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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陳公博在1940年3月加入“偽政府”的時候就對這個結局有一定的認識，當然也抱有一定的幻想，結果幻想自然破滅。陳公博臨刑前極為平靜，法警來提人押赴刑場時，陳公博正在給監獄長寫一副對聯，“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滿為心”，還剩下最後三個字沒寫的時候，陳公博回頭看見幾個法警進入室內立於身後，心中已然明了，問法警是不是來提人行刑，幾個法警竟然不好意思回答，於是陳公博就說，“那麼請勞駕再等幾分鐘，讓我先把這對聯寫完了吧。”繼續寫了“滿為心”三個字，又加寫了上下款，擱下筆跟隨法警轉向監獄臨時設置的宣判廳。

檢察官宣讀執行命令之後，陳公博稱要寫遺書。先給家人寫罷，再寫給蔣介石。走筆半途，牆上掛鍾報時鳴響，陳公博抬頭一看微微嘆氣，“時間不早了，當局自有成竹在胸，將死之人，說了也未必有用，算了吧。”於是擱筆作罷。

陳公博站起身來對監刑官說，“現在就走，免得耽誤你用膳，來生再會吧。”說着把手伸了出來。監刑官未曾料到陳公博這一舉動，下意識地伸過手去握了一握，這種“監刑官與死刑犯握手訣別”，實在是千古難見。

陳公博走時將一小茶壺贈予陳璧君，“夫人，我先走一步，隨汪先生去了。牢中別無長物，這把茶壺送您，權作留下紀念吧。”陳璧君大哭。

陳公博走到這一步心中不怨汪精衛，但是未必不怨陳碧君，不過事已至此、夫復何言？

陳碧君入監之後還是一貫蠻橫無理，在法庭上也是胡攪蠻纏。雖然證據確鑿，但是當局也懶得殺她，給個無期就算了。1949年蔣介石敗退之際也懶得理她，留給共產黨吧。這種事情共產黨更懶得管，陳碧君1959年6月病死獄中。

陳碧君一生“摯愛”汪精衛及至控制汪精衛，到汪精衛死時為何不乾脆結束自己也算一段“佳話”。1944年11月10日汪精衛死時日本戰敗已無人懷疑，陳碧君將來豈能逃過懲罰？為何還要在獄中苟活15年？所以講陳碧君根本不愛汪精衛，愛的只是她自己。

陳碧君是一個極端自私之人，一生都在利用汪精衛。1935年汪精衛被孫鳳鳴刺傷，躺在血泊中呻吟，“我要完了、我要完了。”陳碧君竟然呵斥汪精衛，“你剛強點好不好，你硬一點好不好，幹革命的，還不早晚就有這一天，早晚會有這個結果！”汪精衛從重慶出逃前也有猶豫，陳碧君竟然說，“難道當漢奸你也想當第二嗎？”陳碧君根本不管汪精衛的死活、也不管汪精衛的什麼“名節”。投降日本在她心裡根本不是是非問題，而是汪精衛當第一還是當第二的問題，民族大義在陳碧君心裡一文不值。

相比於陶希聖夫人，萬冰如以自己和五個孩子的性命來幫助陶希聖逃離虎口；在“汪日密約”簽訂之時，萬冰如以全家性命相拼來阻止陶希聖簽字。萬冰如和陳碧君，二人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簡直是人鬼之別。萬冰如所作所為令人仰慕，實為陶希聖之福、中國民族之榮；而陳碧君所作所為，簡直令人不寒而慄，實為汪精衛之禍、中華民族之恥——汪精衛誤於陳碧君太多。

周佛海是典型的投機政客。周佛海和陳公博一樣同為中共“一大”代表，因陳獨秀未能來上海參加“一大”，周佛海源此還代理中央局書記，“一大”會後返回日本繼續求學。

1924年5月回到廣州任國民黨宣傳部秘書，隨即脫黨。陳公博是因為政治主張不同而脫黨，而周佛海的脫黨是因為不願意交黨費。彼時周佛海當國民黨宣傳部秘書的月薪為200大洋，後又受聘廣州大學教授，月薪240元。共產黨的黨費是按收入累進計算，這樣算下來每個月周佛海需要交納70多大洋的黨費。周佛海的第二任夫人捨不得這些白花花的大洋，於是聳動周佛海脫黨。於是周佛海就向組織提出脫離，周恩來找了周佛海多次，但是共產主義理想和70塊大洋根本沒法比，周佛海就是要脫黨。

這位“一大”的代理書記脫黨之後立刻變臉，“攻擊共產黨，是我的責任，是我的義務。”說是義務，其實是拿着高薪、謀取高位。從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隨蔣介石青雲直上，先後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民眾訓練部部長、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兼第五組組長、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等職。

周佛海私生活比較放蕩。1917年赴日留學，1920年回國探親，一同與陳獨秀組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參加“一大”。在此期間結識富家小姐楊淑慧，於是拋棄在老家的已經為周佛海養育一子一女的結髮妻子，攜楊淑慧一同返日。

在“重光堂”談判前夕，周佛海秘密赴日，與19歲的帝國大醫院護士金田幸子搞在一起，成了周佛海在日本的“妻子”。這未必不是日本人的“美人計”，不過也是願打願挨的事兒。

周佛海降日之後在偽政府任要職，雖說排在汪精衛、陳公博之後，但是真正掌握實權，任偽財政部長、偽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偽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等要職，後又任偽行政院副院長，偽中央儲備銀行總裁、偽警政部長、偽清鄉委員會副委員長、偽物資統制審議委員會委員長、偽上海特別市市長等職務。如此權傾一時自然有人巴結，偽中央儲備銀行上海分行行長潘三省為周佛海尋訪名媛供其淫樂。為此潘三省也挨過周佛海夫人楊淑慧的打罵，不過職位由行長提升為儲備銀行總裁。

周佛海在偽政府期間大肆搜刮，以二十多個化名在各大銀行開設賬戶，存款約為3000萬元，換算成黃金大概是7500兩，現在看差不多是1000萬美元。對於辛辛苦苦搜刮來的這點兒錢，周佛海十分自謙，“為數雖不多，今日之蓄積，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亦應自足矣。”

 在汪精衛的“和平運動”中，周佛海是最關鍵的人物。在一開始高宗武被蔣介石命令終止對日談判並且停止支付費用的情況下，周佛海從自己掌握得宣傳部撥出經費，並且“命令”高宗武繼續與日本政府進行接觸。如果沒有周佛海每個月3000塊錢的支持，高宗武是不可能去日本，而以後一系列的活動也就無法談起。

在汪偽政府建立之時，高、陶二人脫離汪偽，周佛海就成為汪偽政府最主要的建設者，汪偽政府中的各院、部、會的漢奸要員，都是由周佛海提名而產生的，汪偽政府實際上是周佛海炮製而成—— “國民政府還都，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重飄揚於石頭城畔，完全系餘一人所發起，以後運動亦以余為中心。”周佛海這個無恥漢奸對此竟然十分得意，“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枉生一世也！”

表面上，周佛海地位次於汪精衛和陳公博，其實汪精衛只是“領袖”，具體事務無法操作，而陳公博並不熱心權利，而且對汪偽政府抱有幻想，一直試圖影響、引導汪偽政府，所以對汪偽政府的具體事務避之不及。如此周佛海就成為了汪偽政府權力的實際控制者，直接掌握汪偽政府的外交、金融、財政、軍事、物資和特務大權，並且直接掌握一支裝備精良、訓練嚴格的偽稅警團。

等到日美太平洋戰爭爆發，而日本在這個大陸的軍事行動也陷於“停滯”，日本戰爭的前途已然出現敗亡徵兆，投機分子周佛海自然要轉向。1942年10月，周佛海背着汪精衛派人潛往重慶，與戴笠接上關係，向戴笠輸送了大量情報，而戴笠要求周佛海除掉李士群，這也算是投名狀。

戴笠最恨的就是“76號”的李士群，軍統死在李士群手裡的特工太多了，國民政府在上海、南京的特務組織因為李士群而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

李士群原本是中統的人，1938年奉命“潛伏南京”，但他卻輾轉來到香港，追隨汪精衛投靠日本。在土肥原賢二支持下，李士群拉攏丁默邨，在上海成立特務組織菊機關。而丁默邨原本是中統第三處處長，因為被告貪污導致第三處解散，丁默邨以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銜在昆明閒住。

說起來一開始李士群、丁默邨一開始都是中共黨員，1932年李士群被中統抓獲叛變但是並未暴露。丁默邨早在1924年就脫黨加入中統，其時正在上海開辦雜誌《社會新聞》，利用自己早期黨員的有利條件，“專門刊登共產黨人隱私的誣文”。揭老底兒最可恨，於是地下黨命令李士群暗殺丁默邨。

李士群已然叛變，自然一轉身就將詳情報告丁默邨。二人商量之後覺得無論殺與不殺，這一關都躲不過去，還是找一個替死鬼比較合適，如此丁默邨可以無恙，而李士群也可以交差。

此時丁默邨的替死鬼也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不是隨便找一個就能混的過去，共產黨不是那麼好騙的，不過二人好死不死竟然找上了中統上海區區長史濟美。於是中共紅隊隊長鄺惠安依照情報，率領六個隊員七槍擊斃史濟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