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张爱萍（中）
外交部门与军方顶牛的事，以前人们了解甚少，《两代军人的对话》对此略有披露。1984年6月，国防部长张爱萍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他从国际战略格局的利害关系出发说服了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达成了中美两军的军事技术交流协议。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份中美两军最高层的协议。本来是件皆大欢喜的事。可谁知道，外交部驻美使馆有人递了封告状信，说张爱萍违反中央确定的不结盟的原则，和敌对势力搞战略同盟。其实，仅仅是因为美方不同意非军事人员进入参联会大本营，这个人觉得丢了面子，说这是歧视性政策，应该取消会谈。张爱萍认为好不容易得来的成果，哪能为这点小事所纠缠，说，那你就不要去吧。于是就有了这封告状信。小平同志看到信后，给了杨尚昆，说让爱萍先看一下，就不要再传阅了，到此为止，有时间，我找他谈一谈。杨把信给了张爱萍，张顿时就被激怒了，说了声：“无耻！”顺手在信上批了几个字：“如此国防部长理应撤职！”哪晓得秘书也不看，见是小平同志处来的，既然首长批的有话，就把信给退回去了。邓小平一看真气坏了，对张说，你这个张爱萍，看看，看看，你自己写的是些什么？张仍嘴硬：“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国防部长是该撤职嘛！”事后，我们都说他，小平同志这样处理，已经很够意思了，你怎么这样任性呢？他也很沮丧，一言不发。
（这个“小汇报”的人是谁？现在是个谜。编者）
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时候，让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大刀阔斧”抓军队的精简整编。张晚年回忆说：“那时的机关，是按苏联编制搞的，共８个部，除总参、总政、总后外，还有训练总监部、总干部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此外，还有军委办公厅和总参办公厅两个办公厅。总参内部又有十几个部、局。”“我还是认为按我们传统的司令部体制为好，提出撤销它５个，恢复到司、政、后三大部。总干和总政合，财务和后勤合，军械、装备合，军务部和队列部合，训练总监部合并到总参，监察部干脆撤掉，没什么可监察的！军委办公厅和总参办公厅合，没有必要搞成两个。”“其他同志都赞成我，但粟裕不肯去汇报，说你去和彭说去。”“彭老总基本同意我的设想，但还是有些顾虑，他对我说：总干正在评军衔，工作任务很重，合并会不会影响工作？训总部长是叶剑英，弄到总参下面是不是合适？最后，彭老总决定保留总干部部和训练总监部，其他部合并。”
“机关合并还是比较顺利，但牵扯到军种就遇到问题了。当时是陆、海、空、防空、公安５个军种，防空军是按苏联模式搞的，它分战略空军和国土防空军。但我们的防空军没有飞机，机场、雷达、气象、勤务都要靠空军，一旦要用都得向空军借，这样的防空军没有意思。公安军也没必要搞，我在浙江省军区工作时，就认为把大批野战军改成公安军不合理，并向陈老总反映过。到总参后，调查得多了，更是认为边防有省军区，内卫有内卫部队，再搞个公安军，纯属多余。”“这些想法是我和粟裕、陈赓讨论后，报给彭老总批准的。但讨论时，不是很好统一，都在争。”“搞大海军没有那个条件。根据近海防御的原则，以发展水面中小型舰艇，和潜艇为主，然后是航空兵。”“我是冲了些，特别是面对萧劲光那样的老资格，还有叶帅。海军最后还是提空、潜、舰。我想算了，他们已经放弃大舰了。”张胜在《两代军人的对话》写道：在讨论海军问题时，两个上将拍了桌子。“在座的一位佩戴上将军衔的司令员（王宏坤）冷冷地摔出句话来：张爱萍，我看你没有后台就不敢这么硬！显然，这是一句带有责备味道的话。会场上没有人说话了，沉默。这是什么话啊？张顿时勃然大怒，用手指着他喊：‘那我今天就告诉你，我的后台就是共产党！’这回可真是鸦雀无声了。”
《两代军人的对话》中有两个没有点名的角色，其一涉及人品素质；其二则涉及诬陷犯罪，张爱萍直到晚年也不能原谅他。
1950年代前期，张爱萍先后担任七兵团司令员、浙江军区司令员、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参谋长等职。上面原来准备让张兼副司令员，他自己推辞了。司令员陈毅基本上是挂名的，原副司令员粟裕出任副总参谋长后，角色之一（应该是许世友）调任副司令员。在张爱萍兼任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期间，与其顶头上司屡屡发生矛盾。大陈列岛登陆作战有三个方案：先攻上下大陈，先攻一江山岛，先攻披山。张爱萍领导下的参谋人员根据对“诸军兵种的合同作战”的研究推敲，主张先攻一江山岛，却受到这位军区首长的呵斥：“你们吃了几碗干饭？给老子上课啊！”“我他妈操你姥姥的！不他妈就是两万吗，老子一仗就消灭了他十几万。不要在这里长别人的威风。我就不信，还有操不开的Ｘ！”不过最后，上面还是决定先打一江山岛。
1954年11月30日，军委电告华东军区，12月20日攻占一江山岛，以迫使美蒋不能把浙闽沿海岛屿包括在《共同防御条约》范围之内。12月9日，华东军区报告，作战行动准备完毕，请示按原定日期发起攻击。11日，华东军区接到上峰来电：不必太急于攻占一江山，可延至1955年1月，也可不必选择一江山为目标。此间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战斗即将发起之际，华东军区的一个领导同志（应该是许世友）向总参报告，兵力不够，时间仓促。”1955年1月17日晨，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张爱萍和参谋长王德从宁波出发，抵头门山前沿指挥所，准备指挥部队发起攻击。他们再次接到华东军区转来总参谋部的紧急通知：“立即停止作战行动。”这一次“还是华东军区自己内部不同意见所致”。张爱萍当即打电话给副总参谋长陈赓，“陈赓迅速向总参谋长粟裕汇报。粟裕遂要陈赓速报彭德怀。此时的彭德怀正在中南海参加政治局会议，在得到报告的同时，即打断会议，向毛泽东报告前方指挥员的判断和决心。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当即征询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意见，然后对彭德怀说：授权你来下这个决心吧！”彭“当即表态‘相信前线指挥员’，他说：我们都是打过仗的，按爱萍的意见办，战斗照原计划进行！”一江山岛作战结束，南京军区（战后华东军区撤销）党委向军委上报了《党委常委对张爱萍同志的意见》的报告。报告里说他骄傲自负，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不好合作，看不起其他领导同志……
角色之二（应该是杨成武）在撤销防空军时，就与张爱萍结了怨。张爱萍说：“我两次登门征求他们的意见，做说服工作，但人家都拒而不见。”在议案上会讨论时，对方摔出话来：“吃我？历来是老子的部队吃掉人家！”张爱萍一听，顿时就炸了。他拍着桌子喊道：“老子今天就是要吃掉你！”满座哗然。会议再也无法开下去了。后来，1957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撤销防空军，将防空军并入空军，建立空防合一的新体制。历来“吃掉人家”的防空军司令员果然被张爱萍“吃掉”了。
1965年底，总参谋长罗瑞卿下台，这位冤家对头（杨成武）升任代理总参谋长，成了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的顶头上司。1967年1月，解放军测绘学院（属总参领导）造反组织抄了张爱萍家，并将其扣押。2月15日《关于批判张爱萍的请求》报告：“张爱萍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问题性质十分严重，要求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追斗和揭发批判。”签名上面有林彪圈阅。虽然张胜隐去了签名者的姓氏，但谁能代表总参党委签名呢？张爱萍本人就是党委副书记，签名者只能是已于1966年12月被任命为总参党委书记的代总长杨成武。12月18日，以杨成武为首的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报告：“将张爱萍隔离审查”，因为“张爱萍问题专案小组审查张反党罪行和历史问题时，发现张爱萍有特务嫌疑和假党员问题，他还和潘杨案件有直接牵连……军委办事组讨论，同意总参党委的建议，将张爱萍交由北京卫戍区看管，隔离审查”。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林彪28日。毛泽东圈阅。12月26日，张爱萍被宣布正式逮捕。
与罗瑞卿关系非常密切的杨成武，在批斗罗的时候上纲上线，嗓门特别高。轮到从大西北核试验场回到北京的张爱萍“表态”，他张口就说：“对中央的决定我没有异议，但我就是看不惯有那么一批投机分子，人家在台上的时候拼命巴结，出了问题就落井下石，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共产党内搞成这种风气了！”后来他在回忆往事时对儿子说：“我从心里鄙视那些政治投机者，都是些无耻小人！”“我最鄙视的就是这种两面的风派式人物!”在纪念刘少奇的座谈会上，张爱萍激愤地发言：“有些人，在‘文革’中坏事做绝，又毫无悔改之意，到现在还在写文章为自己涂脂抹粉，到处招摇撞骗！”在场的方毅喝彩：“爱萍同志讲得好，就是要这样讲！大声地讲！公开地讲！”关于原来专案组的人，张爱萍对张胜说：“这是不能原谅的!我绝对不会对这种人说一句原谅的话!这不是我和他个人的问题。不行!绝对不行!”
《两代军人的对话》写道：父亲在总参主管我军编制长达10年，他搞编制的主导思想是“作战决定编制”。他说：“不先研究透战争，不对未来打什么仗、和谁打、怎么打，有个基本的思路，就谈整编，谈精简，谈编制，谈装备，那是天方夜谭！”“一上来就喊，给我减掉100万。为什么？减谁？为什么不是120万，也不是80万？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平摊。”张爱萍这是在批评谁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批评邓小平瞎指挥。难怪邓说他“惹不起”，既要用他，却与他不亲近，不像与王胡子（王震）和杨尚昆的关系。张爱萍本人也反对别人说他和万里、胡耀邦、周荣鑫是邓小平1975年搞整顿的“四大干将”。他忿忿然：“什么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谁的人也不是！”“说我是邓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侮辱！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对的、正确的，我能跟着你，不对的、错误的，我怎么能跟着你呢？”
《两代军人的对话》援引了原军委副主席张震回忆录的一段话：“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军队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贯彻要‘忍耐’的方针，军费有所减少，各项经费的缺口较大，不足部分需要军队自筹解决。这种形势下，以盈利挣钱、弥补经费不足为目的的经营性生产逐步发展起来。1988年前后，当时一位中央领导提出，要给军队一个政策，叫作‘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从此，部队便办工厂、建矿山、搞公司，搞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更为高涨，干了一些按社会分工不该由军队干的事。”张爱萍是反对这样做的，他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军队要“忍耐”，这是邓小平的意思；军队要“自我发展，自我完善”。
1975年3月8日张爱萍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这一天，距他被打倒整整9年，从此开始，揭开了“文革”中国防工业战线大整顿的序幕。7个月零25天后，毛泽东在状告他的信上连续4次批示，他又被第二次打倒了。
张爱萍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后，他没有去科委机关上班。这个新上任的国防科委主任直接下到了七机部所属的230厂，他在这里蹲点试验。由此，展开了他历时8个月的对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领域疾风暴雨般的整顿。
230厂，是开发研制陀螺仪的单位，控制导弹平衡最核心的设备出自于它。230厂的造反派头头叫舒龙山，也是七机部三结合领导小组成员，这个人造反起家，上挂王洪文，下联七机部最大的造反组织“916”。父亲说：“好！就拿230厂开刀。”
张爱萍工厂一进大院，就是大字横幅：‘张爱萍，你来干什么！’‘不许以生产压革命！’很明显，他们也大有来头。在一幅‘张爱萍滚回去！’的大标语前面，他(张爱萍)抄起手杖，稀里哗啦地扯个粉碎。
3月27日的讲话是到230厂的第一次讲话，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把一个大车间挤得满满的，窗口外都挤满了人，有的人还上到天车上。他边讲、边听、边回答下面群众提的问题。台下不断地鼓掌……那场面就像‘列宁在1918’。
张爱萍讲话从来不用稿子，念稿子哪有煽动力？开始秘书按惯例给首长准备好了稿子，他看了一眼说，你们照着念不就行了，还让我讲什么！吓得秘书们都不知说什么好。他从兜里拿出一张台历纸，一讲就是两个小时。他说，同志们，现在我是没有好话讲的，我想讲一点坏话。你们这个地方，讲这个派、那个派，说穿了，就是乘着‘文化大革命’捞取个人的名誉、地位、权力，我现在在这里就警告这些人，该猛醒了！我看广大群众、广大干部都是好的，只有你们这些派头头是坏蛋！
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张爱萍骂得够难听的：“把我的专家、工程师都搞到哪里去了？统统找回来！那些狗屁不通的王八蛋，占着人家的位置，蹲在茅坑又不拉屎，还不都撵出去！”
在后来的 “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揭发批判张爱萍在七机部两个月，共讲了52次话，去掉8个星期天，等于一天有一个新讲话，而且，他的每次讲话都以简报形式下发，流毒甚广。
张爱萍以国防科委名义起草了一个决定，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中坚决解散所有的派别组织，最后期限为7月1日，凡继续坚持搞派性活动的人，一律调离国防系统。搞好整顿，就必须从组织上解决帮派体系问题。后来，七机部造反派头目舒龙山就在调出之列。
1975年8月19日晚，毛泽东决定，由毛远新担任他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据说，邓小平听到决定的一刹那，反应非常强烈。他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此时张爱萍当时正在大西北，风风火火地准备发射那颗返回式卫星呢。这颗卫星对他太重要了。父亲当然清楚，失败对他意味着什么，历史将永远不再给他证明自己的机会了。
11月5日深夜，他在三线的凤州接到陈锡联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陈说：小平同志让我转告你，在外面不要乱讲话。父亲问北京有什么情况，陈说，说不清楚，电话就挂断了。11月8日，父亲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电话，中央领导同志有重要事请你马上返回。回京的当天晚上，他发着高烧。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毛泽东在舒龙山、叶正光等人状告父亲的信上作过4次批示。1975年11月2日、11月26日(两次)、1976年1月7日，共4次。
父亲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被通知去中南海开会。参加会议的有6个人，除父亲外，其余5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因叶剑英“生病”而临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以及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
李先念首先递给我父亲一份文件，说你先看看吧。文件标题是：《关于对我调离处理的申诉报告》，副标题是：《揭发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推行
“今不如昔”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署名是230厂革命造反组织负责人舒龙山。文件的上方印有一行大字：毛泽东11月2日批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916’左派。”
舒龙山的信是10月1日写的，内容无非是原有几张大字报的翻版，叙述自己如何受刘少奇、王秉璋、张爱萍的迫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何一次又一次救了他。不错，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来救他了，这不，有批示了。
李先念：看完了？怎么样？
张：不怎么样！
李：什么？连毛主席指示也不怎么样吗？
张：不怎么样！就是不怎么样！
(嘿！怎么跟小孩子斗嘴一样。)
沉默……
纪登奎：你看看你，讲的话就有这么厚厚的一大摞！
(张在讲述时，照他的样子，也用手比划着。)
张：你都看过了？没有看到你自己讲过的话吗？
纪登奎：你什么意思？
张：“九年无宁日！”就是你说的。忘了？
又是沉默……
李先念：你说拿出能打到莫斯科的武器，是什么意思嘛！
张：什么意思？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化嘛！你们不是老在喊要高举阶级斗争的旗帜吗？
会场再次出现沉默……
又是纪登奎发言。父亲回忆，他一口一个路线错误，由得他说吧。陈锡联用腿碰了碰父亲，悄声说：你就承认算了。父亲大声说：你们要我承认什么？陈：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啊。我不也承认过嘛，也没有把我怎么样嘛！这下可把父亲给激怒了，他吼道：那是你！
华国锋是主持会议的。他一直没开口，冷场了很久后，最后才说：这件事很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是不是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张爱萍后来说“华国锋替我解了围”。
若干年后，张爱萍在重新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说：“毛的批示来了，把他们都吓坏了，把一切都往我身上推。其实，我哪里会去揭发他们？只是有些人品格太差，还坐这样高的位置。后来有人告诉我，李先念在毛泽东面前还是为我开脱过的。不过，当时对他是很有看法的。在汇报七机部的问题时，他也是一起参加的嘛。陈锡联是希望我快些过关，他是好心。华国锋同志是个很厚道的人，我一直很感激他。对他是不公道的。”
中央文件的精神是，批判右倾翻案要联系本单位的实际，于是就有了“批邓联张”，铁路系统则是“批邓联万(里)”，科学院是“批邓联胡(耀邦)”，教育部是“批邓联周(荣鑫)”。国防科委党委和七机部党组共同组成
“联席会议”，号召科技战线上的广大职工打一场批判张爱萍的人民战争。
被调离的造反派头头舒龙山又被请回来主持会议了。“四人帮”全体上阵了，反作用力的能量远远超过张爱萍刚来230厂的时候。政治上的巨大压力，反使他精神更加振作，他把心思都放在了这颗 “尖兵”返回式卫星上。
1975年11月26日，是个大晴天。一大早，张爱萍就和总设计师孙家栋等人来到指挥室。父亲再次询问发射基地一切是否准备停当，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上报中央专委，下命令准时发射。
一瞬之后，前方报告：发射成功，卫星进入预定轨道！11月29日下午，渭南测控中心报告：“‘尖兵’返回大气层，进入角……高度……速度……”
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指挥室里，操作人员的手就按在炸药起爆按钮上。“尖兵”把它的着陆点选在贵州。越过国境，对这颗星来说，也就几分钟的路程。总设计师孙家栋说：“卫星按预定时间返回，落在贵州关岭铁索桥的树林里。奇妙的是，这里正是长征时期张爱萍大获全胜的地方。”
“尖兵”发射成功后，11月30日，根据军委的要求，我们替父亲写了份检讨。这份检查陈锡联看了后特别高兴，说：爱萍同志的检讨很深刻嘛，我看可以过关了。因为没有签字，又给退回来了，但就是这个名字，父亲死活不肯签。陈锡联很无奈，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呢？
1976年1月18日经中央批准，由国防科委和七机部联合召开批判张爱萍的大会。他一早就起床了，家人都没有陪去，原因很明显，目睹自己的亲人承受磨难和屈辱，谁也受不了。原以为怎么也要大半天吧，没想到伴随他参加批判大会的秘书邱景春同志突然来了，说首长讲完就回医院了，他是专来报信的：
“首长一上台，还是他那个习惯，对着麦克风，把他那根手杖在地上使劲地顿了一下，全场一下子鸦雀无声。可能是首长好久不露面了吧，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他慢慢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全场一下子哄然大笑。是发言稿！”邱景春兴奋地用手比划着说。科技战线的人们对他太熟悉了，这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讲话居然也念稿子了。“主持人就喊，严肃点！这是一场阶级斗争！”父亲根本没有用事先准备的那份讲稿，他不知什么时候为自己拟定了一份只有72个字的讲话。我记得在推敲检查稿时，他曾嘟囔过一句：“检什么讨？但话要讲！”
72个字的全文如下：
“去年3月我重新工作以来，到了一些单位，接触了一部分干部群众，讲了一些话，也作了一些决定。假如我犯了路线上的错误，将由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与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关系。”
说完这几句话，张爱萍又把手杖狠狠地在麦克风前顿了一下，扭头就走。批判仍在持续不断。父亲一律拒绝参加。他说：“你有本事就来绑架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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