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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汪精衛“求和”過於心切，沒有把這個事情想清楚，或者自己本身就是糊塗——此時在日本的扶持下成立“新政府”，如果兩年後日軍撤兵，難道“新政府”和重慶政府能“和平共處”？如果不能“和平共處”，日軍如何能撤兵？

或者汪精衛認為日軍兩年內可以完全消滅重慶政府可以撤兵，但是你可以保證日本可以一直贏下去嗎？如果日本可以一直贏下去，那麼“新政府”就不可能擺脫日本的控制，只能是日本政府的傀儡，而如果日本輸了，那麼“新政府”就只能是日本的陪葬。

所以講，汪精衛所想象的“新政府”只能是鏡中花、水中月。汪精衛降日的思想基礎是認為日本會贏得侵華戰爭，但是對於將來“新政府”與日本政府的“關係”還存在擔心，於是要求日本政府在其脫離重慶之後發表一個聲明，然後汪精衛再回應一個聲明就算雙方互相承諾。

原計劃12月8日飛離重慶抵達昆明再轉機河內，不過由於蔣介石的日程安排改變使得汪精衛的行動不得不推遲，而日本首相近衛文麿預定在12月11日在大阪發表聲明也只好假裝稱病推遲至14日。到了14日日本方面還是沒有得到汪精衛的消息，於是對汪精衛的這次行動產生了懷疑，只好暫停這一行動，再等一等看一看，近衛文麿返回東京。

汪精衛終於在18日找到機會飛到昆明，19日抵達河內。消息確實之後，22日近衛文麿發表聲明，也就是“第三次近衛聲明”，承諾日本對中國沒有領土要求、沒有軍費賠償，而要求是承認“滿洲國”、防共以及華北經濟特權，不過沒有明確兩年內撤軍，據說聲明中原有這一條，而且軍部也已同意，但是發表前夜臨時刪去這一條，原因不詳，不過這就是變化。

29日汪精衛在河內發出“和平建議”作為對“第三次近衛聲明”的回應，也就是臭名昭著的《艷電》，日本報紙在12月31日全文刊登這個“和平建議”，而重慶方面的回應是罷免汪精衛的公職和開除黨籍。

被開除黨籍是汪精衛預料當中的，大不了自己再成立“國民黨”開除他們就是了。可是出乎汪精衛的意料是日本方面，近衛內閣以“事態進入新階段”為由在幾天后的1月4日總辭職了！

日本人和中國人在這方面有些類似，真實的理由往往並不直接說出來，可是這個“事態進入新階段”也確實無法讓人理解，即便是日本政界自己也有些稀里糊塗，比較靠譜的猜測是，“對於他的辭職既可以說是由於他被人嫌棄，也可以說是因為他本人感到領導能力已經到了極限，或者說是不負責任地不幹了。”反正不管怎麼說就是不幹了。

日本政府換首相實在是太勤了，有時候簡直是近似兒戲。在日本電影《山本五十六》中，在軍艦上山本一個人一邊玩兒紙牌一邊聽收音機，聽到又換首相了就順嘴問在一旁做清潔的勤務兵服務幾年了。勤務兵答道兩年，山本忍不住調侃你比首相干的時間還長啊，這也是日本人的自嘲。

日本一直謀求徹底結束侵華戰爭，問題是達成什麼樣的目的才是合適的。1938年4月開始，參謀本部戰爭指導班就開始制定一個將來的“和平協議”。由於戰事發展及徵求各界意見，到最後於11月30日提交御前會議通過《調整日華新關係方針》，“作為基本國策不再變動”。

《調整日華新關係方針》在經濟、軍事和外交及其他領域都明確了日本的“特殊利益”，

“在長江中下游地帶，劃定日華經濟上高度結合的地區”；

“在華南沿海的特定島嶼上，取得特殊地位”；

“日、滿、華三國應實行以相互合作為基本原則的外交政策，在同第三國的關繫上，不採取違反上述原則的一切措施”；

 “日本向新政府派遣少數顧問，協助新的建設工作，特別是高度結合地帶或其他特定地區，應在必要的機關內配備顧問”；

“日本應在華北和蒙疆的重要地區，駐紮必要的軍隊”；

“在長江沿岸的特定地點，華南的特定島嶼以及以此有關的地點，應駐紮艦艇部隊”；

“締結日華防共軍事同盟”；

“日本對於中國軍隊和警察的建設方面，以派遣顧問和供給武器等方式進行協助”

…… ……

《調整日華新關係方針》就是赤裸裸的殖民條約，但是這個《方針》是經過長期醞釀、綜合陸、海、外務、大藏各省意見的產物，也是御前會議批準的殖民中國的“基本國策”，而12月22日的近衛文麿的聲明只是含糊提到了部分上述內容，可以推想近衛在爭取汪精衛的時候，對上述內容沒有做全部要求，結果遭到強烈反對，以至於不得不在1月4日辭職，而繼任的首相平沼騏一郎對“日汪合作”不感興趣、而是主張戰爭解決問題，這就符合“基本國策”了。

這下子汪精衛徹底坐蠟了，自己的《艷電》已經發布、而日本方面卻再也沒了反應，這如何是好？

汪精衛進退失據，這種情況當然被重慶方面所探知，2月中旬，蔣介石委派原改組派成員、汪精衛舊部谷正鼎前去河內專訪汪精衛轉達蔣介石的意思，“汪先生如果要對國事發表主張，寫寫文章、發發電報，任何時候都很歡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國等地療養，可先送五十萬元，以後隨時籌寄。但是，切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組織，免得被敵人利用，造成嚴重後果。”

蔣介石的這個意思非常和緩，“汪先生如果要對國事發表主張，寫寫文章、發發電報，任何時候都很歡迎”，蔣介石意圖將汪精衛《艷電》的意義降到僅僅是一個文字性的東西，而不是一個準備與日本合作的宣言。現在情況是重慶肯定不能立刻就回去了，而日本方面又變了政策，值此進退無路之際，放洋出遊也是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而且以前自己也這樣幹過，過些日子風頭一過再回重慶也不是不可能。

蔣介石的意思汪精衛應該體會得到，於是一時間沉吟不語。谷正鼎見狀又勸，“一失足成千古恨，事關名節毀譽，汪先生應當三思而後行。和戰問題並非不可談，但不能再有進一步行動。留一點餘地，今後還可以與蔣先生取得諒解。”

谷正鼎的話完全沒有超出蔣介石的意圖，只不過是推心置腹說得更明白了一些。有些事情就是這樣，稀里糊塗就過去了，講明白反倒讓人覺得有點難堪。放洋出遊總要回來的，回來之後蔣介石不諒解也就諒解了，這個無需再說，可是現在讓谷正鼎講了出來，結果刺激了汪精衛，竟然暴跳起來，“以前因為蔣介石兇殘、暴虐、自私，我反對他，他用盡各種方式來危害我、槍傷我，下流至要綁我和碧君的票。我被他苦逼出海，亡命海外，——我何嘗要過他什麼護照？！他現在要我拿了他的護照，憑照拿人，使人侮辱我、拘禁我、送回給他安排？！……”

“槍傷我”是指1935年11月1日，汪精衛在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後，與中央委員在會議廳前合影，被“記者”孫鳳鳴射傷。

此事當時即已查明，主使者為李濟深、陳銘樞，行動指揮王亞樵指派華克之潛入南京具體操作。孫鳳鳴原為第19路軍代理連長，第19路軍 “福建事變”之後被改編調到江西剿共，孫鳳鳴於是脫離軍隊。孫鳳鳴在揚州安宜偶遇華克之，二人愛國志趣相投，遂成好友。1934年11月華克之創辦的“晨光通訊社”，孫鳳鳴來到上海進入“晨光通訊社”成為一名記者，現在到了1935年10月，那麼這次刺殺國民黨賣國賊的任務就交給了孫鳳鳴。

原本目標是蔣介石，因為幕後老闆李濟深、陳銘樞反蔣並不反汪，但是華克之給孫鳳鳴交代任務當然不能說是李濟深、陳銘樞反蔣、所以要殺蔣，而是只能說為了剷除賣國賊所以要刺蔣。可巧合影時蔣介石並未出現，孫鳳鳴於是改變目標刺汪——蔣汪二人在孫鳳鳴眼裡都是賣國賊——第19路軍在上海的抗日就是被這二人出賣的。

汪精衛身中三槍並未致命，但是在後背的那顆子彈因為緊貼脊髓而無法取出，這也是後來汪精衛的死因。孫鳳鳴當即被警衛擊傷，傷勢極其危重，每小時注射10次強心劑，孫鳳鳴堅不吐實，總共打了150劑強心針，掙扎半夜最後亡命。

不過刺客是來自“晨光通訊社”的，這個跑不了，於是和“晨光通訊社”有關的人員全部被抓，當然“社長”華克之是抓不着的——人家和你“風蕭蕭兮易水寒”“撒由那拉”之後自然是一轉身腳底抹油了不是？華克之後來輾轉進入延安，成了潘漢年的助手，建國後任內務部副部長，1955年受潘漢年案牽連，入獄20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平反，1998年1月7日在北京去世。

華克之

當時槍一響，蔣介石、陳碧君立刻從禮堂內奔出。蔣介石從血泊中扶起汪精衛，而陳璧君則向蔣介石大喊，“你不叫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為什麼要派人下此毒手？”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於公於私，蔣介石都必需要查明此案。這樣一來牽連極廣，先後100多人被抓、基本上全部被殺，別說孫鳳鳴的妻子被殺，甚至連17歲的妻妹一個小姑娘也被殺。

雖然沒有查實，但是這樣折騰也有一些影子，主使王亞樵漸漸明晰。1933年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發動“福建事變”，王亞樵赴福州參加。“福建事變”失敗後，王亞樵與李濟深、陳銘樞一同逃亡香港。1935年7月25日，李濟深與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原十九路軍將領在香港建立了“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王亞樵自然也積極參加。王亞樵還在反蔣組織“西南政務委員會”月支3000元，王亞樵是明明白白反蔣組織的人，很明顯這次“刺汪”原本就是“刺蔣”，跟蔣介石沒有一丁點兒關係，而王亞樵則在1936年10月被戴笠部下所殺。

對於汪精衛來說，這些國民黨的派系鬥爭自然是一清二楚，況且案子搞得牽涉這麼大，汪精衛也沒有不明白的道理，可是到了現在卻說蔣介石“槍傷我”，明顯帶有胡攪蠻纏的女性思維了，不能不說受了陳碧君的影響。

“下流至要綁我和碧君的票”是指1927年“寧漢分流”後，蔣介石命令白崇禧指揮部隊與漢方作戰，而桂系卻欲藉此機會奪權，於是白崇禧公開抗命，導致蔣介石下野。漢方也決定分共之後的9月11日與桂系聯合“西山會議派”，成立了一個由桂系主導的“中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此會當然要排斥名頭最大的汪精衛、桂系才可能上位，於是汪精衛也不得不下野，這樣李宗仁、白崇禧所領導的桂系竟然搞得蔣介石、汪精衛都下了台。

汪精衛雖然下野，但仍然聯絡漢方的唐生智、程潛反對桂系，同時還鼓動漢方的張發奎在廣州另立中央，以對抗桂系。蔣介石11月初訪日歸來之後就立即給汪精衛拍“負荊請罪”的電報，“此後黨國重任，惟兄是賴。凡能於黨國有益，則弟必盡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圖，不渝始終，以盡區區之意。若兄能來滬晤商一切，勝幸焉……”蔣介石意圖與汪精衛合作，也就是鷸蚌聯手驅逐漁翁桂系。

汪精衛自然也有此意，就於11月16日乘船赴上海和蔣介石談判國民黨各派的聯合問題。汪精衛前腳走，張發奎就將桂系在廣州的部隊繳械，向桂軍駐粵部隊進攻。桂軍潰敗撤出廣東，爾後張發奎指揮的粵軍在梧州一帶和桂軍相持。而在12月11日，葉挺、葉劍英等人趁廣州空虛之時發動“廣州起義”，張發奎第4軍自然回師“平暴”,雙方在廣州城內亂戰。

“廣州起義”時市民均被迫以紅巾系頸以表示擁護紅軍，否則格殺勿論；而張發奎第4軍也只認紅巾，凡見頸系紅巾的，即格殺勿論。人民分不出孰為紅軍、孰為第4軍，只知有紅巾亦死，沒有紅巾亦死。一時廣州全市鬼哭神嚎，無辜人民被殺的不計其數，大火數日不絕，精華悉被焚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