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拔培养接班人”
网上博客里看到一篇所谓“清流太子党”的文章。作者崔武年是十八大上书中央的马晓力等3位代表清流太子党的“老”党员之一。文章的题目是“从‘第三梯队’说起——关于政治进步的严肃的‘浪漫的杂谈’”。
这篇文章中列举的一些数字让我感兴趣。1980年代初，中共中央搞了个“第三梯队”。“第三梯队”作为中央的一项重要决策，曾经一度成为中央组织部和各级组织部门在一个时期的第一位的中心工作。“第三梯队”后来在组织部的业务术语变成了“省部级后备干部”。这个“第三梯队”名单上有一千一百多人。
记得那时我是大学四年级；学校里也在搞干部的“第三梯队”。中央提出组建“第三梯队”来“选拔培养接班人”；一级级贯彻下来，各个级别的党组织都风风火火地组建“第三梯队”。当然了，当时的学生们不关心此事。在我印象里，“第三梯队”多是团干部或干部子弟。
中共层层机构的党政干部可多了去了。据此文作者崔武年讲，“中国的党政干部有数千万人，县处级领导干部听说有一百几十万人，地厅级领导干部应该有十几万人，省部级领导干部大概万把人，能够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不到四百人，最后，能够进入中央政治局的是二十五个人，成为政治局常委的是七至九个人”。数千万人的党政干部！整个加拿大才几千万人口。这数字真让人头皮发麻。
崔武年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中，大约半数的人都曾被中央列入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也就是所谓“第三梯队”；而且“连续数届都是如此”。崔认为这是当年中共一条成功的经验－－选拔党政干部制度化。另外，这个名单里的人－－基本上都是
“地厅级干部”，大约三分之二的进入了“省部”。
当年是中共元老陈云提出“很好地培训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党政领导骨干”。后来中共中央便大张旗鼓地搞起来。这“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后三条都好说，这“革命化”的标准是什么呢？或许能有装模作样的条文，可谁按照那些条文认真挑选“第三梯队”了呢？
崔认为当年中组部搞“省部级后备干部”是成功的制度化。他讲“其一，选拔时有明确的目标——就是选拔标准。其二，工作中严格执行了程序——就是考察制度。其三，每年都有常规考核，滚动调整，有进有出——就是管理制度。其四，对大部分人都有一定的培养措施——这也是一种制度性的“继续教育”吧。其五，从中央组织部到省市委组织部都有一个真诚的、认真的、负责任的、把制度真当制度的专职机构进行管理——这个机构在中央是青年干部局，在省市是青年干部处“。那一千多“省部级后备干部”“就是按照当时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经过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考察、筛选，又经过省部级党委、党组集体讨论上报，再经过中央组织部组织统一的‘中央考察组’考察，最后，经过中央组织部部务会议或者部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才最后确定报送中央主要领导人”。那名单上的人“当时的平均年龄是43岁多，大专以上文化的占到了85%以上，所谓‘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占83%，‘剥削家庭出身’的占11%，而出身于干部家庭——亦即“副部以上的高干子弟”——的占5%多一点”。
我肯定不能认同崔的论断，但在这里也不想批驳这些站不住脚的说法。说说看，什么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什么又是“剥削家庭出身”？崔认为现在中共掌权层面上的人中，有半数是当年中共中央选拔的“第三梯队”，这就是成功。因为“二十八年过去，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人民生活水平也是普遍地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这种论断你能信服吗？怪不得国内的人们调侃，说中共是“公社饲养员”。
崔提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共的老干部们提出接班人问题。于是请有关干部 “推荐优秀的年轻干部”。结果推荐上来的人“多是秘书、参谋等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有儿子、女婿等亲属”。后来才有通过制度化建设“第三梯队”的办法，以保持中共干部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他还说“第三梯队”中‘高干子弟’只占到5%，远低于‘出身不好’的11%”；同时，在“选这个名单的时候，总体上是没有请托、送礼、‘跑官’、‘买官’乃至‘卖官’之事的”。这种说法照我看就是“五十步笑百步”。首先请给我解释什么是“革命性”。往往是这样，大谈“革命性”的人常常是十足的伪君子。
当然，崔也不得不说到“第三梯队”中也有后来“出事”的“陈良宇、田凤山、陈同海等”。其实中国大陆民众早有定论，中共的干部没有贪腐行为是不可能的。这里问一下，能否把中共自己整出的贪官列个表，看看其中有多少是“第三梯队”的？
如果真如崔武年认为的那样，选拔“第三梯队”的“制度”是成功的。现在党政要员中半数都是当年“第三梯队”的。他怎么在文章中口风一转，大谈“党内已经有了一个‘特权利益集团’了呢”？他是痛斥“特权利益集团”的。文章显得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其实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第三梯队”的选拔根本无助于中共内部的廉洁。
不过崔确实说到了中共一党专政的危机。他说在当今中国大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个‘领导’仍然是一个不二选择。不过，如今却已经是越来越依靠‘维稳’来保障的‘选择’了——过了那二十几年，有制度可能也不行了！为什么不行了？因为从根上说，是‘一党制’不行”。说得有点扭扭捏捏哈。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承认了中共统治的危机。下面就是大实话啦。
“就是一个党——这个党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入了党就可以做官，官当得越大权力就越大，利益就越大，管他的人就越少，直至没人能管，想‘保持本色’都难！
“就是一个党，自己制定的制度，管不住自己的干部——因为它管不住也行，可以不必负责，更可以不必被追责。
“就是一个党，自己制定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以‘自己改正’，而不必担心有‘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揪着你不放。
“就是一个党，这个党讲究‘舆论一律’，电视广播、报纸杂志、新闻媒体，全都是‘党报’，全都是‘党的宣传工具’，全都是‘主旋律’，丧失了报道真相、曝光黑暗的作用，丧失了根本的媒体对政治的监督作用。
“就是一个党，这个党有个‘政法委’，将国家的公、检、法、司等执法机关均置于自己的‘统管’之下。什么人可查？什么人不可查？什么人要‘从重从快’？什么人要‘按党的政策’网开一面？——皆可根据‘党的利益’协调决定——这哪里有‘依法治国’方针的立身之地！
“就是一个党，干部的贪腐伪善成为一种黑潮而不可遏止，不受监督的权力使多少质朴、纯洁、有追求的贫家子弟、官家后代踏上仕途便成不归！
“就是一个党，不说下面，你连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公布个人和家庭财产都做不到——因为做不到也行，可以照样当中央委员！
“就是一个党，这个——‘特权利益集团在党内’的问题，你就解决不了！
“就是一个党，谈何‘权为民所赋’？胡锦涛总书记说‘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很对，但是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就是没有指出这个‘权’的来源——难道你这个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
“就是一个党，人民永远无选择，党也永远不下台，这个权力是不是‘为民所赋’还有什么关系”。
就在崔痛斥一党专制的弊端，铿锵有力地申明“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后，他却话锋一转，“但是，冷静下来也要看到，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又处于这么‘小’而且环境这么恶劣的‘地球村’里，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是还不行”。我无法揣测崔的内心世界，只能用“思想局限性”来解释他言谈话语中的相互矛盾。毕竟他是个“太子党”，是个“体制内”的人。不过他的疾呼也确实触动我：
“中国共产党就一定要改革！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的这一整套存在着致命缺陷的国家政体、政治制度就一定要改革！国家需要你改革！人民需要你改革！历史需要你改革！发展也需要你改革！你如果坚持不改革，你就是对国家的犯罪、对未来的犯罪！你就是人民的罪人、历史的罪人”。
崔有这样的逻辑：中国需要中共来领导，也要中共改革。之所以要中共改革，是因为需要中共领导；然而中共不改革就丧失领导地位。中共如果因为改革失去了领导权，还可以在改革了而重获领导权。中共如果一定不改革，就会永远地失去领导权，并且因而使国家陷入危亡。
嗯，有这点认识，作为一个“体制内”的人也是难能可贵的了；不过现在中共的掌权者是根本不想政体改革的，而且确实近期内他们的专制统治是稳定的。原本是想在仔细看完这篇文章后发议论的，现在免了。至少应该多想想再说。越来越痛感我们说得太多，做得太少。与其空谈，不如仔细聆听。上帝让人长了两个耳朵一张嘴，就是让我们多听，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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