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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汪精卫“求和”过于心切，没有把这个事情想清楚，或者自己本身就是糊涂——此时在日本的扶持下成立“新政府”，如果两年后日军撤兵，难道“新政府”和重庆政府能“和平共处”？如果不能“和平共处”，日军如何能撤兵？

或者汪精卫认为日军两年内可以完全消灭重庆政府可以撤兵，但是你可以保证日本可以一直赢下去吗？如果日本可以一直赢下去，那么“新政府”就不可能摆脱日本的控制，只能是日本政府的傀儡，而如果日本输了，那么“新政府”就只能是日本的陪葬。

所以讲，汪精卫所想象的“新政府”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汪精卫降日的思想基础是认为日本会赢得侵华战争，但是对于将来“新政府”与日本政府的“关系”还存在担心，于是要求日本政府在其脱离重庆之后发表一个声明，然后汪精卫再回应一个声明就算双方互相承诺。

原计划12月8日飞离重庆抵达昆明再转机河内，不过由于蒋介石的日程安排改变使得汪精卫的行动不得不推迟，而日本首相近卫文麿预定在12月11日在大阪发表声明也只好假装称病推迟至14日。到了14日日本方面还是没有得到汪精卫的消息，于是对汪精卫的这次行动产生了怀疑，只好暂停这一行动，再等一等看一看，近卫文麿返回东京。

汪精卫终于在18日找到机会飞到昆明，19日抵达河内。消息确实之后，22日近卫文麿发表声明，也就是“第三次近卫声明”，承诺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没有军费赔偿，而要求是承认“满洲国”、防共以及华北经济特权，不过没有明确两年内撤军，据说声明中原有这一条，而且军部也已同意，但是发表前夜临时删去这一条，原因不详，不过这就是变化。

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出“和平建议”作为对“第三次近卫声明”的回应，也就是臭名昭著的《艳电》，日本报纸在12月31日全文刊登这个“和平建议”，而重庆方面的回应是罢免汪精卫的公职和开除党籍。

被开除党籍是汪精卫预料当中的，大不了自己再成立“国民党”开除他们就是了。可是出乎汪精卫的意料是日本方面，近卫内阁以“事态进入新阶段”为由在几天后的1月4日总辞职了！

日本人和中国人在这方面有些类似，真实的理由往往并不直接说出来，可是这个“事态进入新阶段”也确实无法让人理解，即便是日本政界自己也有些稀里糊涂，比较靠谱的猜测是，“对于他的辞职既可以说是由于他被人嫌弃，也可以说是因为他本人感到领导能力已经到了极限，或者说是不负责任地不干了。”反正不管怎么说就是不干了。

日本政府换首相实在是太勤了，有时候简直是近似儿戏。在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中，在军舰上山本一个人一边玩儿纸牌一边听收音机，听到又换首相了就顺嘴问在一旁做清洁的勤务兵服务几年了。勤务兵答道两年，山本忍不住调侃你比首相干的时间还长啊，这也是日本人的自嘲。

日本一直谋求彻底结束侵华战争，问题是达成什么样的目的才是合适的。1938年4月开始，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就开始制定一个将来的“和平协议”。由于战事发展及征求各界意见，到最后于11月30日提交御前会议通过《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作为基本国策不再变动”。

《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在经济、军事和外交及其他领域都明确了日本的“特殊利益”，

“在长江中下游地带，划定日华经济上高度结合的地区”；

“在华南沿海的特定岛屿上，取得特殊地位”；

“日、满、华三国应实行以相互合作为基本原则的外交政策，在同第三国的关系上，不采取违反上述原则的一切措施”；

 “日本向新政府派遣少数顾问，协助新的建设工作，特别是高度结合地带或其他特定地区，应在必要的机关内配备顾问”；

“日本应在华北和蒙疆的重要地区，驻扎必要的军队”；

“在长江沿岸的特定地点，华南的特定岛屿以及以此有关的地点，应驻扎舰艇部队”；

“缔结日华防共军事同盟”；

“日本对于中国军队和警察的建设方面，以派遣顾问和供给武器等方式进行协助”

…… ……

《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就是赤裸裸的殖民条约，但是这个《方针》是经过长期酝酿、综合陆、海、外务、大藏各省意见的产物，也是御前会议批准的殖民中国的“基本国策”，而12月22日的近卫文麿的声明只是含糊提到了部分上述内容，可以推想近卫在争取汪精卫的时候，对上述内容没有做全部要求，结果遭到强烈反对，以至于不得不在1月4日辞职，而继任的首相平沼骐一郎对“日汪合作”不感兴趣、而是主张战争解决问题，这就符合“基本国策”了。

这下子汪精卫彻底坐蜡了，自己的《艳电》已经发布、而日本方面却再也没了反应，这如何是好？

汪精卫进退失据，这种情况当然被重庆方面所探知，2月中旬，蒋介石委派原改组派成员、汪精卫旧部谷正鼎前去河内专访汪精卫转达蒋介石的意思，“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五十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是，切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蒋介石的这个意思非常和缓，“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蒋介石意图将汪精卫《艳电》的意义降到仅仅是一个文字性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准备与日本合作的宣言。现在情况是重庆肯定不能立刻就回去了，而日本方面又变了政策，值此进退无路之际，放洋出游也是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而且以前自己也这样干过，过些日子风头一过再回重庆也不是不可能。

蒋介石的意思汪精卫应该体会得到，于是一时间沉吟不语。谷正鼎见状又劝，“一失足成千古恨，事关名节毁誉，汪先生应当三思而后行。和战问题并非不可谈，但不能再有进一步行动。留一点余地，今后还可以与蒋先生取得谅解。”

谷正鼎的话完全没有超出蒋介石的意图，只不过是推心置腹说得更明白了一些。有些事情就是这样，稀里糊涂就过去了，讲明白反倒让人觉得有点难堪。放洋出游总要回来的，回来之后蒋介石不谅解也就谅解了，这个无需再说，可是现在让谷正鼎讲了出来，结果刺激了汪精卫，竟然暴跳起来，“以前因为蒋介石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枪伤我，下流至要绑我和碧君的票。我被他苦逼出海，亡命海外，——我何尝要过他什么护照？！他现在要我拿了他的护照，凭照拿人，使人侮辱我、拘禁我、送回给他安排？！……”

“枪伤我”是指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后，与中央委员在会议厅前合影，被“记者”孙凤鸣射伤。

此事当时即已查明，主使者为李济深、陈铭枢，行动指挥王亚樵指派华克之潜入南京具体操作。孙凤鸣原为第19路军代理连长，第19路军 “福建事变”之后被改编调到江西剿共，孙凤鸣于是脱离军队。孙凤鸣在扬州安宜偶遇华克之，二人爱国志趣相投，遂成好友。1934年11月华克之创办的“晨光通讯社”，孙凤鸣来到上海进入“晨光通讯社”成为一名记者，现在到了1935年10月，那么这次刺杀国民党卖国贼的任务就交给了孙凤鸣。

原本目标是蒋介石，因为幕后老板李济深、陈铭枢反蒋并不反汪，但是华克之给孙凤鸣交代任务当然不能说是李济深、陈铭枢反蒋、所以要杀蒋，而是只能说为了铲除卖国贼所以要刺蒋。可巧合影时蒋介石并未出现，孙凤鸣于是改变目标刺汪——蒋汪二人在孙凤鸣眼里都是卖国贼——第19路军在上海的抗日就是被这二人出卖的。

汪精卫身中三枪并未致命，但是在后背的那颗子弹因为紧贴脊髓而无法取出，这也是后来汪精卫的死因。孙凤鸣当即被警卫击伤，伤势极其危重，每小时注射10次强心剂，孙凤鸣坚不吐实，总共打了150剂强心针，挣扎半夜最后亡命。

不过刺客是来自“晨光通讯社”的，这个跑不了，于是和“晨光通讯社”有关的人员全部被抓，当然“社长”华克之是抓不着的——人家和你“风萧萧兮易水寒”“撒由那拉”之后自然是一转身脚底抹油了不是？华克之后来辗转进入延安，成了潘汉年的助手，建国后任内务部副部长，1955年受潘汉年案牵连，入狱2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1998年1月7日在北京去世。

华克之

当时枪一响，蒋介石、陈碧君立刻从礼堂内奔出。蒋介石从血泊中扶起汪精卫，而陈璧君则向蒋介石大喊，“你不叫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于公于私，蒋介石都必需要查明此案。这样一来牵连极广，先后100多人被抓、基本上全部被杀，别说孙凤鸣的妻子被杀，甚至连17岁的妻妹一个小姑娘也被杀。

虽然没有查实，但是这样折腾也有一些影子，主使王亚樵渐渐明晰。1933年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发动“福建事变”，王亚樵赴福州参加。“福建事变”失败后，王亚樵与李济深、陈铭枢一同逃亡香港。1935年7月25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原十九路军将领在香港建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王亚樵自然也积极参加。王亚樵还在反蒋组织“西南政务委员会”月支3000元，王亚樵是明明白白反蒋组织的人，很明显这次“刺汪”原本就是“刺蒋”，跟蒋介石没有一丁点儿关系，而王亚樵则在1936年10月被戴笠部下所杀。

对于汪精卫来说，这些国民党的派系斗争自然是一清二楚，况且案子搞得牵涉这么大，汪精卫也没有不明白的道理，可是到了现在却说蒋介石“枪伤我”，明显带有胡搅蛮缠的女性思维了，不能不说受了陈碧君的影响。

“下流至要绑我和碧君的票”是指1927年“宁汉分流”后，蒋介石命令白崇禧指挥部队与汉方作战，而桂系却欲借此机会夺权，于是白崇禧公开抗命，导致蒋介石下野。汉方也决定分共之后的9月11日与桂系联合“西山会议派”，成立了一个由桂系主导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此会当然要排斥名头最大的汪精卫、桂系才可能上位，于是汪精卫也不得不下野，这样李宗仁、白崇禧所领导的桂系竟然搞得蒋介石、汪精卫都下了台。

汪精卫虽然下野，但仍然联络汉方的唐生智、程潜反对桂系，同时还鼓动汉方的张发奎在广州另立中央，以对抗桂系。蒋介石11月初访日归来之后就立即给汪精卫拍“负荆请罪”的电报，“此后党国重任，惟兄是赖。凡能于党国有益，则弟必尽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图，不渝始终，以尽区区之意。若兄能来沪晤商一切，胜幸焉……”蒋介石意图与汪精卫合作，也就是鹬蚌联手驱逐渔翁桂系。

汪精卫自然也有此意，就于11月16日乘船赴上海和蒋介石谈判国民党各派的联合问题。汪精卫前脚走，张发奎就将桂系在广州的部队缴械，向桂军驻粤部队进攻。桂军溃败撤出广东，尔后张发奎指挥的粤军在梧州一带和桂军相持。而在12月11日，叶挺、叶剑英等人趁广州空虚之时发动“广州起义”，张发奎第4军自然回师“平暴”,双方在广州城内乱战。

“广州起义”时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以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而张发奎第4军也只认红巾，凡见颈系红巾的，即格杀勿论。人民分不出孰为红军、孰为第4军，只知有红巾亦死，没有红巾亦死。一时广州全市鬼哭神嚎，无辜人民被杀的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