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戰役史》一書中三次重要會議質疑

作者：張雄文

選自《粟裕研究資訊》2010年第1期，總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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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由何曉環、傅繼俊、石征先三人主編，1983年初版1988年再版的《淮海戰役史》，儘管當時稱得上史料豐富，但離粟裕1994年平反尚有一段時間，書名題寫者又為當時的軍委主席，因此仍然有其時代的局限性，至今給世人造成的困惑不少。三人中，石征先後來有了全新的認識，臨終之前最大的遺憾是沒有能完成一部真實的《淮海戰役》，何曉環態度如何不詳，傅繼俊則依然停留在1983年代的水平，鼓吹“總前委常委”指揮了淮海戰役。

淮海戰役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戰略決戰的三大戰役之一。我中國人民解放軍以60萬兵力，對國民黨軍隊80萬兵力作戰，殲敵55萬5千餘人。中央軍委、毛澤東和前線指揮員以高超的運籌和謀劃，正確的決策和指揮，以弱敵強，以劣勝優，創造了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蹟。淮海戰役引起了中外軍事界、史學界的關心和研究。近20年來各種研究成果迭出，豐富了中國革命戰爭史和世界戰爭史的理論寶庫。在這些研究成果中，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淮海戰役史》，史料豐富，觀點明確，敘述清晰，語言流暢，是一本頗具特色、影響較大的書。   

《淮海戰役史》一書，由徐州市《淮海戰役史》編寫組何曉環、傅繼俊、石征先編寫。據本書編者《後記》，本書是應上海人民出版社約稿編寫的，在本書整個編寫和修改過程中，一直受到各級領導的重視和關心。“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批准我們去有關部門查閱資料，走訪當年參戰領導。中央軍委辦公廳、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全國政協、中國軍事科學院，北京、濟南、南京、瀋陽、成都、昆明等軍區，中共四川省委、中共雲南省委、雲南省人民政府，以及淮海戰役紀念館等單位，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資料，並給予多方面的支持。”編者還先後走訪了粟裕、譚震林、李達、王建安等淮海戰役時期我軍高級指揮員，在淮海戰役中率部起義的張克俠、何基灃、廖運周、過家芳，以及原國民黨軍高級將領杜聿明、黃維、郭汝瑰、楊伯濤等人。這本書由上海人民出版於1983年9月淮海戰役勝利35周年前夕第1次出版。出版發行後，“受到了普遍的重視和歡迎”，“1984年12月11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同志專為本書題寫了《淮海戰役史》書名。”⑴修訂本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1988年8月淮海戰役勝利40周年之前出版。  

筆者閱讀本書後，對淮海戰役的全過程有了更明晰的了解，對淮海戰役勝利的偉大意義有了新的認識。筆者和編者一樣，“搞清了一些過去一直沒有搞清楚的問題”，了解了“不少過去沒有文字記載的資料”⑵。感謝編者為我們編寫了這樣一本既通俗又有理論研究價值的好書。   

毋庸諱言，筆者在閱讀過程中，偶爾也發現有的史料欠準確，似有繼續考查核實的必要。如書中提到的幾次會議，就令人疑惑，特提出來與編者商榷，並就教於專家、學者和廣大讀者。

   一、關於1948年春粟裕主持華野前委會議“反覆認真地研究”“華野一兵團要不要迅速渡江”等問題，認為中央的“南進方案”不一定能達到預期目的，4月18日由粟裕“正式向中央”提出三個主力縱隊暫不渡江、集中主力在中原打大規模殲滅戰的“建議”之事。   

為了改變中原戰局，繼續發展我軍的戰略進攻，中央軍委於1948年1月27日電示粟裕：為迫使敵人改變戰略部署，吸引敵人二十至三十個旅回防江南，確定華東野戰軍第一、第四、第六縱隊（這三個縱隊隨即組成第一兵團），由粟裕率領渡長江南進，在南方數省執行寬大機動作戰任務。關於渡江南進的地點、“似以秭歸、宜昌附近，宜都、江陵附近，石首、監利附近，擇地渡江進入湘西為較適宜。由洪湖、沔陽地區渡江至鄂南，敵似更不及料，亦可考慮。”關於渡江時間，“可在二月，或五月，或秋季。”中央並且指出：“以上三案各有優劣，請你熟籌見復。”⑶為了更好地執行中央軍委賦予的這一新的戰略任務，經中央軍委批准，粟裕率三個縱隊北渡黃河，於3月上旬到達濮陽地區休整。  

《淮海戰役史》一書中寫道：“華野一兵團要不要迅速渡江？同這相關的問題是把敵人主力一部引到江南去有利呢，還是儘量地把敵人主力殲滅在長江以北好呢？華野前委在粟裕主持下反覆認真地研究這個問題，分析了我軍的利弊，最後認為南進方案不一定能達到預期目的。粟裕……設想：‘三個主力縱隊暫不渡江，而集中中原和華東兩大野戰軍主力，背靠解放區，在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打大規模的殲滅戰……’4月18日，粟裕正式向中央報告了以上建議。”⑷   

筆者認為，“華野前委在粟裕主持下反覆認真地研究”“要不要迅速渡江”、執行中央軍委“南進方案”，於情、於理、於史實都不合。   

首先，中央軍委是全軍最高領導機構，中央軍委既已正式制定了“渡江躍進”的戰略方針，並且“確定”由粟裕率華野一兵團渡江南進執行這一戰略方針，作為下一級黨委的華野前委怎麼可能公然召開會議討論“要不要迅速”執行中央軍委指示呢？這是黨紀、軍紀所不允許的。華野前委的老黨員、老軍人們肯定不會不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作為代理陳毅主持華野前委工作、具有二十餘年黨齡、軍齡的粟裕也絕不會主持這樣的會議。   

其次，在中央軍委1948年1月27日給粟裕的電報中，除要粟裕“熟籌見復”外，還指示：“此事只先由前委幾個同志及葉、王、陶作極機密討論，不讓他人知道。”⑸很明顯，中央軍委要粟裕“熟籌見復”及“前委幾個同志及葉、王、陶作極機密討論”的內容，是前文所引的對軍委提出的渡江南進的時機、地點和方法“各有優劣”的“三個方案”的意見，而不是“要不要迅速渡江”和“要不要”執行“南進方案”的問題。1月31日，粟裕將與前委成員陳士榘、唐亮“詳細研究”的情況電報中央，就行動時間和渡江路線提出具體方案。同時他在電文中重申了“職對於中原戰局認識”，認為“於最近時期，將三個野戰軍由劉鄧統一指揮，採取忽集忽分的戰法，於三個地區輾轉尋機殲敵，是可能於短期內取得較大勝利的。”⑹中央軍委接電後，毛澤東特意把原定於2月1日返部的陳毅留下來一起研究。研究的結果，仍然堅持由粟裕率領三個縱隊渡江南進的決策，認為從調動中原敵軍主力去江南的意圖考慮，向蔣介石的要害地區出擊是最有效的。但是採納了粟裕關於渡江時機、地點、方法以及採取“忽集忽分”戰法的建議。毛澤東於1948年2月1日電示粟裕：“完全同意第一方案”，對渡江路線和渡江方法作了明確指示。同時指出：“三、八、十、十一等4縱集中配合劉鄧、陳謝兩軍，由劉鄧統一指揮，采忽集忽分戰法，機動殲敵。”⑺這就是說，粟裕接到中央軍委1月27日電報後和前委成員“詳細研究”的內容確實是如何貫徹執行中央所確定的戰略任務，而不是“詳細研究”“要不要”執行這一戰略決策。他在電文中強調“職對於中原戰局認識”，意在說明這完全是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前委討論的意見。因此，在1月31日之前，不可能存在粟裕主持前委會議來“反覆認真地研究”“要不要迅速渡江”、並且得出“南進方案不一定能達到預期目的”這樣統一認識的事。中央軍委2月1日“完全同意第一方案”的電示也說明了這一點。   

第三，華野前委成員為陳毅（司令員兼政委）、粟裕（副司令員）、譚震林（副政委）、陳士榘（參謀長）、唐亮（政治部主任）、鍾期光（政治部副主任）、劉先勝（副參謀長）、劉瑞龍（副參謀長兼後勤司令員，淮海戰役時任後勤司令員兼政委），陳毅任書記。在陳毅不在位期間，由粟裕主持前委工作。粟裕是1948年2月上旬率華野機關及第一、第四、第六縱隊，由漯河出發，進入魯西南，3月上旬，華野指揮機關和部隊集結於黃河以北的濮陽地區休整補充。從1948年2月上旬到4月2日陳毅回到華野總部這段時間內，譚震林在山東兵團兼任政委，陳士榘、唐亮率華野第三、第八縱隊在平漢路南段活動，他們當時都不在華野總部，不可能參加前委會議。粟裕的4月18日電報和他的《戰爭回憶錄》都沒有提到為此建議在此期間主持召開前委會議進行討論事；鍾期光、劉先勝、劉瑞龍（劉先勝和劉瑞龍這時是否在華野總部，筆者尚未見到確鑿資料可以證實，這裡姑且假定他們在華野總部）的回憶錄和文章里也都沒有參加這樣的前委會議的記載。在陳毅回到華野總部以後，華野前委即由陳毅主持。從4月2日直至4月18日粟裕發出建議電報這一期間，更不可能存在再由粟裕主持華野前委會議討論“要不要迅速渡江”這個問題的。如果此前粟裕主持華野前委會議討論過這一問題，在陳毅返部後，他也會將會議討論的情況向陳毅匯報的。事實是，不僅粟裕本人沒有說為他的4月18日建議主持召開過前委會議進行討論事，包括陳毅在內的其他所有華野前委成員也都沒有說過粟裕的這一建議是前委會議研究後才“正式向中央報告”這樣的話。甚至可以說，迄今為止，除了本書外，尚未見其他任何一部書、一篇回憶錄提到粟裕1948年4月18日建議是華野前委討論後由粟裕個人“正式向中央報告”的。   

第四，據文獻資料記載，華野前委於1948年3月至5月底在濮陽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正式稱中共華東野戰軍前委擴大會，因華野第二兵團（亦稱山東兵團）、第三兵團（亦稱陳唐兵團）、第四兵團（亦稱蘇北兵團）的高幹都沒有參加，只有第一兵團的高幹參加，因此又稱華野一、四、六縱高幹會議、一兵團高幹會議。會議開始時由粟裕主持，4月2日陳毅回到華野後，即由陳毅主持。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反對軍閥主義傾向，對驕傲自滿、違反紀律等不良現象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總結經驗教訓，為執行新的戰略任務奠定良好的政治思想基礎。陳毅返部後，曾於4月5日在會議上作了報告。陳、粟4月下旬去中央參加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粟裕關於華野一兵團暫緩渡江，集中兵力、大戰中原的建議。5月中旬，陳、粟返回華野總部。5月底，會議正式通過了陳毅起草的《華野前委擴大會對第一兵團部隊工作開展反軍閥主義傾向的決議》，會議結束⑻。這次會議也不可能討論“要不要迅速渡江”的問題。《陳毅傳》中說：“在舉行前委擴大會議的同時，粟裕個人採取了一個大動作，一個最終把1948年的南線作戰重點從渡江躍進完全轉為‘殲敵於長江以北’的大動作。”⑼這裡所說“粟裕個人採取”的“大動作”，就是指粟裕1948年4月18日建議。這就清楚地說明，粟裕的建議完全是個人的行動，與前委會議或前委擴大會議議題無關。   

第五，粟裕早在1947年12月10日起草、1948年1月22日致中央軍委和劉鄧的《對今後作戰建軍之意見》即著名的“子養電”中，就提出了發展我軍戰略進攻、改變中原戰局的戰略構想，“建議三軍（劉鄧、陳謝和我們）在今後一個時期，採取忽集忽分的作戰方式，以求能較徹底地殲滅敵人一路……如此能有兩三次殲滅戰，則形勢可能變化。”⑽如前所言，他在1948年1月31日上報中央軍委的電報中重申了這一觀點。因此，他對中央指示的華野一兵團執行渡江南進這一戰略決策有自己的看法，這是很自然的。他經過反覆思考後起草的1948年4月18日電報，正是他“子養電”中觀點的繼續和發展。他認為：我軍在中原黃淮地區打大殲滅戰的有利條件正在逐步成熟；而三個縱隊渡江南進，估計難以實現預定的戰略意圖；從戰略角度來看兵力的運用，以我三個縱隊留在中原作戰更為有利。粟裕雖有這樣的考慮，但他不可能召開前委會議來討論“要不要”執行中央的戰略方針，那樣豈不等於把自己凌駕於中央之上，並且有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前委其他成員之嫌嗎？眾所周知，我們黨在強調“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組織紀律的同時，還規定，黨員有權向黨的各級組織和領導人提出批評和建議。粟裕向中央反映自己對中央渡江南進這一戰略決策的看法和建議，正是履行黨章賦予每一個黨員的神聖權利，是不需要經過前委會議討論通過的。因此，即使他有權和有機會主持召開前委會議，他也實在沒有必要這樣做。   

我們在上面討論了不可能存在由粟裕主持華野前委會議討論“要不要迅速渡江”執行中央軍委關於一兵團渡江南進的事。但這絕不是說粟裕沒有和其他任何人討論過是渡江南進還是暫緩渡江、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對改變中原戰局更為有利這個問題。實事求是地說，粟裕對中央軍委的這一戰略決策有不同看法後，他確實徵求過一些同志的意見。原中央軍委副主席、時任華野副參謀長兼一兵團參謀長的張震在《粟裕在東南野戰軍組成以後——深切緬懷粟裕同志》這篇回憶錄中，就詳盡地記述了粟裕4月18日電報思考和形成過程。文中說：“記得他曾向我談過，東南野戰軍實行這樣的長途轉戰既有有利條件，也有不利條件。”“他先後幾次同我們進行磋商和研究。”文中還記述，在陳毅回到華野後，粟裕“在深思熟慮的基礎上直陳己見，向陳軍長匯報了自己的看法。”“粟裕同志還同華東局其他同志交換了意見。不久，晉冀魯豫野戰軍副司令員李先念同志途經濮陽，粟裕同志又徵詢了先念同志的意見……粟裕同志還發電徵詢了劉伯承司令員、鄧小平政委以及陳士榘、唐亮等同志的意見，他們也均認為目前渡江的時機不成熟，支持集中主力在江北打幾仗，進一步改變中原戰局。”⑾但這些只是向戰友和有關領導談看法，徵求他們對自己看法的意見，加深自己對這一關繫到我軍戰略決策的大問題的認識，儘量避免自己在向中央反映意見時有失偏頗。這和以一級黨組織名義召開會議進行討論研究，是兩個不同性質的事。華東局是華東野戰軍的上級，晉冀魯豫野戰軍是與華野西兵團共同經略中原的兄弟部隊，劉、鄧是粟裕多年來一直敬重的老首長，陳毅、張震、陳士榘、唐亮等都是粟裕在華野的同事，粟裕對中央軍委這樣重要的關係全局的戰略決策有不同看法，不和他們通氣，不和他們商量，就徑直上報，是不合情理、令人難以理解的。也就是說，粟裕向這些同志徵求對自己看法的意見是正常的；相反，如果粟裕不向這些同志徵求意見，那倒有點不正常了。   

也許，有人會說：既然華東局、華東野戰軍的幾位主要領導人、晉冀魯豫中央局和晉冀魯豫野戰軍的領導人都同意粟裕的看法，那粟裕為什麼不用集體名義提出建議而只署個人名字呢？筆者認為，對中央軍委的戰略決策有不同看法，這是粟裕的思想和認識，是粟裕首先提出來的，粟裕在自己的建議上署自己的名字這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其次，中央是要粟裕率軍南渡長江，他是執行這一戰略決策的第一責任人，他向中央提出不同建議，正是他第一責任人負責任的表現。再者，陳毅是華野前委書記、華東局主要領導人之一，而由粟裕率華野一兵團渡江南進這一戰略決策是他在中央時親自參與制定的，他是“熱烈主張”實行這一戰略決策的⑿，並曾興奮賦詩：“五年勝利今可卜，穩渡長江遣粟郎。”⒀如果粟裕用華野前委或華東局名義上報建議，將置陳毅於何地？恐怕陳毅自己也絕不會同意這樣做的。更何況粟裕當時只是華野前委委員、華東局委員，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是不能以華野前委或華東局名義上報自己的看法和建議的。還有，對中央軍委深思熟慮的戰略決策提出不同意見和新的建議，既有被接受的可能，也有受到否決和嚴厲批評的可能，甚至還有被認為是抗命不遵、遭到臨陣換將的可能。粟裕在電報中只講是自己“斗膽直呈”，而沒有一一提及其他同意自己觀點的同志的名字，因為他不願意用許多高級領導人和高級將領都同意自己觀點這一事實來推卸自己的責任和向中央軍委施加壓力，更不願意萬一自己建議受到中央否決和嚴厲批評而累及他人。這正是粟裕敢於負責的高尚品德的表現。   

據《陳毅傳》一書記述，“毛澤東是非常鍾愛渡江躍進的戰略方針的”⒁。關於派華野主力一部南渡長江的戰略行動，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是經過相當長時間的考慮才作出決策的。早在1947年7月23日，當劉鄧大軍挺進魯西南之時，中央軍委就提出“葉、陶兩縱隊（即華野第一、第四縱隊）出閩浙贛，創造閩浙贛根據地”的設想，並要兩廣縱隊隨同南下⒂。在劉鄧大軍決定提前進入大別山，華野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第十縱隊轉入魯西南後，中央軍委認為在魯西南需要重兵鉗制敵人，保障劉鄧南下，分散南進，對全局不利，放棄了這一計劃。後來，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這第一個戰略躍進取得偉大成功後，毛澤東甚受鼓舞，再次提出了第二個戰略躍進方針，認為1948的的渡江躍進“預期必將促使蔣介石統治迅速走向崩潰”⒃。於是才有前文已提及的1948年1月27日致粟裕的電報，粟裕和前委成員陳士榘、唐亮討論執行這一方針的計劃的1月31日電報，以及粟裕根據中央指示，率部開赴濮陽地區整訓之事。在陳毅離開中央返回華野時，毛澤東親自寫了一個手令面交陳毅，任命了東南野戰軍和黨的東南分局的領導成員。4月4日，中央軍委直接發電報給東南分局領導人粟裕、金明、葉飛，“要求一、四、六縱休整到5月15日為止，5月15日以後部隊出動南下。”陳毅在向華野前委擴大會議傳達報告中說：中央的意圖是“變江南為中原，變中原為華北，勝利就來了”⒄。在這種情況下，粟裕提出暫緩渡江、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無疑是極不尋常的行動。據資料記載，在陳毅回到華野總部後，粟裕利用前委擴大會議的間隙，向他詳細匯報自己的想法和建議。對“穩渡長江遣粟郎”充滿信心的陳毅大感意外，遲疑地說了一句：“中央要你過江，你不過江？”這種改變中央戰略方針而牽動全局的嚴重性是顯而易見的。陳毅一時難以接受。但是，一次次觸膝交談，使他陷入深思。他開始被說服。明確表示：粟裕的建議很重要。他鼓勵粟裕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報告⒅。毛澤東是不輕易改變自己觀點的人，特別是這樣經過深思熟慮的關係全局的戰略方針大問題。這就是說，對於粟裕所提改變中央戰略方針的建議，其結果如何，當時是誰也無法預料的。   

正因為如此，在粟裕思考、起草向中央的建議期間，華野一兵團南渡準備一刻也沒有停止。遵照中央軍委指示，粟裕等華野領導人抓緊整訓部隊，厲兵秣馬，同時以多種手段對敵人進行偵察，向長江沿岸地區派出先遣小分隊，積極作渡江的準備工作。還針對江南作戰條件，部隊進行了水網稻田地帶行軍、作戰和以攻堅、巷戰為主要內容的軍事訓練。同時，中共中央調集了一大批準備隨軍南下的幹部和民工，組織他們學習和研究新區政策，還印製了到新區使用的“東南流通券”。用張震參謀長的話來說，當時已是“萬事俱備，只待渡江”了⒆。粟裕在4月18日電報中明確表示：“我們對南渡準備仍積極進行，決不鬆懈。”⒇就在粟裕隨陳毅去中央匯報的日子裡，南渡準備也沒有停止。據張震回憶：“部隊整訓工作由葉飛同志主持，我們在濮陽還組織第四、第六縱隊進行了分隊對抗演習，第四縱隊司令員陶勇、第六縱隊司令員王必成和我一起檢查了部隊訓練情況。”（21）

    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粟裕在提出華野一兵團暫緩渡江、集中兵力大戰中原建議的同時，作好了中央不接受他的建議、自己堅決執行中央軍委戰略部署率部渡江南進的準備。

    簡言之，粟裕1948年4月18日導致中央軍委改變渡江南進戰略方針的建議，完全是粟裕個人的思想和行動。這個建議，不是華野前委討論出來的，更不存在由粟裕主持華野前委會議討論出建議內容的事。而且，粟裕在提出這一建議的同時，作好了中央堅持原定戰略方針、自己堅決率部渡江南進的準備。

   二、關於濟南戰役即將結束時華野前委召開會議討論建議進行淮海戰役的問題。 

《淮海戰役史》一書中寫道：“進行淮海戰役的建議，是華野前委在濟南戰役即將結束時提出的。在濟南戰役中，我軍攻勢凌厲，進展迅速，到9月24日凌晨，我軍已由東、西兩面突入內城，濟南城計時可克。而在徐州方面，準備增援濟南的國民黨軍邱清泉兵團才到成武、曹縣地區集結，黃百韜兵團還沒有完全集結，李彌兵團則遠在固鎮地區；他們已經察知我軍打援部隊正嚴陣以待，顧慮重重，遲遲不敢前進……華野前委及時召開會議，着重討論了若敵人停止北援，我軍下一步如何行動的問題。會議提出了兩個作戰方向：一是出魯西南，跨隴海路，會合中野，尋殲敵軍於徐州西南；一是由魯南南下，出蘇北、戰淮海，然後攻略徐州……經過熱烈的討論，統一了思想，大家認為後一個作戰方向最好。華野副司令員粟裕，根據會議討論的意見，於24日晨具名向中央軍委報告，提出了在敵人停止北援的情況下下一步行動的具體建議……建議即進行淮海戰役。”（22）   

筆者認為，此說頗難成立。其理由如次：   

第一，筆者查閱了大量有關淮海戰役的回憶錄、文獻資料和研究文集，都沒有1948年9月24日凌晨前華野前委舉行會議討論向中央軍委建議進行淮海戰役的記載。粟裕的電報和回憶錄中沒有說這一建議是經過前委討論決定的，華野前委委員譚震林、陳士榘、唐亮、鍾期光、劉先勝、劉瑞龍等也都沒有參加會議討論舉行淮海戰役建議的回憶和記述。當時協助粟裕籌劃和指揮濟南戰役、淮海戰役的華野副參謀長張震後來回憶說：“記得粟裕代司令員同我們分析戰局時曾說：‘我們攻濟，敵人南線三個兵團在我前沿徘徊，不敢北上交手，說明敵人是在避免不利條件下與我打大規模之仗，也說明我對敵進行決戰的有利條件已逐步成熟。’粟裕同志還談到：‘在長江以北決戰比在長江以南決戰有利得多。而在長江以北又以在徐蚌地區決戰為最有利……’就這樣逐漸形成了南線決戰的思想。”（23）他也沒有記述自己參與討論關於舉行淮海戰役建議的事。而且，在粟裕起草這一著名電文時，攻克濟南雖然勝券在握，但緊張激烈的戰鬥畢竟還在繼續進行。在這一特定的情況下，粟裕怎麼可能會把各位前委委員從各自崗位上撤回來討論下一步進行淮海戰役的建議呢？

第二，粟裕是華野代司令員兼代政委、前委代理書記，是華野全軍的統帥，他負濟南戰役的“全軍指揮”之責（24），同時直接指揮打援。在攻濟作戰即將結束時，他向中央軍委和華東局、中原局報告有關濟南戰役的戰況，完全是他職責範圍之內的事，根本不需要經過前委討論再上報戰況。鑑於南線敵人未敢北上增援，作為負責指揮打援和華野全軍統帥的他，根據戰場態勢，提出下一步作戰設想和建議，亦是順理成章之事，並不違反任何組織原則，任何人和任何組織也無可厚非。   

第三，大家知道，在長江以北徐州地區大量殲敵是粟裕的思想和主張。早在豫東戰役前，他在著名的1948年4月18日電報中就提出，在打完第一個殲滅戰以後，“除以一部相機攻占濟南外，主力即可進逼徐州，與劉鄧會師，尋求第二個殲滅戰。”（25）關於濟南戰役後兵出兩淮，華野全軍南下作戰，粟裕和華野其他領導人也早就達成了共識。1948年8月23日午時，由粟裕、譚震林、陳士榘、唐亮聯合署名報軍委並致管文蔚、陳丕顯、韋國清、吉洛的電報中就指出：“俟兩個月以後，我們即可舉全力沿運河及津浦南下，以一個兵團攻占兩淮及高、寶，則蘇北局勢即可大大開展。”（26）粟裕9月24日關於舉行淮海戰役的建議，在作戰方向上和8月23日電報是一致的，因此，在當時作戰還在緊張進行時，實在沒有必要重新召開會議重複討論這個問題。當然，粟裕9月24日的建議，比起8月23日電報的表達更為明確、更為清晰、更為具體。其中為這一戰役命名為“淮海戰役”，這是解放戰爭中偉大戰略決戰的三大戰役中唯一一次由戰區領導人提出並命名的戰役。因為兵出兩淮和全軍南下作戰本來就是粟裕的思想和主張，所以粟裕提出濟南戰役後乘勝舉行淮海戰役正是這一思想和主張的具體化。粟裕提出這一建議，可以說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粟裕在體現自己思想和主張而且由自己親筆起草的電報上署個人之名，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也是職責範圍內之事，是不需要和其他人討論研究後再作決定的。 

第四，粟裕關於舉行淮海戰役建議的電文最後一句是：“饒（漱石）政委今明可抵職部，到後當將爾後行動再請示饒政委。”（27）當時饒漱石是華東局書記、華東軍區政治委員，毛澤東稱其為“華東軍區及華野全軍的政治委員”（28）。如果華野前委召開討論濟南戰役後下一步作戰問題會議、決定向中央軍委提出舉行淮海戰役建議，這樣的重要會議，在明知饒將於“今明可抵”華野總部的情況下，仍不等饒到來，繼續召開會議，並將會議決定上報中央軍委，這簡直是不可思議乃至絕不可能的事。而粟裕作為集華野軍政主要職務於一身的統帥，個人直接向中央軍委和華東局、中原局匯報濟南戰役戰況及提出下一步作戰建議，如前所說，完全是職責範圍之內的事，與饒是否到來沒有什麼關係。也就是說，粟裕關於進行淮海戰役的建議，完全是他個人的建議，而不可能是華野前委會議研究通過的而決定由粟裕個人“具名”的建議。

第五，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在收到粟裕9月24日建議後，於9月25日9 時致電粟裕，要粟裕“召集許（世友）、譚（震林）、王（建安）及其他可能到會之幹部開一次討論行動問題的會議，以最後斟酌的意見電告我們審查。”（29）譚震林是前委委員，如果9月24日建議是前委討論決定的，毛澤東是不會再叫他和“其他可能到會之幹部”再討論一遍的。顯然，毛澤東認為，9月24日電報是粟裕個人的建議，而不是華野前委經過研究決定的建議，不是華野所有領導人“最後斟酌的意見”，所以他才要求粟裕召開這樣的會議，以華野所有領導人“最後斟酌的意見”電告中央“審查”。25日下午，中原野戰軍領導人劉（伯承）、陳（毅）、李（達）電報軍委並致粟裕，表示“同意乘勝舉行淮海戰役”（30）。經過一天的慎重考慮，中央軍委決定接受粟裕關於舉行淮海戰役的建議，於25日19時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致粟裕和饒漱石並告許、譚、王、劉、陳、李的電報，表示“我們認為舉行淮海戰役，甚為必要。”這封電報不再要求召開“可能到會之幹部”“討論行動問題”、拿出“最後斟酌”意見的會議了，而是要求粟、饒“開一次像上月曲阜會議那樣的幹部會，統一作戰意志，調整內部關係。”（31）毛澤東的這兩份電報從另一方面說明，粟裕9月24日建議是他個人的建議，而不是華野前委決定的建議。   

綜上所述，粟裕1948年9月24日關於舉行淮海戰役的建議是粟裕個人的建議，在這一重要建議形成之前，並沒有召開前委會議進行研究，所謂會議“着重討論了若敵人停止北援，我軍下一步如何行動的問題”，所謂“會議提出了兩個作戰方向”，所謂“經過熱烈的討論，統一了思想”云云，都是不曾有過的事，都不過是人們根據粟裕建議中的內容推理相象出來的場景。

   三、關於對黃維兵團發動總攻前總前委召開常委會議，研究淮海戰場的敵我形勢和下一步作戰意見，“實行‘吃一個，困一個’的方針，先集中兵力全殲黃維兵團”問題。  

《淮海戰役史》一書中寫道：“12月10日，總前委召開常委會議，研究淮海戰場的敵我形勢和下一步作戰意見。會議認為，目前中野、華野各圍住一大堆敵人，全部殲滅這兩大堆敵人，還需要一定時間。現在蚌埠方面的李、劉兵團，正在蔣介石的督促下再次拼死北援；蔣介石又從武漢抽幾個軍到達蚌埠方面。因此迅速殲滅兩堆敵人中的一堆，使我軍有充裕力量，去應付可能發生的新情況，這是當前急需解決的問題……因此，會議按照中央軍委的指示精神，決定對當前已包圍的兩處敵人，實行‘吃一個，困一個’的方針，先集中兵力全殲黃維兵團，儘快騰出力量，以應付新情況。對包圍的杜聿明所部，暫以‘大部守勢、局部攻勢’，進行新的部署，繼續加以圍殲。從10日開始，華野以十個縱隊圍困杜聿明所部，以三個縱隊（即三縱、十一縱和魯中南縱隊）迅速南下，加入中野對黃維兵團的圍殲戰。”（32）

筆者認為，1948年12月10日的這次“總前委常委會議”的真實性令人懷疑。  

中央軍委1948年11月16日關於決定組織淮海前線總前委的電報中指出：“由劉、陳、鄧、粟、譚五同志組成一個總前委，可能時開五人會議討論重要問題，經常由劉、陳、鄧三人為常委，臨機處置一切，小平同志為總前委書記。”（33）據目前所見到的資料，在整個淮海戰役期間，總前委全體會議只召開過一次，這就是1948年12月17日在安徽蕭縣蔡窪村華東野戰軍司令部召開的會議（34）。至於總前委常委會議，在整個淮海戰役期間，究竟舉行過幾次，至今未見記載，也未見有一次常委會議記錄公諸於世。在淮海戰役期間，總前委劉、陳、鄧三位常委在中野司令部一起共同籌劃，對淮海戰場的60萬華野、中野大軍實施指揮，“臨機處置一切”。在籌劃、指揮過程中，他們三人都是在一起，很難說清那一天那一次是常委會議，那一天那一次不是常委會議。劉、陳、鄧在淮海戰役期間簽發的數十份電報，沒有一份電報內容說是經過總前委常委會議研究決定的，甚至也沒有一份是以總前委或總前委常委名義發出的（中央軍委和華野領導人發給總前委的電報，也都稱“劉、陳、鄧”而不稱“總前委”）。因此，以理推之，把12月10日這一天劉、陳、鄧實施指揮和作出的決策，說成是“總前委常委會議”的“決定”是沒有多少根據的。   

據目前已經公開的歷史文獻，劉、陳、鄧於12月9日10時致電中央軍委，粟裕、陳士榘、張震，鄧子恢、李達：“（一）昨（8）日夜分三點攻擊，兩點成功：四縱、華野十三縱、三縱共消滅敵兩個多團，俘敵一千五六百人，我因準備充分，傷亡較小。華野七縱原定昨（8）晚攻擊，因午後敵集力先我攻擊，故令今（9）晚才攻。（二）截止現時止，我6、7、8共三天攻擊，已使敵防禦體系開始殘破，如陳謝集團能於三四天內將雙堆集東北之楊圍子、楊莊地區攻占，則黃維兵團直屬隊即完全暴露，爾後作戰當更易奏效。（三）現敵集於上千的地堡網內，故我只能穩步前進，只要交通壕迫近，加上密集炮火，必能成功。（四）對李延年，我已有華野六縱及渤縱一個師、中野二縱（4個團）及張國華5個團（約萬人）共5萬餘人對付，當無大問題。而我們攻勢逐步奏效，亦可逐漸抽出兵力。”（35）中央軍委接電後，於12月10日3 時致電劉、陳、鄧：“各電均悉。對黃維的攻擊逐步奏效，對李延年的鉗制亦有辦法，甚慰。尚望鼓勵全軍全殲該敵。”（36）

上引兩份電報說明，從12月9日上午至10日凌晨這段時間內，總前委劉、陳、鄧對圍殲黃維和鉗制李延年的部署甚為樂觀，中央軍委接電後也感到“甚慰”。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劉、陳、鄧在短短數個小時後要召開“常委會議，研究淮海戰場的敵我形勢和下一步作戰意見”、“決定對當前已包圍的兩處敵人，實行‘吃一個，困一個’的方針，先集中兵力全殲黃維兵團，儘快騰出力量，以應付新情況。對包圍的杜聿明所部，暫以‘大部守勢、局部攻勢’，進行新的部署，繼續加以圍殲”的呢？ 

原因不是別的，而是華野領導人粟裕、陳士榘、張震於12月10日辰時（7-9時）致電劉、陳、鄧並報中央軍委、華東局的一份分析戰局和戰場形勢並提出下一步作戰建議的電報。為了說明問題，茲將這份電報內容抄錄如下：   

“（一）自孫元良兵團基本上被我解決後，邱、李兩兵團仍圖向南突進，以圖與黃維兵團合股，故於7、8兩日以全力向我南線大回村到青龍集之線陣地突擊。經兩日激戰，均被我擊退，敵傷亡甚大。據俘供，杜匪腿部受傷，刻邱、李仍未放棄向南突進的企圖外，已加強工事，轉入防禦，其地堡網與副防禦等均已構成。我們必須采穩打、強攻辦法才能奏效。因此，全殲該敵至少須半個月至二十天時間（敵尚有40個團左右兵力）。但在黃維兵團未解決前，我們必須以3至4個縱隊位於南線，防止邱、李向南突進，以保劉、陳、鄧中野作戰之安全。該3、4個縱隊只有採取防禦，暫不能以全力採取進攻，只有北面的3個縱隊可采全力攻勢。因此，全殲邱、李兩兵團，恐時間還須延長。（二）據息：宋希濂兵團已到浦口，正向蚌埠開進，蔣緯國亦到蚌埠指揮戰車向北進犯。我們最擔心對李延年阻擊兵力不能勝任（因六縱王、江部自戰以來，傷亡7000餘人，骨幹太弱，人數不充），萬一出亂子，勢必影響對黃維之作戰，除已抽出渤縱一個師南去參加阻擊李、劉兵團外，已令江淮兩個旅及先縱（譚啟龍所率之先縱尚在淮南路西未能渡江）積極在浦蚌段行動，打擊敵人後方，以鉗制李、劉、宋兵團。據密息：杜聿明曾向蔣建議，從西安、台灣及甘肅抽調幾個軍空運蚌埠，組成一個兵團，與李、劉、宋合股北援，才能挽回局勢等云云。目前中野、華野已分成三個戰場作戰，兵力均感不夠，不論杜之建議是否能實現，即宋希濂兵團趕到，則南線阻擊李延年、劉汝明之部隊可能出亂子。為此，我們建議再由此間抽出一部兵力，以求先解決黃維（對邱、李暫采大部守勢，局部攻勢），爾後，中野負責阻擊李、劉（解決了黃維，可能不敢北進），我們再集中華野解決杜、邱、李兵團。如何，盼望示復。”（37）

對比《淮海戰役史》一書中敘述的“總前委常委會議”內容，即對淮海戰場敵我形勢的分析、所採取的“先解決黃維”和對邱、李“大部守勢、局部攻勢”的作戰方針，不難看出，它和粟、陳、張的電文中內容完全一致。簡言之，如果這樣的“常委會議”真的存在的話，其內容實際上就是討論粟裕等華野領導人的電報。其實，接到粟裕等人的電報後，只要傳閱一下，表示同意就行了，根本不需要召開正式的“常委會議”來重新分析形勢，研究對策。   

據文獻記載，在粟、陳、張上述電報發出兩個時辰後，又於當日未時（13-15時）致電劉、陳、鄧、鄧（子恢），並呈中央軍委、華東局，電報說：“電話奉悉。我們決定抽調三縱、蘇十一縱及魯中南縱隊，外加炮兵一部，即晚南下，參加殲滅黃維作戰。統由陳士榘同志率領南來，請分配其作戰任務……”（38）  

從粟裕等華野領導人上一個辰時電報到這一個未時電報中間只隔兩個時辰，即4個小時，在當時的通訊條件下，從譯電、抄寫到送至領導人手中，是需要相當時間的。也就是說，劉、陳、鄧接到粟、陳、張辰時電報後，根本沒有從容的“召開常委會議”的時間，而是在了解電報內容後，立即表示同意電報中對形勢的分析和對下一步作戰的建議，並立即用電話和粟裕等人聯繫。只有這樣時間上才能吻合。   

關於劉、陳、鄧接到粟、陳、張辰時電報後的情況，黃玉章編的《淮海戰役的運籌謀劃》一書中是這樣敘述的：“劉伯承、陳毅、鄧小平完全同意粟裕、陳士榘、張震等先打黃維的建議，當天電話回復，劉伯承更以‘吃一個、夾一個、看一個’來描述這一決策。”（39）《粟裕談淮海戰役》一文中是這樣說的：“當即得到總前委電話復示同意，又經中央軍委同意，決定集中足夠兵力，首先殲滅黃維兵團。後來劉帥把這形容為‘吃一個（黃維），夾一個（杜聿明），看一個（李延年、劉汝明）’。”（40）《粟裕傳》中寫道：“劉、陳、鄧接到粟、陳、張電報，立即通過電話與粟裕等人商定，由華野再抽3個縱隊和炮兵一部參加對黃維的作戰。”（41）  

筆者認為，這些記述是真實的，可信的。   

《毛澤東年譜》中對華野粟、陳、張的建議是這樣記述的：“10日晨，粟裕、陳士榘、張震向劉伯承、陳毅、鄧小平和中央軍委建議，再從包圍杜聿明集團的華東野戰軍抽調一部兵力，以求先解決黃維。經劉、陳、鄧和中央軍委同意，當晚，再抽調華東野戰軍第三縱隊和魯中南縱隊及炮兵一部，由陳士榘率領參加對黃維的作戰。”（42）這個記述也說明，對待粟裕等華野領導人的建議，事情其實很簡單，只要表示同意就行了，根本不需要召開正式的“常委會議”來進行研究，當時緊張的戰爭情況也不允許花多少時間來進行“研究研究”再表態。   

上引《淮海戰役史》一書中說“常委會議”是“按照中央軍委的指示精神”來決定下一步作戰部署的。實際上當時中央軍委最近的指示，就是12月10日凌晨3 時的電報，即上面所引的對劉、陳、鄧報告的殲黃阻李的部署和戰況表示“甚慰”的那份電報。電文中除“尚望鼓勵全軍全殲該敵”外，並無“先解決黃維”和華野從北線圍殲杜聿明集團中抽調兵力參加打黃維的意思。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12月10日這一天的“總前委常委會議”是不存在的。   

簡而言之，《淮海戰役史》中所記述的1948年12月10日這一天的“總前委常委會議”是不曾有過的事實。

以上對《淮海戰役史》一書中記述的三次“會議”的考證表明，這三次“會議”於史無據，於情不合，於理不通。實際上是沒有召開過的、也根本不存在的“會議”。也許有人會問：既然黨史、軍史上沒有這三次“會議”，為什麼書中會有板有眼地寫這三次“會議”呢？筆者認為，原因不是別的，就是因為這三次“會議”所涉及的建議，都與粟裕其人有關。   

大家知道，粟裕文武兼備，戰功赫赫。在解放戰爭中，他是華東戰場的主將，深得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信賴和器重，先後指揮或參與指揮了震驚中外的蘇中、宿北、魯南、萊蕪、孟良崮、豫東、濟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戰役。他是我軍軍史上唯一一位在正司令員在位情況下被中央授予戰役指揮權的副司令員。三年解放戰爭中，他有三分之一時間任代司令員兼代政治委員，全權指揮我軍中戰績最大的華東（第三）野戰軍。解放初，他被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委以副總參謀長、總參謀長的要職。但在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上，他卻被當作“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代表人物遭到了錯誤的批判和鬥爭，被扣上了“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者”的罪名。會上對他的所謂“一貫反領導”、“向黨要權”、“爭奪軍隊領導權限”等“錯誤”進行了嚴厲的批判，甚至還把他正常的外事交往誣為“告洋狀”，是“裡通外國”。他在戰爭年代傳誦軍內外的“兩讓司令”的佳話，竟被斥之為“更說明你的陰險”。會後他被解除總參謀長職務，並決定把他的所謂“錯誤”口頭傳達到軍隊團一級、地方地委一級（43）。由於這個原因，粟裕長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粟裕在軍史、戰史上的名字被減少到最低程度，他的顯赫戰功則逐步加以淡化、轉移，乃至磨滅。在一些出版物中，把他指揮的許多重大戰役，籠而統之地用“華野首長”或“華野前委”來代替。有些本來是他精心籌劃和指揮的戰役，如濟南戰役，也被說成是別人指揮的。連當年毛澤東和延安總部發言人盛讚的蘇中“七戰七捷”，也因受到批判而不再有人敢提及。   

粟裕受到錯誤批判後，平反之路漫長而曲折。粟裕於1979年10月9日向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正式寫了申訴報告，要求撤消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對他的錯誤批判和強加給他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但他終於沒有等到組織上為他平反的那一天，於受錯誤批判26年後即1984年2月5日去世。直至他去世10年以後，即1994年12月25日，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和張震聯名發表了由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批發的題為《追憶粟裕同志》的文章，文中明確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受到錯誤的批判，並因此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這是歷史上的一個失誤。這個看法，也是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意見。”（44）這是代表中央公開、正式為粟裕平反。1999年《百年潮》第8期上發表的《粟裕大將的蒙冤與平反》一文及2000年8月出版的《粟裕傳》中，詳細記述了粟裕蒙冤和平反的經過，一代名將蒙冤真相終於大白於天下。粟裕為中國革命建樹的豐功偉績和他的高風亮節，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敬重和頌揚。粟裕高超的軍事指揮才能和卓越的軍事思想，受到廣泛的重視和研究。1997年8月，經中央軍委批准，由軍事科學院組織召開“粟裕軍事指揮藝術與現代戰爭理論研討會”，江澤民主席發表了“出奇制勝的軍事指揮藝術，創造性地運用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題詞，對粟裕的軍事生涯給予高度評價。   

《淮海戰役史》一書初版於1983年，修訂出版於1988年，也就是說成書於1994年粟裕正式平反之前。因此，書中沒有如實反映粟裕個人的貢獻是可以理解的。書中所說的這三次“會議”所涉及的三次建議，即1948年4月18日建議，導致中央改變原定戰略方針，其後進行的豫東之戰，迅速改變了中原戰局，並且推動全國戰局由戰略進攻向戰略決戰發展，加速了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1948年9月24日建議，促成了華野主力兵出華中的小“淮海戰役”，進而演變為規模空前的南線大決戰——大“淮海戰役”，我軍全殲國民黨軍隊精銳主力於長江以北，奠定了奪取全國勝利的基礎；1948年12月10日的建議，對承前啟後的淮海戰役第二階段中確保全殲黃維兵團、確保我軍牢牢掌握戰場主動權、勝利結束第二階段、順利進入第三階段具有重大作用。這三次建議，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值得史家大書特書。粟裕當年提出的這三次建議，表現了他卓越的戰略家、軍事家的才能，也體現了他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所建樹的特殊功勳。但在粟裕蒙冤平反前，如實宣傳這三次建議，無疑就是宣傳粟裕的功績，顯然是要承擔一定風險的。而把它們分別說成是華野前委和總前委研究決定的，則既強調了集體領導，突出宣傳了前委、總前委，又避免了承擔頌揚粟裕的風險，當年的提供資料者和編寫者可謂絞盡腦汁、煞費苦心。這是作者的無奈和失誤，更是歷史的無奈和失誤。

    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在承認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決定力量時，不能排斥歷史上傑出人物對加速或延緩歷史進程以及重要歷史事件發生的重大影響作用；在強調無產階級政黨領袖集團的集體領導時，不能否認傑出人物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特殊貢獻。現在，粟裕蒙冤真相已經大白於天下，歷史也應該還歷史本來的面目。《淮海戰役史》一書中的推動革命戰爭進程的這三次“會議”，也應該還粟裕三次建議的真相。假如該書有機會再版，希望編者能考慮按照歷史的真實來修訂這三部分內容。

注釋：

⑴ ⑵ ⑷ （22）（32）《淮海戰役史》，徐州市《淮海戰役史》編寫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第2次印刷本，第274-275、275、6-7、17-19、163-164頁。

⑶ ⒂（29）（42）《毛澤東年譜》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71-272、209、347、410頁。

⑸ ⑻ ⑼ ⑿ ⒁ ⒃ ⒄ 《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402、408、410、402、411、411、413頁。

⑹ ⑽ ⒇ （25）（26）（27）（38）《粟裕軍事文集》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50-352、344-345、356、356、376、394、428頁。

⑺《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85頁。參見《粟裕傳》第669-670頁。

⑾ （21）張震《粟裕在東南野戰軍組成以後》，見1994年1月30日〈人民日報〉。

⒀《陳毅詩詞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34頁。

⒆ （28）（41）參見《粟裕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671、731、765頁。

⒅ 參見《陳毅傳》第414頁，《粟裕傳》第673頁。

（23）《論粟裕的軍事理論與實踐》國防大學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4-25頁。

（24）（31）（33）《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五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7、19、231頁。

（30）《淮海戰役》第一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50頁。

（34）（35）（36）（39）參見黃玉章《淮海戰役的運籌謀劃》，國防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209、194-195、195、197頁。

（37）《粟裕軍事文集》1991年7月第1版，第428頁。

（40）《黨的文獻》1989年第6期。

（43）參見《百年潮》1999年第8期、《粟裕傳》第935-952頁。

（44）見1994年12月25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