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苏军俘虏的日军的命运

1945年八月，苏联进攻中国东北，歼灭了日本关东军。日军大部投降或被俘。被拘押在中国东北临时战俘营里的日本战俘后来被分期分批地押送到苏联境内。日军战俘总数为60万人左右，其中大部分战俘被安置到苏联的远东和东西伯利亚，还有一些战俘被安置到哈萨克地区以及顿河流域的坦波夫州等地。

日俘进入各劳改所之后，先实行为期3周的检疫隔离。在战俘们度过了检疫隔离期之后，就开始做劳动准备了。战俘们必须做的另一件事情是接受苏方人员的讯问，看其有无反苏反共的劣迹，一旦发现有战俘从事过反苏反共的活动，这些战俘就立刻被转到专门的战俘惩罚收容所接受惩罚。

由于苏联对管理日俘工作仓促，日俘到达目的地后没有正式的住处。他们被迫在窝棚、帐篷和不适合居住的简易房里过冬。到了1946年1月天气非常寒冷的时候，日本战俘的住房情况仍然没有改观。当年的日军战俘、后来被从苏联劳改营遣返回国的清水芳夫在多年之后回忆了当时的住处情况：“我们被装上了‘闷罐’火车，从西伯利亚出发，最后被遣送到设在拉达的第118战俘所，就在莫斯科东南400公里的坦波夫城附近。那时已经是昭和21年1月（即1946年1月——笔者注）。在那里，我们住的是半地下式的窝棚，一直住到那一年的8月，这些窝棚是几年以前建造的，窝棚里的柱子是整根原木，已经被手垢弄得黑亮黑亮的。”

由于刚刚踏上苏联的土地，还远不适应苏联的严寒气候，大批日本战俘在第一个严寒的冬季就失去了生命。根据官方统计的数据，总共有55000名日本战俘死掉了。加川治良退休前是一名公司职员，当年被关押在西伯利亚茨塔沃战俘所，多年之后他回忆了当年在西伯利亚茨塔沃战俘所掩埋因疾病和饥寒而死掉的日本战俘的情形：“西伯利亚茨塔沃战俘所，据说关押了将近1500人。一个冬天过去，据说就有500多人死于疾病和饥寒，因此，凡是在西伯利亚呆过的人，都习惯用‘地狱’一词来形容这里的营地……因为死亡人数太多，那位担任所长的苏联军官被追究责任，也给送进了劳改营。他的后任是一名文官，营地的状况渐渐有了好转。”

这些日俘的工作很多都是挖煤、修铁路。他们一般都是做苦力。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地区，矿上没有住所，没有厨房，没有厕所，必须他们自己动身搭建。 当夜幕降临的西伯利亚，气温骤将到零下几十度，寒风呼呼地刮着，好多人睡着睡着就死去了，第二天早上一看都成了“冰棍”。后来苏联人归还日本战俘只有40万，还有20万战俘就因为各种死法永远地埋葬在了俄罗斯的土地上（无法了解数字的来源——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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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资料应该是合乎逻辑的。战俘嘛，又是去苏联。那儿德国战俘还有3百万呢。他们都是苦力。下面的资料谈到了日俘和苏联妇女结婚的情况。

当时，苏联政府对待各国战俘的态度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别，比如，苏联允许一小批日本战俘同苏联妇女结婚，日本战俘也是唯一被允许留在苏联定居的外国战俘。但是，苏联却不允许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等国的战俘同苏联妇女结婚，不允许他们在苏联定居，来自这些国家的战俘后来被全部遣返。

俄罗斯史学杂志《祖国历史》2008年曾刊登一份档案材料称：1946年秋天，德国战俘马克斯·哈尔特曼给苏联内务部战俘和被拘留者事务管理总局寄去了一份请求允许他加入苏联国籍并同一名苏联女公民结婚的申请书，此前他已经给斯大林写过3封信。但他的请求被拒绝了，而且还被重新看管起来，他的苏联情人则被打发到别处，并被国家安全机关监控。

少数日本战俘被准许同苏联妇女结婚的原因很简单，纳粹德国侵入了苏联本土，给苏联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而日本人在二战期间并没有侵入苏联本土。不过，苏联政府也绝对不会随随便便就给日本战俘开绿灯，因此相当多因为爱情的缘故而希望留在苏联的日本战俘则被拒绝，并被遣返回日本。

2005年5月20日，在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的剧院舞台上，首次上演了一出以当年的日本战俘与苏联妇女的爱情为主题的戏剧，这出戏中的女主人公叫做多尔戈尔·桑德科娃，她爱上了一个日本战俘。多尔戈尔·桑德科娃知道，世俗环境不容许他们这么做，他们不可能永久地在一起，但她还是毅然迈出了这一步，并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孩。后来这名战俘回到了日本，一直到很多年之后他们才得以重新相见。

这出戏是以战争年代的真人真事改编的，但是，正如俄罗斯记者纳娜·巴杜耶娃在《俄罗斯人与日本人的爱情成为戏剧情节——日本战俘的俄罗斯后代期盼寻根问祖》一文中说的那样：“假如说艺术手法使得这出戏可以用美满的结局来结束的话，那么现实的情况则要悲惨得多。”因为，这出戏女主人公的原型后来不止一次地跑到地方当局打探她的日本男人的情况，无果。那些因和苏联妇女相爱，请求加入苏联国籍的日本战俘被运到苏联远东地区，从那里返回日本。在乘坐大驳船回国途中，他们被淹死。据说是因为日本政府不能宽恕、原谅背叛祖国的人，他们是根据日本政府的命令被淹死的。

近来，俄罗斯媒体又披露了一例这类爱情悲剧，悲剧的男主人公叫做蜂谷弥三郎，当年被关押在西伯利亚战俘劳改营，女主人公克拉夫季娅·诺维科娃是一名苏联妇女。尽管存在着民族差异以及其他诸多因素，但他们始终彼此心怀真切的情感。后来，蜂谷弥三郎回到了日本自己第一位妻子蜂谷久子身边，蜂谷久子一直在苦等丈夫归来，因而始终没有改嫁。蜂谷弥三郎为此写了一本书---《为战争而哭泣的两个老婆》，来纪念他一生中两个最亲密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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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不能对这些日俘的命运幸灾乐祸。下面的资料恐怕有当时苏联政府宣传的色彩。

在苏联的日俘，其伙食、生活、文娱、体育等，均由其自行管理与组织，苏方人员予以指导。其中文化生活各收容所均极重视，因这些年轻士兵身处异国，人种、地域、文化、政治制度、语言等迥然不同，通过这些活动则可逐步适应环境。在文化活动方面，大都是组织歌咏队、乐队、舞蹈队，各种球队，定期进行演出与比赛，且服装、道具等均较讲究。通过这些活动，在苏联几年的日本人有的成为作家、有的还成了画家或歌唱家。

进入苏联时间稍长的日军被俘人员，由于亲身的经历、体会，逐步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而开始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这场侵略战争不仅给邻国也给全日本的每个城市、每个地区、每个港口、每个工厂、每座学校、每个家庭带来了灾难。在认识有了提高之后，他们撤换了原来欺凌自己而现在仍为领导的旧军官，自己选举队长，进而个别检举和召开“研究斗论会”，揭发原来旧军官和军人在侵略我国的战争中所犯的罪行，这时收容所和劳动大队中的空气特别活跃。

至1949年，苏联除扣留有罪行的日俘约3000人外，其它均在当年予以遣返。这些被遣返回国的日本人，他们按批在纳霍德卡港登上国内派来的船只，有的在等船时，还再次按手风琴的节拍，跳着俄罗斯集体舞，有的唱着俄罗斯民歌。在这4年中，他们接触了新的世界，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新的积极看法。

1949年11月29日，“荣丰丸”再次至纳霍德卡港，接载这些归国者回舞鹤时，由于航运单位的冷遇，引起这些归国者的不满，因而他们在航行中，对“荣丰丸”船长举行斗争会。随之安排了会场，选出了主席团，并提出了中心口号“这是资产阶级的剥削”，“这是帝国主义的手段”等等。（编者看到这忍不住哂笑。）

有战争罪行的日俘大部为中、高级指挥者、参谋军官和生产使用细菌武器有关的军人与雇员。判刑后的原高级军官，多数被解送至莫斯科东北约270公里之伊万诺夫城。经日、苏两国红十字会的多次商谈，从1953年的12月以后，苏联又开始释放部分日军被俘人员。

1956年的12月12日，苏、日两国恢复了邦交，12月苏联最后释放原关东军的被俘人员，这些被释放者之中，包括被苏联判刑的原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