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卡爾·馮·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說，“軍事是政治的延伸”，而《孫子兵法》早就說過，“上兵伐謀”，這兩個思想都是說政治決定戰爭、或者政治先於戰爭，但是現在的中日戰爭已經全面展開，雖然雙方都有和談或者妥協的意圖，不過都不是主要聲音，此時政治已經不重要了，你死我活的拼殺才是唯一之途。 軍令部長徐永昌在1938年11月28日的日記中記錄，“自去年七月（1937年7月）至本月（1938年11月）死傷官兵，第一期44萬7千，（由開戰至南京失守）第二期（自南京失守至徐州失守）死傷官兵34萬2千。第三期(自徐州失守至本月二十日）死傷官兵25萬4千，總計104萬4千，內官長傷27000餘員，死13500餘，士兵傷66萬9千餘，死33萬4千餘，即傷與死之比為二與一，官兵傷亡之比為一與二五。自開戰至本月二十日，共計補前方兵員為194萬7千餘，（其川、滇、桂、晉、冀、魯各軍自行補充者尚未計及。）” 開戰之前全國兵力為207萬，此時傷亡104萬，補充194萬多，兵力雖然比開戰之前更多，但兵員素質極差，多為未經任何訓練的新兵。 開戰僅15個月的時間就連續失去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太原、濟南、徐州、開封、武漢、廣州等重要城市和地域，戰場形勢極其悲觀。在這樣的情況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召開南嶽軍事會議，意圖解決兩個問題，1，抗戰還能不能打下去？2，要打的話、如何打？ 第一天是委員長給百位師以上的官長們打氣，“自從去年七月七日我們和敵人開戰，直到現在，已經十七個月了，從盧溝橋事變到武漢退軍岳州淪陷為止，這是我們抗戰第一時期。從前我們所說開戰到南京失陷為第一時期，魯南會戰到徐州撤退為第二時期，保衛武漢為第三時期，這種說法都不適當。” 說實話，按照城市為畫線界限的話確實不合理，因為以後還不知道要丟掉多少城市、要排到多少期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應即改正”,那麼怎麼改呢？其實這些也是委員長他自己原先劃分的，算啦，由他吧—— “我們這次抗戰，依照預定的戰略政略來劃分，可以說只有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就是剛才所講的截至現在為止這以前的十七個月的抗戰；從今以後的戰爭，才是第二期。”這樣就簡單多了，今天以前是第一期，今天往後都算是第二期，總共就是兩個學期。 “在第一期戰鬥過程當中，從軍事上說，我們雖然失了許多土地、死傷了許多同胞，就一時的進退看表面上我們是失敗了；但從整個長期的戰局上說，在精神上，我們不但沒有失敗而且是完全成功。我們這一個精神上實際上的最大成功是什麼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們爭取最後勝利戰略上一切布置的完成，亦就是我們已經依照我們預定的戰略陷敵軍於困敝失敗莫能自拔的地位！這就是孫子所說的“致人而不致於人”最高的原則，今日我們已做到了！” 在這裡委員長的邏輯稍微有些混亂，“軍事失敗”而“精神成功”其實是不管用的。“爭取最後勝利戰略上一切布置的完成”這並不是“精神成功”，而是堅強的抵抗使日軍迫使中國投降的目的沒有達到、從而使日軍“困敝失敗莫能自拔的地位”，這是戰事發展到今天的戰略形勢。至於孫子所說的“致人而不致於人”，委員長的第一期抗戰基本是日軍“致人”、而自己才是“致於人”。現在還沒有到厲害變換線轉換的時候，勉勉強強說是一個相持階段，離着“致人”的時候還老遠呢，大概還有五六年的光景。 為了驗證自己的說法符合孫子的說法，委員長開始具體分析，“詳細一點說：我們最高統帥所定的這個戰略，就是拿我們劣勢的軍備，一面逐次消耗優勢的敵軍，一面根據抗戰的經驗來培養我們自己的力量，以逐漸完成我們最後戰勝的布置，所以在形勢上過去我們雖然失敗，但戰略上始終一貫的成功，可以說自開戰以來我們始終是站在主動地位，而使敵人始終處於被動地位，這就是我們最後勝利的基礎。” “戰略上始終一貫的成功，可以說自開戰以來我們始終是站在主動地位”——委員長，您談的是日本侵華戰爭還是“中國侵日戰爭”？一路敗退失地確實也可以實現戰略主動，但是軍隊不能有大的損失、國家力量不能有大的損失。如果人地兩失、怎麼能好意思“可以說自開戰以來我們始終是站在主動地位”？ “如果我們在去年盧溝橋事件發生，敵人侵占我們平津的時候，我們不依照這種一貫的戰略，運用妥善的方法，來打擊敵人，攻破他的狡謀，消耗他的力量，而拿我們全部軍隊使用在平津一帶，與敵人爭一日之短長，那我們的主力或許早就被敵人消滅，中華民國也許早就有滅亡的危險！” 這就是狡辯。“平津一帶”絕非戰場，而德國顧問所設計的“保定會戰”是完全錯誤的，其指導思路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塹壕戰。“平津一帶”不能用作戰場，而河北北部和山西才是戰場，特別是山西，其戰略地位無可替代，輕易失去完全就是戰略錯誤。至於“拿我們全部軍隊使用在平津一帶”這個問題本身就不存在，而是出現在了淞滬戰場，兵力損失、國力損失極其嚴重。委員長說平津而不說淞滬，就是耍無賴。 “運用妥善的方法，來打擊敵人，攻破他的狡謀”是指在淞滬挑起戰爭，這也是蔣緯國所講的扭轉箭頭的戰略勝利。在南嶽軍事會議上委員長雖然有這個意思但是不可能明說，因為此時在座的各位將領都知道“淞滬會戰”是怎麼一回事兒。 1937年10月中旬，淞滬前線右翼軍總司令、第8集團軍總司令兼第9集團軍總司令張發奎對前來視察的第3戰區前敵總指揮陳誠匯報，“沒法子再抵抗了。我們要撤退，但首先我們必須要運送10個師到蘇嘉、吳福國防工事，我們就能重新集合從前線撤退的部隊，這樣我們就可以避免一場潰散。”張發奎請求陳誠向蔣介石匯報，陳誠也答應了，但是沒有下文。陳誠很清楚委員長的想法，根本不會去碰釘子，要不然也不能是“小委員長”是不是？ 10月28日張發奎奉命到松江參加軍事會議，“會場設在松江車站的一節列車上，出席者還有宋子文、白崇禧、陳誠、顧祝同、薛岳、孫元良、我以及其他將領。” 《張發奎口述自傳》是其晚年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者夏蓮瑛口述的自傳，因涉及太多敏感人事隱秘，張發奎要求部分章節內容須在自己身後才可發表。張發奎的這個要求應該是已經完成口述之後的提出，在講到上段這個問題的時候大概還沒想到這個要求，而是很憤懣地加了一句話，“這件事我忍不住要講出來，因為我不知自己還能活多久。不要介意蔣先生知道後會發怒。” 在這篇《口述》裡，張發奎對蔣介石的批評、指責很多，自己是老幼咸知的反蔣頭子，其實根本不在乎多說一句還是少說一句蔣介石的“壞話”，可是單單在這裡加了一句“不要介意蔣先生知道後會發怒”，說明此事是蔣介石的心病，而張發奎所講“不知自己還能活多久”，意思就是自己死後未必有人能說、有些不講就死不瞑目的意味，這說明了這件事的重要性。 “那時淞滬會戰已葬送了大量人命。在蔣先生蒞會前，我們在火車車廂里討論了形勢，我們都認為，無法再抵擋敵軍的優勢火力。”這是前線指揮官及戰區指揮官的一致意見，並不是個別將領的單獨意見，這說明了這個意見的客觀性。 “蔣先生到會之後，高級軍官們依次報告。我提議我們從淞滬前線轉移十個師到蘇嘉、吳福國防要塞工事，如是我們便能重新集結後撤的部隊，以便確保有計劃的撤退。我感到有信心頂擋敵軍的推進，我們的工事堅固的，永久性的。” 在這個會上，張發奎的用詞還是比較和緩的，沒有像在自己的指揮所里跟陳誠講的“避免一場潰散”，而是“有計劃的撤退”，那樣的話“蔣先生…會發怒”的。 戰前張發奎“參觀過這條防線，深受感動，汽車與卡車都在工事地下奔馳……”這讓一位久歷戰陣的指揮官“深受感動”國防工事，給了張發奎“頂擋敵軍的推進”的信心。其實在9月初淞滬開打不到一個月的時候，張發奎就向蔣介石建議，向淞滬前線投送兵力要有一個上限，比如說50個師，一旦第50個師投入淞滬戰場仍不能把敵人壓制住，那麼接下來的援軍（至少10個師），不再往前投送，而是放在後面的吳福、蘇嘉國防線，進而開展全面持久的消耗戰。至於上海的一線陣地，也不必主動放棄，從“八一三”算起，以頂三個月為期。 這是一個非常客觀可行的正確策略，實在是紮實的用兵之道，而現在不得不從前線撤下10個師，已經是非常被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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