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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長官對於劉斐的意見也是無可奈何，現在中央的精神就是進攻，你現在這個鑽進山區打游擊的作風完全就是右傾逃跑主義，和中央精神完全背道而馳！等打完這一仗開你小子的會！第9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岳那個“老虎仔”都頂不住蔣委員長的“春季攻勢”、俺這個“李猛仔”就能頂得住啦？至於“敵騎4旅小島少將梗率官兵一行”就開始偵查突破口的敵情，也改成讓他們守河去吧——“襄河沿岸之敵，似仍屬以騎兵為基幹之部隊，沿河防守。”騎兵去守河防，李長官啊李長官，您是怎麼想的啊？

李宗仁按照委員長“分路出擊……無孔不入之要領……粉碎其進攻之企圖”的指示連夜擬定作戰方案，30日給委員長發回去，

“第5戰區作戰命令

一、不下三師團之敵，將以主力由淅河及其以北地區西向，有力之一部由鍾祥附近北向，夾擊我在襄河東岸之主力兵團。”

這個敵情差不太多，敵軍的攻擊方向也大致準確，只不過目標沒有分析對，日軍的目標不是張自忠第33集團軍，而是湯恩伯第31集團軍，不過這不是大問題。面對日軍“三師團之敵”以上兵力進攻，李長官沒有膽怯，發揚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準備給它打回去——

“二、戰區決以主力行攻勢防禦，粉碎敵之企圖，長久保持襄河東岸地區，一部渡河攻擊，竭力牽制敵之兵力，俾我主力之作戰容易。”

李長官的這次“攻勢防禦”不是鬧着玩兒的，而是“戰區決以主力”來干的。首先是敵後大別山的廖磊第21集團軍，派出兩個師向花園、廣水攻擊，再派出一部向信陽進攻，把日軍後方攪一個亂七八糟。日軍既然想對第33集團軍下手，那咱們就來個先下手為強，“以攻對攻”給它懟回去，江防軍第26軍推進至沙洋、十里舖一帶，河防部隊渡河攻擊，截斷京山鍾祥的公路。日軍補給線被截斷，看它還搞什麼搞？

左翼部隊一部守備現陣地，一部相機向廣水、應山進攻與廖磊派出的部隊互相呼應，前面守得住，後面去掏它的窩子，看看日軍亂不亂？

李長官安排布置已定，打它日軍個落花流水、讓它有來無還！

李長官在戰前對此方案極具信心，戰後的回憶錄里則是換成劉斐的方案更具信心，當然戰中的情況另外再說——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四月，敵人經縝密計劃與充分補給之後，乃思掃蕩我5戰區的主力，以鞏固其武漢外圍。四月下旬，敵方乃集結其中國派遣軍的精銳：第3、第13、第15、第16等師團和第4騎兵旅，約十餘萬人，挾輕、重炮二百餘門，戰車百輛，循襄花（襄陽至花園）及京鍾（京山至鍾祥）兩公路西犯。”

還是醫生的老路子，先把病情擴大一些嚇唬嚇唬病人再說，第15師團駐在蕪湖擔任警備任務，不屬於第11軍序列也不在此次進攻行動之中。“戰車百輛”是沒有的，岡村寧次倒是想用，只不過此一帶水網縱橫，戰車行動困難，只好用騎兵擔負快速穿插的任務。

“為針對敵方此項戰略部署，我亦決定死守桐柏山、大洪山兩據點，以與敵長期周旋。”

李長官在二十年後的回憶錄里終於接受了劉斐的意見，放棄了1939年4月30日下達“攻勢防禦”的戰區作戰命令。由此轉變也把當時的部署改動得面目全非，進攻行動全部取消，各個部隊還是各自守備，這種啥也不用動的作戰準備妥當之後，李長官非常滿意，而且好消息也傳來了——

“部署既定，樊城長官部內的情報科收到我方諜報人員何益之自上海拍來密電，詳述敵軍此次掃蕩五戰區的戰略及兵力分配，一切果不出我所料。”

李長官已經料定“約十餘萬人，挾輕、重炮二百餘門，戰車百輛，循襄花（襄陽至花園）及京鍾（京山至鍾祥）兩公路西犯”了，上海的“諜報人員何益之”這才“拍來密電”。對於料敵必中、運籌必勝的李長官來說，神馬“諜報人員”都是浮雲，不過這封密電就算無傷大雅的湊趣吧。

李長官上馬治軍、下馬治民，天文地理無一不知、軍事政治無一不精，確有治國安民、經天緯地之才，能別人所不能。例如在“台兒莊大捷”，一番話哄得“草人”川軍變成了死戰之軍、二番話哄得張自忠、龐炳勛化解死仇、三番話哄得孫連仲、池峰城死守台兒莊、四番話哄得湯恩伯抄擊敵後。這些大風大浪里滾出來的軍頭們都被李長官收復得服服帖帖的，這些就不需要再說了，這一回咱們再看看李長官是如何策反日方間諜的，換一換口味，看一部李長官的“諜戰劇”。

1938年7月26日，日本陸軍省、海軍省和外務省三個單位在上海共同組建了間諜謀略機關“對華特別委員會”，專門處理除了作戰以外的所有對華重大謀略以及建立漢奸政權的執行機關。負責人由三個單位分別派出，即陸軍的土肥原賢二中將、海軍的金田芝中將，外務省的坂西利八郎顧問。不過由於陸軍在華勢力最大，土肥原又是特務元老，因此該機構又稱“土肥原機關”，直接對日本內閣的五相會議負責。該機關以梅、竹、蘭、菊為代號，在各地分頭組建了任務不同、策反對象不同的特務機關。

梅機關的工作對象是汪精衛、竹機關是吳佩孚、蘭機關是桂系、菊機關是國民黨“閩粵邊防軍”總指揮黃大煒中將，其中對口桂系的是蘭機關負責人為和知鷹二。其中菊機關的工作對象黃大煒在1939年11月率部叛變投敵，被改編為偽“和平建國軍第1集團軍”，1940年改稱偽“閩粵邊區綏靖總司令部”，黃大煒為總司令，1944年5月，黃大煒在上海被軍統特工暗殺身亡。

和知鷹二

這些“花花”機關不是在“七七事變”之後憑空設立的，都有前期工作的延續和整合，其中蘭機關所負責的桂系工作，在抗戰前就有很大成果。

桂系與日本人最初交往是在1929年蔣桂戰爭期間就開始了。1928年6月8日國民革命軍開入北京，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在東北通電東北易幟，宣布效忠南京中央政府，北伐成功。

天下打下來了的下一步自然就是內鬥，這個沒有什麼可猶豫的，一統江山不到4個月的1929年3月26日蔣介石宣布討伐桂系，結拜兄弟反目成仇。委員長的軍事才能呢不需再說，論打架桂系還真不怕，不過委員長另有辦法，要是沒點兒手段如何當得了委員長是不是？收買離間非常奏效，桂系在湖北的第7軍第15師第43旅旅長李明瑞和第14師第41旅旅長楊騰輝倒戈導致桂系敗退兩湖，而在冀東的4個軍也反水，這下子桂系大敗，駐在北平的第4集團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只好逃命。

3月17日廖磊護送白崇禧到塘沽港乘日本輪船南下，但是消息泄露，蔣介石令上海警備司令熊式輝攔截，派兵輪在吳淞口堵截，抓到後也不用囉嗦，就船崩了“小諸葛”了事。

時任上海市長的張定璠原為白崇禧指揮的北伐東路軍參謀長，1927年8月白崇禧任淞滬衛戍司令派為上海市長。張定璠得到就船槍決“小諸葛”消息之後立刻聯繫日本駐滬總領事，於是日本人派專輪還是軍艦，搶先一步把白崇禧從輪船上救走。

李、白二人逃亡越南，不過代替原桂系在廣西掌權的俞作柏、李明瑞等人開始親共，南京國民政府遂於1929年10月將俞、李明瑞二人免職，李、白等人得以重回廣西，1930年聯合馮、閻開始中原大戰，敗後退回廣西蟄伏。

這下子就很清楚了，蔣是必須要反的，可是國內勢力都已靠不住了，單憑廣西一個窮省的力量無論如何也搞不掉那個“馬夫”，必須要藉助外部勢力了，而日本則是唯一的選擇，況且日本也願意扶植地方勢力與南京中央政府作對，以利於分化中國。於是雙方一拍即合，在“9.18”日本占領東三省之後，這種互需更顯迫切。

1931年12月30日，國民黨內反蔣派在廣州取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西南政務委員會”，宣稱“該會有權發布不與中央牴觸的命令和單行法規”與南京中央對抗，勢力範圍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福建5省，主席為胡漢民，委員27人，其中唐紹儀、蕭佛成、鄧澤如、李宗仁、陳濟棠為常務委員，李宗仁開始在廣州常駐。

胡漢民所領導的西南政務委員會口號是“抗日反蔣”，實則“聯日反蔣”，但是日本對於雖然是國民黨大佬的胡漢民沒有多大興趣，而是對廣西、廣東的實力派更感興趣。而陳濟棠和李宗仁對於胡漢民也只是借用這個牌子，實際上則是“尊之如神仙，防之如盜賊。”陳、李二人和日本分別另有接觸，就此李宗仁與日本方面來往頻繁，在1935年初與日本敲定軍火生意，日軍也派軍官、軍士到廣東、廣西的軍校、民團幹部學校、航空學校和部隊擔任顧問和教官。在此期間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等人與李宗仁直接見面，日方負責具體工作的是廣東駐在武官和知鷹二，而“何益之”就是和知鷹二的翻譯，本名夏文運，遼寧大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