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的“嚎歌”
《嚎歌》,亦名《认罪嚎歌》、《鬼嚎歌》、《牛鬼蛇神队队歌》、《牛鬼蛇神嚎丧歌》。由于没有在官方媒体正式发表,都是通过非正式渠道口头传播到全国的,各地名称不尽一致。
最早有书面材料记载的是1966年8月18日(《李伯钊文集·日记摘抄》《“改造”日记·〈1966.8.13-10.11〉》)。曲作者是周巍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曲作者),他被迫谱写的。有多种版本。根据李伯钊的版本(《牛鬼蛇神号丧歌》),标明节拍2/4拍,演唱风格为“哭丧地”。其歌词是: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全国各地有着许多不同版本。那时的社会是多么病态,人性完全扭曲。——编者)
这是文革中被打倒的黑帮、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集中在牛棚里的“牛鬼蛇神”,在监管人员督促、逼迫下唱的。歌声凄厉、惨恻,据称“像是从地狱传出来的”。这是他们继被揪斗的戴高帽子、坐飞机、遊街等体罚之后,进一步“触及灵魂”的惩罚、折磨。让已经完全丧失反抗能力的人们,屈从强权,违背自己的意志,自己往自己头上泼脏水。就像猫逮耗子,并不把耗子一下子吃掉,而是先要反复戏弄、扑噬一样。曹禺、新凤霞、李伯钊、陈荒煤等人都在他们的回忆文章里,记叙过此事。不少能歌善舞的人,由于不甘忍受屈辱,唱不好《嚎歌》,就被罚出列单独练唱(末代皇帝溥仪亦曾在被罚之列)。因缺少娱乐,贪玩的幼儿当时也把它当成儿歌嘻唱。
1967年初,作曲家马思聪携家逃离中国大陆。同年4月在美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开讲话,列举了所受到的种种凌辱,其中就包括有强迫“牛鬼”唱《嚎歌》。从此《嚎歌》恶名就传遍了世界,成为文革骇人暴行的代表。
传说此歌作曲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作者周巍峙,但是周巍峙的儿子周七月曾经问过其父周巍峙,周巍峙答复不曾写过此歌,而是1966年8月在文化部牛棚教唱此歌。后来周七月考证,此歌的作词是北京四中红卫兵,作曲是北京四中音乐教师。
还有一种传说,此歌作词作曲是北京北海中学物理教师游开平,1966年该校造反派命令游开平作词作曲,游开平几年后受不了迫害而上吊自杀。
《嚎歌》试听,重新填词的此歌: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3OTIxODYw.html
http://www.56.com/u45/v_NzcwMDczMz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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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作者周巍峙的儿子周七月的有关回忆(摘编)
关于《嚎歌》
周七月
1966年“文革”刚开始的七月到八月之间,运动已经从“触及灵魂”向“触及皮肉”发展。我去过北京大学,只见那里席子搭建的大字报墙连绵不断,各色彩纸写就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地上是五彩斑斓的碎纸,空中广播着各种革命通报和战斗歌曲;各系都有批斗台,不但本校学生在打老师,外校去看大字报的学生也可以顺便打打北大的老师出气,老师打老师更是比比皆是;这边高帽游街,那边挂牌批斗,歌曲口号此起彼伏,皮带声一片;人们涌来涌去地赶场看批斗……北京大学完全没有了最高学府的宁静,更像中古贩卖奴隶的大集市和游乐场。
到八月初,打人现象已经进入各个学校。民众仇恨的目标对准“地、富、反、坏、右;封、资、修;军、警、宪、特;黑帮、黑线、走狗、小爬虫、保皇派,牛鬼蛇神,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帽子和皮带齐飞,火焰和血流同色!
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里都跪着挨打的人,堆堆大火,缕缕浓烟烧着各种封资修的玩意,抄家不息,斗争会不停,大批的人被轰出北京……革命群众和红卫兵抡着皮带,横晃着穿行在大街小巷中。
当时还有一首非常特殊的歌曲,是为敌人创作的,那就是:“我是牛鬼蛇神……”这首歌广泛流行,黑帮分子都必须要唱。我在外校看大字报时,见到过“黑帮分子”们集体排队唱这个歌,边唱边舞,唱到“我有罪,我有罪”时,做的动作是比划自己扇自己耳光的动作,所以我印象很深。
多少年后我的一位朋友曾经问过我,听说《嚎歌》是你父亲写的,是不是?
我当时很难回答,因为我父母亲文革前期就已经进了设在社会主义学院内的学习班隔离学习。随后被送进朝内大街老文化部灰楼西侧的火神庙(俗称“大庙”)内的牛棚。我很久没有见到他,不了解他当时的情况。
我问我父亲。我父亲说当时有外来的造反派拿着这首歌找在文化部大庙牛棚看押他们的文化部造反派,要黑帮们唱这个歌。因为黑帮中只有他懂音乐,所以让他教唱。这个事是有的,但曲子肯定不是他写的。不过后来仍有人说周巍峙为《嚎歌》谱了曲。
确认周巍峙为《嚎歌》谱曲这个“事实”的唯一出处是何蜀署名鬼见愁的文章《“文革”中的革命歌曲》的长文中“两首特殊的流行歌曲”一节:
文化大革命流行歌曲中最为荒唐的一首,大概要算专供“牛鬼蛇神”们唱的《嚎歌》。
因为没有经官方传媒公开发表,此歌在流传过程中便被作了随心所欲的修改,在各地有了不同的“版本”,歌名也有多种叫法,有的叫《认罪嚎歌》,有的叫《牛鬼蛇神队队歌》,也有的叫《牛鬼蛇神嚎丧歌》。这是“文化大革命”所煽动起来的人类劣根性登峰造极的“杰作”。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纳粹集中营里,法西斯匪徒们也只有过在留声机播放的古典音乐声中拷打折磨囚犯的恶行,还没有谁专门创作一首歌曲来折磨囚犯。这是中国音乐史上最耻辱的一笔。
著名剧作家曹禺在《已经忘却的日子》一文中,写到他上小学的小女儿小欢子唱《嚎歌》唱着玩的事:“‘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这个歌她觉得很有趣,孩子们都觉得很有趣,‘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我有罪……’小欢子高兴地反复唱。”小欢子的姐姐不让她唱,妈妈却说,让她唱吧,她不懂。后来曹禺被关进“牛棚”,被责令唱这首歌。曹禺写道:“我之所以会唱,还是受小欢子唱的时候熏陶的结果。”
著名演员新凤霞曾专门写过一篇《和溥仪一起唱“鬼嚎歌”》,写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后,她所在的“劳改队”有一天命令全体学唱《认罪嚎歌》。学唱中,原是清朝末代皇帝的溥仪和原是评剧演员的新凤霞两人怎么也唱不好,被罚出列练唱。“这一出来两个人唱更糟了。我个子低,皇帝个子高,可我声音高,皇帝声音低,这一高一低更不是味了。歌词只有几句:“我有罪呀!哎哟!我该死了!哎哟!该死,该死,真该死呀!我有罪呀!有罪,有罪,哎哟,唉唉哟哇!罪该万死了!……”最后是连看管人员都只好不让他们再唱下去了,说这可真是鬼哭狼嚎了!
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不堪“文化大革命”给予他的迫害,携家逃离中国大陆。4月,马思聪在美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开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列举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各种凌辱,其中就包括强迫唱《嚎歌》。在被关押批斗期间,“每天早上和晚上还要我们一起集体唱歌。这首歌叫《嚎歌》,歌词是这样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把我砸烂砸碎!’”马思聪的这篇讲话,被各国记者译成多种文字,经众多传媒发表,因此《嚎歌》的恶名也就随之传遍世界。这大概要算当时在国外“名气”最大的一首“文革”歌曲。
《嚎歌》的作者是谁?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在一篇回忆另一副部长齐燕铭的文章中有一个说法:“一九六六年我们一同被关在文化部旁边那个大庙里,不知从哪里送来了一首歌词,硬要周巍峙同志谱成曲子,并由他教唱。这个歌曲的全部,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记得,其中重复了两句特别别扭的调子,就是‘我有罪,我们是牛鬼蛇神!我们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
陈荒煤认为《嚎歌》的曲是由著名作曲家、《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曲作者周巍峙被迫谱写的(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载:“据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说,这首‘嚎歌’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在1966年8月作的……”此说显然不如陈荒煤本人亲历更具权威性)。强迫一个老干部、作曲家谱写这样的歌曲,丑化和侮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牛鬼蛇神”,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惩罚和折磨。在这里真用得上一句“文革”流行语:“何其毒也”!
凡是提及《嚎歌》的文章,大都没有完整记录下这首特殊歌曲的内容(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录的此歌词曲是由两个当年中学生在事隔三十余年后回忆出来的,不是原版)。《嚎歌》现存的最完整最权威的版本,见于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李伯钊文集》。该书第三部分《日记摘抄》中有李伯钊在1966年8月13日至10月11日被“黑帮”专政队监督人员勒令写下的《“改造”日记》,其中,1966年8月18日所记内容就是《牛鬼蛇神嚎丧歌》,有歌词有曲谱,十分完整,还像一般发表的歌曲那样标明了节拍为2/4,演唱风格为“哭丧地”。歌词有两段: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
李伯钊是中共老党员,红军时期著名的文艺宣传干部。“文革”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其丈夫杨尚昆是“文革”初期最先被打倒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之一。她受株连也被打成“黑帮”。《李伯钊文集》一书编者为这一则日记加注说明,这首歌是监督人员强迫“黑帮”专政队唱的,擅长唱歌的李伯钊却总是唱不好,监督人员罚她单独唱,仍唱不好,就强迫她抄在日记本里天天唱。
类似于《嚎歌》这样的“歌曲”,有些地方还有新的“翻版”。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铸成了中共党史上空前的大冤案。笔者当时在四川省内江市目睹过一个难以忘却的场面:造反派押解着浩浩荡荡的一大群“牛鬼蛇神”游街示众,多为中老年人,有白胡子老大爷,还有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走在行列中的小脚老太太。押送者少,示众者多,倒像成了“牛鬼蛇神”的大示威。游街队伍最前面是一个“牛鬼”敲着一面破锣,后边一个“牛鬼”斜抱着一个竹扎纸糊如真人大小的刘少奇模拟人像,上书“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再后边是几个“牛鬼”抬着一口纸糊棺材,棺材上也写着同样的文字……整个队伍在造反派监视下边走边拖声唱着:“刘少奇,垮了台,儿子儿孙哭哀哀……”唱的是四川旧时民间死人后哭丧的调子。造反派此举无非是要表明“牛鬼蛇神”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社会基础”。
不只是《嚎歌》,那个时代让被审查者自我侮辱的形式还很多,比如勒令每天认罪;勒令挨斗者自己糊高帽子,自己往自己脸上涂墨汁,自觉按时去示众;排队等候揪斗那时已经是黑帮们的常事,他们甚至可以在上台之前还说笑,上台一脸严肃。很多被揪斗者可以做到挨斗后直接回办公室,摘下高帽,洗干净脸上的墨汁,就开始办公……还有,就是让亲人斗自己的亲人,亲人打自己的亲人……真是被打得“落花流水”,真是被打得“威风扫地”呀!
那是一个没有尊严(挨斗者自己更不可能有尊严感)的时间和环境,包括老舍在内的许多人的自杀就是在那个阶段。
我父亲说,文革刚刚结束时,他去过很多地方。《嚎歌》有许多不同的版本,有一位维吾尔族的朋友居然用维语给他唱过《嚎歌》,曲调却是陕北民歌风的。
唉,那个时代!
周七月的博客回忆: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204e990100va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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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歌”以及其他各种“翻版”,其实就是拿人不当人。你是“阶级敌人”了,就不是人了。“革命造反派”当然也想不到,无论什么人,都应该有尊严,连同他们自己。为什么如此愚昧?说到底,应该在制度上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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