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隨棗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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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南嶽軍事會議把抗戰分為兩個時期，今天以前為第一期、今天以後為第二期，很明顯這個劃分充分體現了粗糙、蠻橫以及不科學，而制定的第二期抗戰戰略方針是，“連續發動有限度之攻勢與反擊，以牽制消耗敵人，策應敵後之游擊戰；加強敵後方之控制與襲擾，化敵後方為前方，迫敵侷促於點線，阻止其全面統制與物資掠奪，粉碎其以華制華、以戰養戰之企圖；同時抽調部隊，輪流整訓，強化戰力，準備總反攻。”

委員長在這個自己制定的方針里其實就已經否定了自己的劃分——“準備總反攻”，所以講最起碼也要有個第三期的“總反攻”，因為“總反攻”也需要時間吧，不是一兩天就能打完“總反攻”的是不是？

其實這不是到底要劃分幾個時期的問題，而是戰略前瞻問題。對於戰爭過程的認識和把握不準確就會造成被動、甚至失敗。在現階段，雖然日軍戰線已經過長，無法再進行大的攻略，侵華戰爭已經陷入泥沼，但是日軍整體實力還是大大強於國軍，在局部發動攻略的攻擊力還是很犀利的，國軍根本無法阻擋。

按照委員長自己的說法，南嶽軍事會議的目的“就是要求得出一個以後作戰可操必勝的具體方案”。這個“可操必勝的具體方案”也就是兩條，“輪流整訓”和“連續發動有限度之攻勢與反擊”，但是在這個方針里，沒有提到如何對付日軍局部攻略的認識和對策，這就造成了武漢會戰之後又一次被動，而在1939年年初部分部隊完成整訓之後，蔣委員長就迫不及待要求在4月份展開“春季攻勢”，而此時日軍第11軍也準備開始完成前一年“武漢攻略”未完成占領南昌的任務。

在2月份已經掌握日軍準備進攻南昌的意圖之後，蔣委員長在既定“春季攻勢”方案和思想指導下，計劃“以攻對攻”來幹掉日軍的南昌進攻，遭到了慘敗不說，還要繼續錯誤的“以攻對攻”思想，結果遭到更大的慘敗。

很明顯，全國各戰區情況完全不一樣，不能都“一刀切”採取“春季攻勢”，要根據具體情況，可以“春季攻勢”的就去搞“春季攻勢”，甚至“春夏秋冬攻勢”攻勢也不是不可以；而有些戰區日軍準備進攻，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還要打對攻，豈不是自討苦吃？這大概就是所謂的“中國特色”，上邊一喊口號，下面無論什麼情況都要“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

現在號召“大煉鋼鐵”，於是全國都不管不顧開始“煉鐵”，可是咱這裡是銅礦、怎麼能搞出鐵來？這就是“一言堂”，缺少一個參謀班子具體運作，雖然全國戰略上準備取攻勢，但是各戰區情況不同，具體到一個戰區、或者是一個戰場，就要採取守勢，這才能符合實際情況、這才能讓戰事發展更順利。

而如今在日軍重兵囤積的武漢周邊，蔣委員長堅持要打“春季攻勢”，不僅僅是江南的第9戰區要搞，江北的第5戰區也要搞，不過第5戰區現在部隊比較弱，於是蔣委員長於3月12日命令湯恩伯第31集團軍從江南調到江北，置於第5戰區轄區之內。

第31集團軍下轄第13、第85軍、以及獨立第1、2旅，共計6個師、2個旅近10萬人，是軍委會直轄的戰略力量。此次調到棗陽不僅僅是加強第5戰區力量，同時還要兼顧第1戰區。4月3日，軍事委員會電告第5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對湯集團應作機動部隊，須呈候本會核准，方得使用。”軍委會希望第31集團軍在第5戰區“春季攻勢”取得一定突破後加入使用以擴大戰果，當然如果只能單純防禦的話，第31集團軍自然也可以擔當一定的守備任務。

第31集團軍調防江北，這一動作立刻被日軍捕捉到，“正在指揮南昌作戰中的第11軍，於1939年3月22日半夜接到（華中）派遣軍發來的如下情報：蔣介石企圖以第一期整編部隊為基幹，決心自4月上旬轉入反攻，作最後一戰。特別是在選拔兵團上，要使用一貫傾向最高統帥意志的一些黨軍。調第31集團軍的兩個軍6個師從江南向江北移動，自18日起正向棗陽以南地區集結，據判斷在監督第1、5戰區各兵團的反攻的同時，可能從棗陽附近向隨縣附近採取攻勢。”

華中派遣軍的這份電報里包含三個內容，第31集團軍的調動日期、集結地點和“春季攻勢”這兩個情報都是非常準確的，而第31集團軍“從棗陽附近向隨縣附近採取攻勢”的“判斷”則是錯誤的，委員長的意圖是第5戰區部隊在此路發動所謂的“春季攻勢”，而第31集團軍為後援。不過此時南昌方面的戰事剛剛展開，第11軍實在是無暇顧及。3月27日日軍攻陷南昌，第二天第11軍就制定出了針對性的《作戰指導大綱》，“乘第5戰區部隊集中活動之機，迅速秘密而全面地做好準備，以期消滅敵之戰鬥力。”

“軍司令官以下首腦，在攻占南昌即將結束時，分乘三架輕運輸機於3月31日返回漢口軍司令部。在作戰室匆匆慶賀後，立刻着手考慮下期作戰方案。”以應對第5戰區的“春季攻勢”。

而準備發動“春季攻勢”的第5戰區還不如日軍着急，一直拖了十來天才制定出了“4月攻勢”計劃，準備向安陸、應城、天門、信陽、廣水、花園等地發動全面攻勢時。看到這樣認真貫徹中央指示精神的作戰方案，蔣委員長十分高興當即批准，只不過對於使用第31集團軍的使用上有一定保留，“湯恩伯集團軍可在襄花方面，為戰區總預備隊，使用時機，不可過早。”

第5戰區的全面反攻計劃得到批准，於是“4月攻勢”“如火如荼”地全線鋪開了。不過第5戰區從來就是這樣，調門唱得高、宣傳搞得好，至於實際行動，連被攻擊的日軍都覺得很泄氣，“4月15日蔣介石一再督促的‘總反攻’，但是反攻是消極的、不徹底的，並且所在受到我的反擊，它的企圖失敗了。”

日軍第11軍在3月22日夜接到華中派遣軍發來的情報之後，準備利用第5戰區的所謂“春季攻勢”準備搞一個口袋陣，“儘量利用敵軍進攻的沖勢”，也就是在第一線做有限抵抗，使得中國軍隊加大進攻力量，然後第一線撤除抵抗之後、中國軍隊將衝進日方占領區，下來就是兩翼夾擊或者包抄後路啥的，基本上是來多少就留下多少的意思。可是現在第一線的有限抵抗就輕易遏制了第5戰區“甚囂塵上”的“春季攻勢”，這讓準備好“口袋陣”的日軍第11軍感覺很鬱悶。

這就是第5戰區和第9戰區的不同之處，雖然兩個戰區都不想打什麼蔣委員長的那個“春季攻勢”，但是第9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岳說什麼“若以大軍擊之反受挫，不若以奇兵襲之而取勝。鬥智不鬥力、出奇不用正，知己知彼，及小勝為大勝。”這些話嗆委員長的肺管子實在是令人討厭，而第5戰區則是高調宣傳響應號召、低調行事應付應付，搞的委員長是既高興還沒辦法。這個辦法是李宗仁心裡早就存下的，李宗仁曾評價蔣介石，“我知道蔣先生的個性極強，遇事往往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面析（折）無益，我們也只有應付罷了。蔣先生總喜歡遇事蠻幹，一味執拗，不顧現實。”

日軍第11軍的“口袋陣”預想落空，因為人家根本就不想“沖勢”進來，那麼只好自己打過去，於是制定“襄東會戰”意圖消滅湯恩伯第31集團軍，但是“打過去”還要撤回來，這個和攻占南昌的目的完全不同。攻占南昌是為了完成“武漢攻略”未完成的任務，目的在於占領南昌及“割斷浙贛鐵路、切斷江南的安徽省及浙江省方面敵之主要聯絡線”，而對第5戰區的作戰沒有這樣的目的，只在於打擊野戰力量，不過這樣的戰鬥只能是短促打擊，這完全是兵力不足的結果。

第11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對於此種現狀很無奈，“在各個方面的這種作戰，主要應該靈活運用急襲、包圍等出奇制勝的謀略，在短時間內予敵以極大打擊。而且，一旦達到作戰終止線，則必須及時迅速地返回原戰線。”很明顯，這種“必須及時迅速返回原戰線”的短促打擊戰果再大，也只能對中國軍隊造成一些皮肉傷，即便是傷筋動骨也要不了命。岡村寧次對此有非常清醒的認識，“如果只是反覆進行此種自衛性質的小規模作戰，勢將拖向持久消耗戰，只要敵人繼續保持抗戰意志，則無法取得決定性勝利。”

此時日軍第11軍轄有7個師團又1個獨立混成旅團，為日軍關內最大野戰集團而用兵如此侷促，這充分說明中日戰爭的戰略轉變正在形成，不過在戰術上，岡村寧次的這個“短促打擊”還是很難對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