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极左”

忽然有点“陈芝麻、烂谷子”想翻翻。那是1976年夏天。嚯，将近三十九年前。时代背景是，年初中国知识分子敬仰的周恩来总理去世。四月发生北京大批市民借清明节悼念周总理抗议“文革激进派”的事件，遭到镇压，俗称“四五运动”；周总理的接班人邓小平被第三次“打倒”。七月唐山遭到毁灭性的超级大地震。

对此我们“知青”什么态度呢？都情绪激烈，公然反对“文革激进派”者大有人在。这和北京一惯是中国文化、政治中心有关。北京的老少爷们都是“皇民”，总是一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劲头；我就是其中的一位。“四五运动”时我在北京，真没料到老百姓抗议会被如此无情镇压；北京此刻的政治空气一片肃杀气氛。当时我回农场真有点“仓惶出逃”的感觉。到了农场我在宿舍里大谈自己看到的北京清明节市民抗议活动，讲了好几个晚上。但最后大家是一片沉默，气氛压抑，内心愤慨，特别是北京、上海的“知青”。

随后，“整肃”开始蔓延到全国各地。大家渐渐地不敢公开说“反动言论”，但私下里还是个个义愤填膺。就在这时，男宿舍里发生意见不可思议的事儿。一位北京“知青”的日记被偷看，然后上交“革委会”（“文革”中各级行政管理机构都叫革命委员会）。当然，那日记中记录了太多“反动言论”和内心的愤懑。

这位北京男“知青”当时就被农场抓走，关入总场的“小号”（也就是私牢。因为农场不是司法机关，无权羁押人）。我当时是惊惧。第一个念头是把自己的日记都销毁。我还记得他被押到总场“小号”时情景，此君面色苍白，无表情，机械地收拾自己的被褥。他被关入“小号”时一两个月毫无音讯。惶惶不可终日的气氛在农场各个连队蔓延。

就在这压抑的气氛中，忽然有一天连队里各个“知青”宿舍都分别由农场的干部召集下开批判会，当然是批判那个被关入“小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开始宿舍里的“知青”都不讲话，只是听那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农场干部语无伦次地胡说八道。他讲完看了一下，大通铺上坐着的沉默不语的“知青”们。“现在，我认为，XXX该枪毙，竟敢反对毛主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的可耻行为必定激起广大的革命人民的无比义愤！他还不该被枪毙吗？！我第一个表态，枪毙XXX！”跟着他指了一位坐在最边上的“知青”，“你！从你开始，表态！每个人都得表态！”

“枪毙。”第一个被要求表态的“知青”毫无语气地说。接下来是一连串的“枪毙”二字。轮到我这儿，也跟着说“枪毙”。可耻的感觉涌遍全身，懦弱呀。当时我肯定不会说“我不同意”。人哪……

“很好！大家都表态了，一致要求枪毙XXX。这就是革命的知识青年的态度。我相信，每个知识青年同志们都会要求枪毙他的。”那连队干部开完会扬长而去，大家都默默地抽烟。后来听说，各个宿舍的“知青”的态度都是“枪毙”二字。啼笑皆非？用人人自危来形容比较合适。

多少年后，我们和那位大家曾一致要求“枪毙”的北京“知青”相聚时，不免提起此事。说到“我们都说要枪毙你”时，大家哈哈大笑。他也很坦率，说自己在“小号”里没命地写检查，发誓“痛改前非”，恳求“党指一条生路，让我重新做人”。

嘿嘿，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怎能体会那时我们的感受呢？我还有个想法，那就是短短几十年，中国民众的思想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还在继续演变下去。

后记：

“毕福剑事件”让我把这个存留在记忆深处的小故事翻了出来。老毕后来也不得不“痛改前非”般的“检讨”；但网上人们的嘴是封不住的。不过我对中国的政局仍悲观，那就是人们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是中国大陆的专制制度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