, 曾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彭桓武也赞赏他说：“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 他是开创性的, 是出类拨萃的人, 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在我国研制第一枚原子弹尚未成功时，有关部门就已做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为什么提前研究氢弹？原来，原子弹和氢弹有很大差别，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又称聚变弹或热核弹。氢弹的威力要大得多。1960年底，钱三强找于敏谈话，让他参加氢弹原理研究，于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他的一位老同事对记者说，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

于敏开始涉足深奥的核理论研究工作。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和于敏等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于敏没有出过国，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他几乎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的高峰。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他拼命学习，拼命地汲取国外的信息，在当时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

尽管于敏有着雄厚的理论基础，有着广博的知识，可是，对于氢弹这样复杂的系统，仍感到陌生。从哪入手呢？于敏经过认真思索，觉得还得从氢弹理论的最基础部分开始摸索。他一方面自己亲自做课题，推导方程，做物理粗估，构造物理模型，做解析解；另一方面给年轻人讲课，辅导他们做课题，不分昼夜，不懈攻关。有一次，他们看到国外报道了一个重要元素的新的截面数据。这个数据太理想了，高得简直有点令人吃惊，如果实验数据是对的，将对热核反应大有好处。但是，这个数据是真的吗？会不会实验有误或故意报错，将你引入歧途？鉴别这个数据的真伪，一般只有重复做这个实验。但这要花掉大笔资金，而且需要二三年时间。这值得吗？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于敏对这个数据也甚为怀疑。他昼夜分析论证和计算, 决心搞清楚它的对错。一天深夜，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眠。突然，他一跃而起，高兴得拉住妻子的手说：“我搞清楚了！”妻子不解地问“什么搞清楚了”？他说：“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今天我得提前上班，请早点起来给我做早饭。”

第二天，于敏早早到了办公室，对自己的推导和计算再次进行了缜密的思考和检查，上班后给同事们做了一个报告。他从核反应的基本理论出发，分析了各种物理因素，抓住该问题的主要物理机制，依据布莱特—魏格纳公式进行了详尽的推导，最后，高度自信地宣布：外国报道的数据是错误的，完全没必要花费那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去重复那个实验。于敏一锤定音，再无人相信这个数据。后来，外刊报道，国外有人做了那个实验，证明原来报道的那个数据是错的。

氢弹要实现核燃烧，单靠理论解析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创造高温密度的等离子体状态，来摸清它的现象和规律，而做到这点，必须靠电子计算机进行定量或半定量的数值模拟研究。当时，全国最好的一台计算机是104 机，运算速度每秒只有一万次，而且每周只能给提供十几个机时。如此小的计算机，每周十几个机时,在现在看来，要研究热核材料燃烧的有关现象和规律，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他们硬是靠这笨玩艺，经过 4 年时间的团结协作和艰苦拼搏，解决了一系列有关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基础问题, 为最终突破氢弹原理打下了坚实基础。

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计划中的氢弹的研制速度是力争 1968 年研制出高标准和高当量的氢弹装置，并明确提出装置的标的为 1100(即威力达到 100 万吨 TNT 炸药当量)。二机部党组又调集三十多人，集中力量进行氢弹攻关。于敏被任命为理论部副主任。为了突破氢弹原理，理论部分兵作战，多路探索。于敏作为学科带头人，带领各室人员分别攻关夺隘。他经常深入到研究室，或指导大家进行研究，给大家讲课，或自己埋头看纸带，分析计算结果，抓物理实质，掌握研究进展和科研方向，发现问题和及时解决问题。大家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他的带领下，大家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遇到难题，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民主气氛十分浓厚。每个人都在不声不响地克服困难，忘我地工作，苦苦地探索。

于敏处处身先士卒，真可谓是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有的时候，妻子为了让他换换脑筋，硬拉着他去逛公园，可他满脑子都是学术问题，老是跟不上趟。有时一转眼人不见了，一找原来到了幽静地方独自看书去了。有的时候，他帮妻子洗衣服，一盆一盆地往洗衣机里加水，口中念念有词地计着数，谁知，倒了半天，衣缸里水却不见涨，一看，原来没有关排水阀。弄得妻子啼笑皆非。像这样的事，不胜枚举。“苍天不负有心人”，在邓稼先和周光召的领导和组织下，在于敏的直接指导和率领下，硬是靠大家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终于解决了一系列最为关键性的问题，取得了氢弹原理的重大突破。

为了尽快地设计出百万吨 TNT 当量的核弹，1965 年 9 月下旬，39 岁的于敏带领 13 室 4 个组的科学工作者前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利用该所的 J501 机(运算速度每秒 5 万次)，夜以继日地对加强型原子弹模型进行优化设计。这次优化设计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热核材料的燃烧，尽可能把原子弹的威力提高到百万吨 TNT 当量。于敏对那堆积如山，布满数以万计蝇头小字的纸带, 都要亲自审阅。他检查物理图象，分析计算结果，解决疑难问题，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常常连饭都顾不上吃。

在于敏的影响带动下，参加执行任务的年轻人个个热情高涨，干劲冲天，恨不得马上就把百万吨当量加强型的原子弹设计出来。但是，计算结果却老是不理想，威力总是上不去。一时间，大家陷入了困惑，情绪有些低沉。怎么办？为了提高大家的业务水平，鼓舞士气，于敏决定给他们做系列学术报告。他选择了一些典型的计算结果，结合物理粗估，对辐射流体力学，内爆动力学，中子物理和热核反应动力学等有关现象和规律进行了系统分析，给年轻人详细地讲解有关的物理和各个阶段的特征物理量，教他们学会如何分析计算结果，抓物理实质。于敏的学术报告内容全面、系统，分析详尽、透彻，而且推理严密，语言简洁，表 达力强，无懈可击。好多设想新奇、独特，出人意料。大家听了，茅塞顿开，都说：“听老于的报告，真是一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