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史》一书中三次重要会议质疑

作者：张雄文

选自《粟裕研究资讯》2010年第1期，总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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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由何晓环、傅继俊、石征先三人主编，1983年初版1988年再版的《淮海战役史》，尽管当时称得上史料丰富，但离粟裕1994年平反尚有一段时间，书名题写者又为当时的军委主席，因此仍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至今给世人造成的困惑不少。三人中，石征先后来有了全新的认识，临终之前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完成一部真实的《淮海战役》，何晓环态度如何不详，傅继俊则依然停留在1983年代的水平，鼓吹“总前委常委”指挥了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之一。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以60万兵力，对国民党军队80万兵力作战，歼敌55万5千余人。中央军委、毛泽东和前线指挥员以高超的运筹和谋划，正确的决策和指挥，以弱敌强，以劣胜优，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淮海战役引起了中外军事界、史学界的关心和研究。近20年来各种研究成果迭出，丰富了中国革命战争史和世界战争史的理论宝库。在这些研究成果中，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淮海战役史》，史料丰富，观点明确，叙述清晰，语言流畅，是一本颇具特色、影响较大的书。   

《淮海战役史》一书，由徐州市《淮海战役史》编写组何晓环、傅继俊、石征先编写。据本书编者《后记》，本书是应上海人民出版社约稿编写的，在本书整个编写和修改过程中，一直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心。“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批准我们去有关部门查阅资料，走访当年参战领导。中央军委办公厅、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全国政协、中国军事科学院，北京、济南、南京、沈阳、成都、昆明等军区，中共四川省委、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以及淮海战役纪念馆等单位，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并给予多方面的支持。”编者还先后走访了粟裕、谭震林、李达、王建安等淮海战役时期我军高级指挥员，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的张克侠、何基沣、廖运周、过家芳，以及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杜聿明、黄维、郭汝瑰、杨伯涛等人。这本书由上海人民出版于1983年9月淮海战役胜利35周年前夕第1次出版。出版发行后，“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欢迎”，“1984年12月11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专为本书题写了《淮海战役史》书名。”⑴修订本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8月淮海战役胜利40周年之前出版。  

笔者阅读本书后，对淮海战役的全过程有了更明晰的了解，对淮海战役胜利的伟大意义有了新的认识。笔者和编者一样，“搞清了一些过去一直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了解了“不少过去没有文字记载的资料”⑵。感谢编者为我们编写了这样一本既通俗又有理论研究价值的好书。   

毋庸讳言，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偶尔也发现有的史料欠准确，似有继续考查核实的必要。如书中提到的几次会议，就令人疑惑，特提出来与编者商榷，并就教于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

   一、关于1948年春粟裕主持华野前委会议“反复认真地研究”“华野一兵团要不要迅速渡江”等问题，认为中央的“南进方案”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目的，4月18日由粟裕“正式向中央”提出三个主力纵队暂不渡江、集中主力在中原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建议”之事。   

为了改变中原战局，继续发展我军的战略进攻，中央军委于1948年1月27日电示粟裕：为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人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确定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这三个纵队随即组成第一兵团），由粟裕率领渡长江南进，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关于渡江南进的地点、“似以秭归、宜昌附近，宜都、江陵附近，石首、监利附近，择地渡江进入湘西为较适宜。由洪湖、沔阳地区渡江至鄂南，敌似更不及料，亦可考虑。”关于渡江时间，“可在二月，或五月，或秋季。”中央并且指出：“以上三案各有优劣，请你熟筹见复。”⑶为了更好地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这一新的战略任务，经中央军委批准，粟裕率三个纵队北渡黄河，于3月上旬到达濮阳地区休整。  

《淮海战役史》一书中写道：“华野一兵团要不要迅速渡江？同这相关的问题是把敌人主力一部引到江南去有利呢，还是尽量地把敌人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好呢？华野前委在粟裕主持下反复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分析了我军的利弊，最后认为南进方案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目的。粟裕……设想：‘三个主力纵队暂不渡江，而集中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主力，背靠解放区，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打大规模的歼灭战……’4月18日，粟裕正式向中央报告了以上建议。”⑷   

笔者认为，“华野前委在粟裕主持下反复认真地研究”“要不要迅速渡江”、执行中央军委“南进方案”，于情、于理、于史实都不合。   

首先，中央军委是全军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军委既已正式制定了“渡江跃进”的战略方针，并且“确定”由粟裕率华野一兵团渡江南进执行这一战略方针，作为下一级党委的华野前委怎么可能公然召开会议讨论“要不要迅速”执行中央军委指示呢？这是党纪、军纪所不允许的。华野前委的老党员、老军人们肯定不会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作为代理陈毅主持华野前委工作、具有二十余年党龄、军龄的粟裕也绝不会主持这样的会议。   

其次，在中央军委1948年1月27日给粟裕的电报中，除要粟裕“熟筹见复”外，还指示：“此事只先由前委几个同志及叶、王、陶作极机密讨论，不让他人知道。”⑸很明显，中央军委要粟裕“熟筹见复”及“前委几个同志及叶、王、陶作极机密讨论”的内容，是前文所引的对军委提出的渡江南进的时机、地点和方法“各有优劣”的“三个方案”的意见，而不是“要不要迅速渡江”和“要不要”执行“南进方案”的问题。1月31日，粟裕将与前委成员陈士榘、唐亮“详细研究”的情况电报中央，就行动时间和渡江路线提出具体方案。同时他在电文中重申了“职对于中原战局认识”，认为“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⑹中央军委接电后，毛泽东特意把原定于2月1日返部的陈毅留下来一起研究。研究的结果，仍然坚持由粟裕率领三个纵队渡江南进的决策，认为从调动中原敌军主力去江南的意图考虑，向蒋介石的要害地区出击是最有效的。但是采纳了粟裕关于渡江时机、地点、方法以及采取“忽集忽分”战法的建议。毛泽东于1948年2月1日电示粟裕：“完全同意第一方案”，对渡江路线和渡江方法作了明确指示。同时指出：“三、八、十、十一等4纵集中配合刘邓、陈谢两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⑺这就是说，粟裕接到中央军委1月27日电报后和前委成员“详细研究”的内容确实是如何贯彻执行中央所确定的战略任务，而不是“详细研究”“要不要”执行这一战略决策。他在电文中强调“职对于中原战局认识”，意在说明这完全是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前委讨论的意见。因此，在1月31日之前，不可能存在粟裕主持前委会议来“反复认真地研究”“要不要迅速渡江”、并且得出“南进方案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目的”这样统一认识的事。中央军委2月1日“完全同意第一方案”的电示也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华野前委成员为陈毅（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副司令员）、谭震林（副政委）、陈士榘（参谋长）、唐亮（政治部主任）、钟期光（政治部副主任）、刘先胜（副参谋长）、刘瑞龙（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员，淮海战役时任后勤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书记。在陈毅不在位期间，由粟裕主持前委工作。粟裕是1948年2月上旬率华野机关及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由漯河出发，进入鲁西南，3月上旬，华野指挥机关和部队集结于黄河以北的濮阳地区休整补充。从1948年2月上旬到4月2日陈毅回到华野总部这段时间内，谭震林在山东兵团兼任政委，陈士榘、唐亮率华野第三、第八纵队在平汉路南段活动，他们当时都不在华野总部，不可能参加前委会议。粟裕的4月18日电报和他的《战争回忆录》都没有提到为此建议在此期间主持召开前委会议进行讨论事；钟期光、刘先胜、刘瑞龙（刘先胜和刘瑞龙这时是否在华野总部，笔者尚未见到确凿资料可以证实，这里姑且假定他们在华野总部）的回忆录和文章里也都没有参加这样的前委会议的记载。在陈毅回到华野总部以后，华野前委即由陈毅主持。从4月2日直至4月18日粟裕发出建议电报这一期间，更不可能存在再由粟裕主持华野前委会议讨论“要不要迅速渡江”这个问题的。如果此前粟裕主持华野前委会议讨论过这一问题，在陈毅返部后，他也会将会议讨论的情况向陈毅汇报的。事实是，不仅粟裕本人没有说为他的4月18日建议主持召开过前委会议进行讨论事，包括陈毅在内的其他所有华野前委成员也都没有说过粟裕的这一建议是前委会议研究后才“正式向中央报告”这样的话。甚至可以说，迄今为止，除了本书外，尚未见其他任何一部书、一篇回忆录提到粟裕1948年4月18日建议是华野前委讨论后由粟裕个人“正式向中央报告”的。   

第四，据文献资料记载，华野前委于1948年3月至5月底在濮阳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正式称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因华野第二兵团（亦称山东兵团）、第三兵团（亦称陈唐兵团）、第四兵团（亦称苏北兵团）的高干都没有参加，只有第一兵团的高干参加，因此又称华野一、四、六纵高干会议、一兵团高干会议。会议开始时由粟裕主持，4月2日陈毅回到华野后，即由陈毅主持。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反对军阀主义倾向，对骄傲自满、违反纪律等不良现象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为执行新的战略任务奠定良好的政治思想基础。陈毅返部后，曾于4月5日在会议上作了报告。陈、粟4月下旬去中央参加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粟裕关于华野一兵团暂缓渡江，集中兵力、大战中原的建议。5月中旬，陈、粟返回华野总部。5月底，会议正式通过了陈毅起草的《华野前委扩大会对第一兵团部队工作开展反军阀主义倾向的决议》，会议结束⑻。这次会议也不可能讨论“要不要迅速渡江”的问题。《陈毅传》中说：“在举行前委扩大会议的同时，粟裕个人采取了一个大动作，一个最终把1948年的南线作战重点从渡江跃进完全转为‘歼敌于长江以北’的大动作。”⑼这里所说“粟裕个人采取”的“大动作”，就是指粟裕1948年4月18日建议。这就清楚地说明，粟裕的建议完全是个人的行动，与前委会议或前委扩大会议议题无关。   

第五，粟裕早在1947年12月10日起草、1948年1月22日致中央军委和刘邓的《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即著名的“子养电”中，就提出了发展我军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战略构想，“建议三军（刘邓、陈谢和我们）在今后一个时期，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以求能较彻底地歼灭敌人一路……如此能有两三次歼灭战，则形势可能变化。”⑽如前所言，他在1948年1月31日上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重申了这一观点。因此，他对中央指示的华野一兵团执行渡江南进这一战略决策有自己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他经过反复思考后起草的1948年4月18日电报，正是他“子养电”中观点的继续和发展。他认为：我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正在逐步成熟；而三个纵队渡江南进，估计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从战略角度来看兵力的运用，以我三个纵队留在中原作战更为有利。粟裕虽有这样的考虑，但他不可能召开前委会议来讨论“要不要”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那样岂不等于把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并且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前委其他成员之嫌吗？众所周知，我们党在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组织纪律的同时，还规定，党员有权向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粟裕向中央反映自己对中央渡江南进这一战略决策的看法和建议，正是履行党章赋予每一个党员的神圣权利，是不需要经过前委会议讨论通过的。因此，即使他有权和有机会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他也实在没有必要这样做。   

我们在上面讨论了不可能存在由粟裕主持华野前委会议讨论“要不要迅速渡江”执行中央军委关于一兵团渡江南进的事。但这绝不是说粟裕没有和其他任何人讨论过是渡江南进还是暂缓渡江、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对改变中原战局更为有利这个问题。实事求是地说，粟裕对中央军委的这一战略决策有不同看法后，他确实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原中央军委副主席、时任华野副参谋长兼一兵团参谋长的张震在《粟裕在东南野战军组成以后——深切缅怀粟裕同志》这篇回忆录中，就详尽地记述了粟裕4月18日电报思考和形成过程。文中说：“记得他曾向我谈过，东南野战军实行这样的长途转战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他先后几次同我们进行磋商和研究。”文中还记述，在陈毅回到华野后，粟裕“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直陈己见，向陈军长汇报了自己的看法。”“粟裕同志还同华东局其他同志交换了意见。不久，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同志途经濮阳，粟裕同志又征询了先念同志的意见……粟裕同志还发电征询了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以及陈士榘、唐亮等同志的意见，他们也均认为目前渡江的时机不成熟，支持集中主力在江北打几仗，进一步改变中原战局。”⑾但这些只是向战友和有关领导谈看法，征求他们对自己看法的意见，加深自己对这一关系到我军战略决策的大问题的认识，尽量避免自己在向中央反映意见时有失偏颇。这和以一级党组织名义召开会议进行讨论研究，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华东局是华东野战军的上级，晋冀鲁豫野战军是与华野西兵团共同经略中原的兄弟部队，刘、邓是粟裕多年来一直敬重的老首长，陈毅、张震、陈士榘、唐亮等都是粟裕在华野的同事，粟裕对中央军委这样重要的关系全局的战略决策有不同看法，不和他们通气，不和他们商量，就径直上报，是不合情理、令人难以理解的。也就是说，粟裕向这些同志征求对自己看法的意见是正常的；相反，如果粟裕不向这些同志征求意见，那倒有点不正常了。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华东局、华东野战军的几位主要领导人、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的领导人都同意粟裕的看法，那粟裕为什么不用集体名义提出建议而只署个人名字呢？笔者认为，对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有不同看法，这是粟裕的思想和认识，是粟裕首先提出来的，粟裕在自己的建议上署自己的名字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其次，中央是要粟裕率军南渡长江，他是执行这一战略决策的第一责任人，他向中央提出不同建议，正是他第一责任人负责任的表现。再者，陈毅是华野前委书记、华东局主要领导人之一，而由粟裕率华野一兵团渡江南进这一战略决策是他在中央时亲自参与制定的，他是“热烈主张”实行这一战略决策的⑿，并曾兴奋赋诗：“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⒀如果粟裕用华野前委或华东局名义上报建议，将置陈毅于何地？恐怕陈毅自己也绝不会同意这样做的。更何况粟裕当时只是华野前委委员、华东局委员，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是不能以华野前委或华东局名义上报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的。还有，对中央军委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意见和新的建议，既有被接受的可能，也有受到否决和严厉批评的可能，甚至还有被认为是抗命不遵、遭到临阵换将的可能。粟裕在电报中只讲是自己“斗胆直呈”，而没有一一提及其他同意自己观点的同志的名字，因为他不愿意用许多高级领导人和高级将领都同意自己观点这一事实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和向中央军委施加压力，更不愿意万一自己建议受到中央否决和严厉批评而累及他人。这正是粟裕敢于负责的高尚品德的表现。   

据《陈毅传》一书记述，“毛泽东是非常钟爱渡江跃进的战略方针的”⒁。关于派华野主力一部南渡长江的战略行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考虑才作出决策的。早在1947年7月23日，当刘邓大军挺进鲁西南之时，中央军委就提出“叶、陶两纵队（即华野第一、第四纵队）出闽浙赣，创造闽浙赣根据地”的设想，并要两广纵队随同南下⒂。在刘邓大军决定提前进入大别山，华野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第十纵队转入鲁西南后，中央军委认为在鲁西南需要重兵钳制敌人，保障刘邓南下，分散南进，对全局不利，放弃了这一计划。后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这第一个战略跃进取得伟大成功后，毛泽东甚受鼓舞，再次提出了第二个战略跃进方针，认为1948的的渡江跃进“预期必将促使蒋介石统治迅速走向崩溃”⒃。于是才有前文已提及的1948年1月27日致粟裕的电报，粟裕和前委成员陈士榘、唐亮讨论执行这一方针的计划的1月31日电报，以及粟裕根据中央指示，率部开赴濮阳地区整训之事。在陈毅离开中央返回华野时，毛泽东亲自写了一个手令面交陈毅，任命了东南野战军和党的东南分局的领导成员。4月4日，中央军委直接发电报给东南分局领导人粟裕、金明、叶飞，“要求一、四、六纵休整到5月15日为止，5月15日以后部队出动南下。”陈毅在向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传达报告中说：中央的意图是“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胜利就来了”⒄。在这种情况下，粟裕提出暂缓渡江、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无疑是极不寻常的行动。据资料记载，在陈毅回到华野总部后，粟裕利用前委扩大会议的间隙，向他详细汇报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对“稳渡长江遣粟郎”充满信心的陈毅大感意外，迟疑地说了一句：“中央要你过江，你不过江？”这种改变中央战略方针而牵动全局的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陈毅一时难以接受。但是，一次次触膝交谈，使他陷入深思。他开始被说服。明确表示：粟裕的建议很重要。他鼓励粟裕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⒅。毛泽东是不轻易改变自己观点的人，特别是这样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全局的战略方针大问题。这就是说，对于粟裕所提改变中央战略方针的建议，其结果如何，当时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正因为如此，在粟裕思考、起草向中央的建议期间，华野一兵团南渡准备一刻也没有停止。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粟裕等华野领导人抓紧整训部队，厉兵秣马，同时以多种手段对敌人进行侦察，向长江沿岸地区派出先遣小分队，积极作渡江的准备工作。还针对江南作战条件，部队进行了水网稻田地带行军、作战和以攻坚、巷战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同时，中共中央调集了一大批准备随军南下的干部和民工，组织他们学习和研究新区政策，还印制了到新区使用的“东南流通券”。用张震参谋长的话来说，当时已是“万事俱备，只待渡江”了⒆。粟裕在4月18日电报中明确表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⒇就在粟裕随陈毅去中央汇报的日子里，南渡准备也没有停止。据张震回忆：“部队整训工作由叶飞同志主持，我们在濮阳还组织第四、第六纵队进行了分队对抗演习，第四纵队司令员陶勇、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必成和我一起检查了部队训练情况。”（21）

    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粟裕在提出华野一兵团暂缓渡江、集中兵力大战中原建议的同时，作好了中央不接受他的建议、自己坚决执行中央军委战略部署率部渡江南进的准备。

    简言之，粟裕1948年4月18日导致中央军委改变渡江南进战略方针的建议，完全是粟裕个人的思想和行动。这个建议，不是华野前委讨论出来的，更不存在由粟裕主持华野前委会议讨论出建议内容的事。而且，粟裕在提出这一建议的同时，作好了中央坚持原定战略方针、自己坚决率部渡江南进的准备。

   二、关于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华野前委召开会议讨论建议进行淮海战役的问题。 

《淮海战役史》一书中写道：“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是华野前委在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提出的。在济南战役中，我军攻势凌厉，进展迅速，到9月24日凌晨，我军已由东、西两面突入内城，济南城计时可克。而在徐州方面，准备增援济南的国民党军邱清泉兵团才到成武、曹县地区集结，黄百韬兵团还没有完全集结，李弥兵团则远在固镇地区；他们已经察知我军打援部队正严阵以待，顾虑重重，迟迟不敢前进……华野前委及时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若敌人停止北援，我军下一步如何行动的问题。会议提出了两个作战方向：一是出鲁西南，跨陇海路，会合中野，寻歼敌军于徐州西南；一是由鲁南南下，出苏北、战淮海，然后攻略徐州……经过热烈的讨论，统一了思想，大家认为后一个作战方向最好。华野副司令员粟裕，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于24日晨具名向中央军委报告，提出了在敌人停止北援的情况下下一步行动的具体建议……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22）   

笔者认为，此说颇难成立。其理由如次：   

第一，笔者查阅了大量有关淮海战役的回忆录、文献资料和研究文集，都没有1948年9月24日凌晨前华野前委举行会议讨论向中央军委建议进行淮海战役的记载。粟裕的电报和回忆录中没有说这一建议是经过前委讨论决定的，华野前委委员谭震林、陈士榘、唐亮、钟期光、刘先胜、刘瑞龙等也都没有参加会议讨论举行淮海战役建议的回忆和记述。当时协助粟裕筹划和指挥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的华野副参谋长张震后来回忆说：“记得粟裕代司令员同我们分析战局时曾说：‘我们攻济，敌人南线三个兵团在我前沿徘徊，不敢北上交手，说明敌人是在避免不利条件下与我打大规模之仗，也说明我对敌进行决战的有利条件已逐步成熟。’粟裕同志还谈到：‘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又以在徐蚌地区决战为最有利……’就这样逐渐形成了南线决战的思想。”（23）他也没有记述自己参与讨论关于举行淮海战役建议的事。而且，在粟裕起草这一著名电文时，攻克济南虽然胜券在握，但紧张激烈的战斗毕竟还在继续进行。在这一特定的情况下，粟裕怎么可能会把各位前委委员从各自岗位上撤回来讨论下一步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呢？

第二，粟裕是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前委代理书记，是华野全军的统帅，他负济南战役的“全军指挥”之责（24），同时直接指挥打援。在攻济作战即将结束时，他向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中原局报告有关济南战役的战况，完全是他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根本不需要经过前委讨论再上报战况。鉴于南线敌人未敢北上增援，作为负责指挥打援和华野全军统帅的他，根据战场态势，提出下一步作战设想和建议，亦是顺理成章之事，并不违反任何组织原则，任何人和任何组织也无可厚非。   

第三，大家知道，在长江以北徐州地区大量歼敌是粟裕的思想和主张。早在豫东战役前，他在著名的1948年4月18日电报中就提出，在打完第一个歼灭战以后，“除以一部相机攻占济南外，主力即可进逼徐州，与刘邓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战。”（25）关于济南战役后兵出两淮，华野全军南下作战，粟裕和华野其他领导人也早就达成了共识。1948年8月23日午时，由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联合署名报军委并致管文蔚、陈丕显、韦国清、吉洛的电报中就指出：“俟两个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宝，则苏北局势即可大大开展。”（26）粟裕9月24日关于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在作战方向上和8月23日电报是一致的，因此，在当时作战还在紧张进行时，实在没有必要重新召开会议重复讨论这个问题。当然，粟裕9月24日的建议，比起8月23日电报的表达更为明确、更为清晰、更为具体。其中为这一战役命名为“淮海战役”，这是解放战争中伟大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中唯一一次由战区领导人提出并命名的战役。因为兵出两淮和全军南下作战本来就是粟裕的思想和主张，所以粟裕提出济南战役后乘胜举行淮海战役正是这一思想和主张的具体化。粟裕提出这一建议，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粟裕在体现自己思想和主张而且由自己亲笔起草的电报上署个人之名，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也是职责范围内之事，是不需要和其他人讨论研究后再作决定的。 

第四，粟裕关于举行淮海战役建议的电文最后一句是：“饶（漱石）政委今明可抵职部，到后当将尔后行动再请示饶政委。”（27）当时饶漱石是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毛泽东称其为“华东军区及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28）。如果华野前委召开讨论济南战役后下一步作战问题会议、决定向中央军委提出举行淮海战役建议，这样的重要会议，在明知饶将于“今明可抵”华野总部的情况下，仍不等饶到来，继续召开会议，并将会议决定上报中央军委，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乃至绝不可能的事。而粟裕作为集华野军政主要职务于一身的统帅，个人直接向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中原局汇报济南战役战况及提出下一步作战建议，如前所说，完全是职责范围之内的事，与饶是否到来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粟裕关于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完全是他个人的建议，而不可能是华野前委会议研究通过的而决定由粟裕个人“具名”的建议。

第五，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收到粟裕9月24日建议后，于9月25日9 时致电粟裕，要粟裕“召集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及其他可能到会之干部开一次讨论行动问题的会议，以最后斟酌的意见电告我们审查。”（29）谭震林是前委委员，如果9月24日建议是前委讨论决定的，毛泽东是不会再叫他和“其他可能到会之干部”再讨论一遍的。显然，毛泽东认为，9月24日电报是粟裕个人的建议，而不是华野前委经过研究决定的建议，不是华野所有领导人“最后斟酌的意见”，所以他才要求粟裕召开这样的会议，以华野所有领导人“最后斟酌的意见”电告中央“审查”。25日下午，中原野战军领导人刘（伯承）、陈（毅）、李（达）电报军委并致粟裕，表示“同意乘胜举行淮海战役”（30）。经过一天的慎重考虑，中央军委决定接受粟裕关于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于25日19时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致粟裕和饶漱石并告许、谭、王、刘、陈、李的电报，表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这封电报不再要求召开“可能到会之干部”“讨论行动问题”、拿出“最后斟酌”意见的会议了，而是要求粟、饶“开一次像上月曲阜会议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31）毛泽东的这两份电报从另一方面说明，粟裕9月24日建议是他个人的建议，而不是华野前委决定的建议。   

综上所述，粟裕1948年9月24日关于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是粟裕个人的建议，在这一重要建议形成之前，并没有召开前委会议进行研究，所谓会议“着重讨论了若敌人停止北援，我军下一步如何行动的问题”，所谓“会议提出了两个作战方向”，所谓“经过热烈的讨论，统一了思想”云云，都是不曾有过的事，都不过是人们根据粟裕建议中的内容推理相象出来的场景。

   三、关于对黄维兵团发动总攻前总前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淮海战场的敌我形势和下一步作战意见，“实行‘吃一个，困一个’的方针，先集中兵力全歼黄维兵团”问题。  

《淮海战役史》一书中写道：“12月10日，总前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淮海战场的敌我形势和下一步作战意见。会议认为，目前中野、华野各围住一大堆敌人，全部歼灭这两大堆敌人，还需要一定时间。现在蚌埠方面的李、刘兵团，正在蒋介石的督促下再次拼死北援；蒋介石又从武汉抽几个军到达蚌埠方面。因此迅速歼灭两堆敌人中的一堆，使我军有充裕力量，去应付可能发生的新情况，这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会议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决定对当前已包围的两处敌人，实行‘吃一个，困一个’的方针，先集中兵力全歼黄维兵团，尽快腾出力量，以应付新情况。对包围的杜聿明所部，暂以‘大部守势、局部攻势’，进行新的部署，继续加以围歼。从10日开始，华野以十个纵队围困杜聿明所部，以三个纵队（即三纵、十一纵和鲁中南纵队）迅速南下，加入中野对黄维兵团的围歼战。”（32）

笔者认为，1948年12月10日的这次“总前委常委会议”的真实性令人怀疑。  

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6日关于决定组织淮海前线总前委的电报中指出：“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33）据目前所见到的资料，在整个淮海战役期间，总前委全体会议只召开过一次，这就是1948年12月17日在安徽萧县蔡洼村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召开的会议（34）。至于总前委常委会议，在整个淮海战役期间，究竟举行过几次，至今未见记载，也未见有一次常委会议记录公诸于世。在淮海战役期间，总前委刘、陈、邓三位常委在中野司令部一起共同筹划，对淮海战场的60万华野、中野大军实施指挥，“临机处置一切”。在筹划、指挥过程中，他们三人都是在一起，很难说清那一天那一次是常委会议，那一天那一次不是常委会议。刘、陈、邓在淮海战役期间签发的数十份电报，没有一份电报内容说是经过总前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的，甚至也没有一份是以总前委或总前委常委名义发出的（中央军委和华野领导人发给总前委的电报，也都称“刘、陈、邓”而不称“总前委”）。因此，以理推之，把12月10日这一天刘、陈、邓实施指挥和作出的决策，说成是“总前委常委会议”的“决定”是没有多少根据的。   

据目前已经公开的历史文献，刘、陈、邓于12月9日10时致电中央军委，粟裕、陈士榘、张震，邓子恢、李达：“（一）昨（8）日夜分三点攻击，两点成功：四纵、华野十三纵、三纵共消灭敌两个多团，俘敌一千五六百人，我因准备充分，伤亡较小。华野七纵原定昨（8）晚攻击，因午后敌集力先我攻击，故令今（9）晚才攻。（二）截止现时止，我6、7、8共三天攻击，已使敌防御体系开始残破，如陈谢集团能于三四天内将双堆集东北之杨围子、杨庄地区攻占，则黄维兵团直属队即完全暴露，尔后作战当更易奏效。（三）现敌集于上千的地堡网内，故我只能稳步前进，只要交通壕迫近，加上密集炮火，必能成功。（四）对李延年，我已有华野六纵及渤纵一个师、中野二纵（4个团）及张国华5个团（约万人）共5万余人对付，当无大问题。而我们攻势逐步奏效，亦可逐渐抽出兵力。”（35）中央军委接电后，于12月10日3 时致电刘、陈、邓：“各电均悉。对黄维的攻击逐步奏效，对李延年的钳制亦有办法，甚慰。尚望鼓励全军全歼该敌。”（36）

上引两份电报说明，从12月9日上午至10日凌晨这段时间内，总前委刘、陈、邓对围歼黄维和钳制李延年的部署甚为乐观，中央军委接电后也感到“甚慰”。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刘、陈、邓在短短数个小时后要召开“常委会议，研究淮海战场的敌我形势和下一步作战意见”、“决定对当前已包围的两处敌人，实行‘吃一个，困一个’的方针，先集中兵力全歼黄维兵团，尽快腾出力量，以应付新情况。对包围的杜聿明所部，暂以‘大部守势、局部攻势’，进行新的部署，继续加以围歼”的呢？ 

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华野领导人粟裕、陈士榘、张震于12月10日辰时（7-9时）致电刘、陈、邓并报中央军委、华东局的一份分析战局和战场形势并提出下一步作战建议的电报。为了说明问题，兹将这份电报内容抄录如下：   

“（一）自孙元良兵团基本上被我解决后，邱、李两兵团仍图向南突进，以图与黄维兵团合股，故于7、8两日以全力向我南线大回村到青龙集之线阵地突击。经两日激战，均被我击退，敌伤亡甚大。据俘供，杜匪腿部受伤，刻邱、李仍未放弃向南突进的企图外，已加强工事，转入防御，其地堡网与副防御等均已构成。我们必须采稳打、强攻办法才能奏效。因此，全歼该敌至少须半个月至二十天时间（敌尚有40个团左右兵力）。但在黄维兵团未解决前，我们必须以3至4个纵队位于南线，防止邱、李向南突进，以保刘、陈、邓中野作战之安全。该3、4个纵队只有采取防御，暂不能以全力采取进攻，只有北面的3个纵队可采全力攻势。因此，全歼邱、李两兵团，恐时间还须延长。（二）据息：宋希濂兵团已到浦口，正向蚌埠开进，蒋纬国亦到蚌埠指挥战车向北进犯。我们最担心对李延年阻击兵力不能胜任（因六纵王、江部自战以来，伤亡7000余人，骨干太弱，人数不充），万一出乱子，势必影响对黄维之作战，除已抽出渤纵一个师南去参加阻击李、刘兵团外，已令江淮两个旅及先纵（谭启龙所率之先纵尚在淮南路西未能渡江）积极在浦蚌段行动，打击敌人后方，以钳制李、刘、宋兵团。据密息：杜聿明曾向蒋建议，从西安、台湾及甘肃抽调几个军空运蚌埠，组成一个兵团，与李、刘、宋合股北援，才能挽回局势等云云。目前中野、华野已分成三个战场作战，兵力均感不够，不论杜之建议是否能实现，即宋希濂兵团赶到，则南线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之部队可能出乱子。为此，我们建议再由此间抽出一部兵力，以求先解决黄维（对邱、李暂采大部守势，局部攻势），尔后，中野负责阻击李、刘（解决了黄维，可能不敢北进），我们再集中华野解决杜、邱、李兵团。如何，盼望示复。”（37）

对比《淮海战役史》一书中叙述的“总前委常委会议”内容，即对淮海战场敌我形势的分析、所采取的“先解决黄维”和对邱、李“大部守势、局部攻势”的作战方针，不难看出，它和粟、陈、张的电文中内容完全一致。简言之，如果这样的“常委会议”真的存在的话，其内容实际上就是讨论粟裕等华野领导人的电报。其实，接到粟裕等人的电报后，只要传阅一下，表示同意就行了，根本不需要召开正式的“常委会议”来重新分析形势，研究对策。   

据文献记载，在粟、陈、张上述电报发出两个时辰后，又于当日未时（13-15时）致电刘、陈、邓、邓（子恢），并呈中央军委、华东局，电报说：“电话奉悉。我们决定抽调三纵、苏十一纵及鲁中南纵队，外加炮兵一部，即晚南下，参加歼灭黄维作战。统由陈士榘同志率领南来，请分配其作战任务……”（38）  

从粟裕等华野领导人上一个辰时电报到这一个未时电报中间只隔两个时辰，即4个小时，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从译电、抄写到送至领导人手中，是需要相当时间的。也就是说，刘、陈、邓接到粟、陈、张辰时电报后，根本没有从容的“召开常委会议”的时间，而是在了解电报内容后，立即表示同意电报中对形势的分析和对下一步作战的建议，并立即用电话和粟裕等人联系。只有这样时间上才能吻合。   

关于刘、陈、邓接到粟、陈、张辰时电报后的情况，黄玉章编的《淮海战役的运筹谋划》一书中是这样叙述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完全同意粟裕、陈士榘、张震等先打黄维的建议，当天电话回复，刘伯承更以‘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来描述这一决策。”（39）《粟裕谈淮海战役》一文中是这样说的：“当即得到总前委电话复示同意，又经中央军委同意，决定集中足够兵力，首先歼灭黄维兵团。后来刘帅把这形容为‘吃一个（黄维），夹一个（杜聿明），看一个（李延年、刘汝明）’。”（40）《粟裕传》中写道：“刘、陈、邓接到粟、陈、张电报，立即通过电话与粟裕等人商定，由华野再抽3个纵队和炮兵一部参加对黄维的作战。”（41）  

笔者认为，这些记述是真实的，可信的。   

《毛泽东年谱》中对华野粟、陈、张的建议是这样记述的：“10日晨，粟裕、陈士榘、张震向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和中央军委建议，再从包围杜聿明集团的华东野战军抽调一部兵力，以求先解决黄维。经刘、陈、邓和中央军委同意，当晚，再抽调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和鲁中南纵队及炮兵一部，由陈士榘率领参加对黄维的作战。”（42）这个记述也说明，对待粟裕等华野领导人的建议，事情其实很简单，只要表示同意就行了，根本不需要召开正式的“常委会议”来进行研究，当时紧张的战争情况也不允许花多少时间来进行“研究研究”再表态。   

上引《淮海战役史》一书中说“常委会议”是“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来决定下一步作战部署的。实际上当时中央军委最近的指示，就是12月10日凌晨3 时的电报，即上面所引的对刘、陈、邓报告的歼黄阻李的部署和战况表示“甚慰”的那份电报。电文中除“尚望鼓励全军全歼该敌”外，并无“先解决黄维”和华野从北线围歼杜聿明集团中抽调兵力参加打黄维的意思。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12月10日这一天的“总前委常委会议”是不存在的。   

简而言之，《淮海战役史》中所记述的1948年12月10日这一天的“总前委常委会议”是不曾有过的事实。

以上对《淮海战役史》一书中记述的三次“会议”的考证表明，这三次“会议”于史无据，于情不合，于理不通。实际上是没有召开过的、也根本不存在的“会议”。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党史、军史上没有这三次“会议”，为什么书中会有板有眼地写这三次“会议”呢？笔者认为，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这三次“会议”所涉及的建议，都与粟裕其人有关。   

大家知道，粟裕文武兼备，战功赫赫。在解放战争中，他是华东战场的主将，深得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信赖和器重，先后指挥或参与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苏中、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他是我军军史上唯一一位在正司令员在位情况下被中央授予战役指挥权的副司令员。三年解放战争中，他有三分之一时间任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全权指挥我军中战绩最大的华东（第三）野战军。解放初，他被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委以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的要职。但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却被当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遭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被扣上了“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罪名。会上对他的所谓“一贯反领导”、“向党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等“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甚至还把他正常的外事交往诬为“告洋状”，是“里通外国”。他在战争年代传诵军内外的“两让司令”的佳话，竟被斥之为“更说明你的阴险”。会后他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并决定把他的所谓“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43）。由于这个原因，粟裕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粟裕在军史、战史上的名字被减少到最低程度，他的显赫战功则逐步加以淡化、转移，乃至磨灭。在一些出版物中，把他指挥的许多重大战役，笼而统之地用“华野首长”或“华野前委”来代替。有些本来是他精心筹划和指挥的战役，如济南战役，也被说成是别人指挥的。连当年毛泽东和延安总部发言人盛赞的苏中“七战七捷”，也因受到批判而不再有人敢提及。   

粟裕受到错误批判后，平反之路漫长而曲折。粟裕于1979年10月9日向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正式写了申诉报告，要求撤消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他的错误批判和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但他终于没有等到组织上为他平反的那一天，于受错误批判26年后即1984年2月5日去世。直至他去世10年以后，即1994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联名发表了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批发的题为《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文中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44）这是代表中央公开、正式为粟裕平反。1999年《百年潮》第8期上发表的《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一文及2000年8月出版的《粟裕传》中，详细记述了粟裕蒙冤和平反的经过，一代名将蒙冤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粟裕为中国革命建树的丰功伟绩和他的高风亮节，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敬重和颂扬。粟裕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卓越的军事思想，受到广泛的重视和研究。1997年8月，经中央军委批准，由军事科学院组织召开“粟裕军事指挥艺术与现代战争理论研讨会”，江泽民主席发表了“出奇制胜的军事指挥艺术，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题词，对粟裕的军事生涯给予高度评价。   

《淮海战役史》一书初版于1983年，修订出版于1988年，也就是说成书于1994年粟裕正式平反之前。因此，书中没有如实反映粟裕个人的贡献是可以理解的。书中所说的这三次“会议”所涉及的三次建议，即1948年4月18日建议，导致中央改变原定战略方针，其后进行的豫东之战，迅速改变了中原战局，并且推动全国战局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发展，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1948年9月24日建议，促成了华野主力兵出华中的小“淮海战役”，进而演变为规模空前的南线大决战——大“淮海战役”，我军全歼国民党军队精锐主力于长江以北，奠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基础；1948年12月10日的建议，对承前启后的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中确保全歼黄维兵团、确保我军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胜利结束第二阶段、顺利进入第三阶段具有重大作用。这三次建议，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值得史家大书特书。粟裕当年提出的这三次建议，表现了他卓越的战略家、军事家的才能，也体现了他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建树的特殊功勋。但在粟裕蒙冤平反前，如实宣传这三次建议，无疑就是宣传粟裕的功绩，显然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而把它们分别说成是华野前委和总前委研究决定的，则既强调了集体领导，突出宣传了前委、总前委，又避免了承担颂扬粟裕的风险，当年的提供资料者和编写者可谓绞尽脑汁、煞费苦心。这是作者的无奈和失误，更是历史的无奈和失误。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在承认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时，不能排斥历史上杰出人物对加速或延缓历史进程以及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重大影响作用；在强调无产阶级政党领袖集团的集体领导时，不能否认杰出人物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特殊贡献。现在，粟裕蒙冤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历史也应该还历史本来的面目。《淮海战役史》一书中的推动革命战争进程的这三次“会议”，也应该还粟裕三次建议的真相。假如该书有机会再版，希望编者能考虑按照历史的真实来修订这三部分内容。

注释：

⑴ ⑵ ⑷ （22）（32）《淮海战役史》，徐州市《淮海战役史》编写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第2次印刷本，第274-275、275、6-7、17-19、163-164页。

⑶ ⒂（29）（42）《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71-272、209、347、410页。

⑸ ⑻ ⑼ ⑿ ⒁ ⒃ ⒄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402、408、410、402、411、411、413页。

⑹ ⑽ ⒇ （25）（26）（27）（38）《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50-352、344-345、356、356、376、394、428页。

⑺《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85页。参见《粟裕传》第669-670页。

⑾ （21）张震《粟裕在东南野战军组成以后》，见199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

⒀《陈毅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34页。

⒆ （28）（41）参见《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671、731、765页。

⒅ 参见《陈毅传》第414页，《粟裕传》第673页。

（23）《论粟裕的军事理论与实践》国防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4-25页。

（24）（31）（3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7、19、231页。

（30）《淮海战役》第一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50页。

（34）（35）（36）（39）参见黄玉章《淮海战役的运筹谋划》，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209、194-195、195、197页。

（37）《粟裕军事文集》1991年7月第1版，第428页。

（40）《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

（43）参见《百年潮》1999年第8期、《粟裕传》第935-952页。

（44）见1994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