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随枣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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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南岳军事会议把抗战分为两个时期，今天以前为第一期、今天以后为第二期，很明显这个划分充分体现了粗糙、蛮横以及不科学，而制定的第二期抗战战略方针是，“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战；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委员长在这个自己制定的方针里其实就已经否定了自己的划分——“准备总反攻”，所以讲最起码也要有个第三期的“总反攻”，因为“总反攻”也需要时间吧，不是一两天就能打完“总反攻”的是不是？

其实这不是到底要划分几个时期的问题，而是战略前瞻问题。对于战争过程的认识和把握不准确就会造成被动、甚至失败。在现阶段，虽然日军战线已经过长，无法再进行大的攻略，侵华战争已经陷入泥沼，但是日军整体实力还是大大强于国军，在局部发动攻略的攻击力还是很犀利的，国军根本无法阻挡。

按照委员长自己的说法，南岳军事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求得出一个以后作战可操必胜的具体方案”。这个“可操必胜的具体方案”也就是两条，“轮流整训”和“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但是在这个方针里，没有提到如何对付日军局部攻略的认识和对策，这就造成了武汉会战之后又一次被动，而在1939年年初部分部队完成整训之后，蒋委员长就迫不及待要求在4月份展开“春季攻势”，而此时日军第11军也准备开始完成前一年“武汉攻略”未完成占领南昌的任务。

在2月份已经掌握日军准备进攻南昌的意图之后，蒋委员长在既定“春季攻势”方案和思想指导下，计划“以攻对攻”来干掉日军的南昌进攻，遭到了惨败不说，还要继续错误的“以攻对攻”思想，结果遭到更大的惨败。

很明显，全国各战区情况完全不一样，不能都“一刀切”采取“春季攻势”，要根据具体情况，可以“春季攻势”的就去搞“春季攻势”，甚至“春夏秋冬攻势”攻势也不是不可以；而有些战区日军准备进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还要打对攻，岂不是自讨苦吃？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上边一喊口号，下面无论什么情况都要“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现在号召“大炼钢铁”，于是全国都不管不顾开始“炼铁”，可是咱这里是铜矿、怎么能搞出铁来？这就是“一言堂”，缺少一个参谋班子具体运作，虽然全国战略上准备取攻势，但是各战区情况不同，具体到一个战区、或者是一个战场，就要采取守势，这才能符合实际情况、这才能让战事发展更顺利。

而如今在日军重兵囤积的武汉周边，蒋委员长坚持要打“春季攻势”，不仅仅是江南的第9战区要搞，江北的第5战区也要搞，不过第5战区现在部队比较弱，于是蒋委员长于3月12日命令汤恩伯第31集团军从江南调到江北，置于第5战区辖区之内。

第31集团军下辖第13、第85军、以及独立第1、2旅，共计6个师、2个旅近10万人，是军委会直辖的战略力量。此次调到枣阳不仅仅是加强第5战区力量，同时还要兼顾第1战区。4月3日，军事委员会电告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对汤集团应作机动部队，须呈候本会核准，方得使用。”军委会希望第31集团军在第5战区“春季攻势”取得一定突破后加入使用以扩大战果，当然如果只能单纯防御的话，第31集团军自然也可以担当一定的守备任务。

第31集团军调防江北，这一动作立刻被日军捕捉到，“正在指挥南昌作战中的第11军，于1939年3月22日半夜接到（华中）派遣军发来的如下情报：蒋介石企图以第一期整编部队为基干，决心自4月上旬转入反攻，作最后一战。特别是在选拔兵团上，要使用一贯倾向最高统帅意志的一些党军。调第31集团军的两个军6个师从江南向江北移动，自18日起正向枣阳以南地区集结，据判断在监督第1、5战区各兵团的反攻的同时，可能从枣阳附近向随县附近采取攻势。”

华中派遣军的这份电报里包含三个内容，第31集团军的调动日期、集结地点和“春季攻势”这两个情报都是非常准确的，而第31集团军“从枣阳附近向随县附近采取攻势”的“判断”则是错误的，委员长的意图是第5战区部队在此路发动所谓的“春季攻势”，而第31集团军为后援。不过此时南昌方面的战事刚刚展开，第11军实在是无暇顾及。3月27日日军攻陷南昌，第二天第11军就制定出了针对性的《作战指导大纲》，“乘第5战区部队集中活动之机，迅速秘密而全面地做好准备，以期消灭敌之战斗力。”

“军司令官以下首脑，在攻占南昌即将结束时，分乘三架轻运输机于3月31日返回汉口军司令部。在作战室匆匆庆贺后，立刻着手考虑下期作战方案。”以应对第5战区的“春季攻势”。

而准备发动“春季攻势”的第5战区还不如日军着急，一直拖了十来天才制定出了“4月攻势”计划，准备向安陆、应城、天门、信阳、广水、花园等地发动全面攻势时。看到这样认真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的作战方案，蒋委员长十分高兴当即批准，只不过对于使用第31集团军的使用上有一定保留，“汤恩伯集团军可在襄花方面，为战区总预备队，使用时机，不可过早。”

第5战区的全面反攻计划得到批准，于是“4月攻势”“如火如荼”地全线铺开了。不过第5战区从来就是这样，调门唱得高、宣传搞得好，至于实际行动，连被攻击的日军都觉得很泄气，“4月15日蒋介石一再督促的‘总反攻’，但是反攻是消极的、不彻底的，并且所在受到我的反击，它的企图失败了。”

日军第11军在3月22日夜接到华中派遣军发来的情报之后，准备利用第5战区的所谓“春季攻势”准备搞一个口袋阵，“尽量利用敌军进攻的冲势”，也就是在第一线做有限抵抗，使得中国军队加大进攻力量，然后第一线撤除抵抗之后、中国军队将冲进日方占领区，下来就是两翼夹击或者包抄后路啥的，基本上是来多少就留下多少的意思。可是现在第一线的有限抵抗就轻易遏制了第5战区“甚嚣尘上”的“春季攻势”，这让准备好“口袋阵”的日军第11军感觉很郁闷。

这就是第5战区和第9战区的不同之处，虽然两个战区都不想打什么蒋委员长的那个“春季攻势”，但是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说什么“若以大军击之反受挫，不若以奇兵袭之而取胜。斗智不斗力、出奇不用正，知己知彼，及小胜为大胜。”这些话呛委员长的肺管子实在是令人讨厌，而第5战区则是高调宣传响应号召、低调行事应付应付，搞的委员长是既高兴还没办法。这个办法是李宗仁心里早就存下的，李宗仁曾评价蒋介石，“我知道蒋先生的个性极强，遇事往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面析（折）无益，我们也只有应付罢了。蒋先生总喜欢遇事蛮干，一味执拗，不顾现实。”

日军第11军的“口袋阵”预想落空，因为人家根本就不想“冲势”进来，那么只好自己打过去，于是制定“襄东会战”意图消灭汤恩伯第31集团军，但是“打过去”还要撤回来，这个和攻占南昌的目的完全不同。攻占南昌是为了完成“武汉攻略”未完成的任务，目的在于占领南昌及“割断浙赣铁路、切断江南的安徽省及浙江省方面敌之主要联络线”，而对第5战区的作战没有这样的目的，只在于打击野战力量，不过这样的战斗只能是短促打击，这完全是兵力不足的结果。

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于此种现状很无奈，“在各个方面的这种作战，主要应该灵活运用急袭、包围等出奇制胜的谋略，在短时间内予敌以极大打击。而且，一旦达到作战终止线，则必须及时迅速地返回原战线。”很明显，这种“必须及时迅速返回原战线”的短促打击战果再大，也只能对中国军队造成一些皮肉伤，即便是伤筋动骨也要不了命。冈村宁次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如果只是反复进行此种自卫性质的小规模作战，势将拖向持久消耗战，只要敌人继续保持抗战意志，则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

此时日军第11军辖有7个师团又1个独立混成旅团，为日军关内最大野战集团而用兵如此局促，这充分说明中日战争的战略转变正在形成，不过在战术上，冈村宁次的这个“短促打击”还是很难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