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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日本和廣西雙方都有相互需求，所以李宗仁和和知鷹二接觸頻繁。駐外武官都是特務，到現在也沒有例外的。1936年5月12日胡漢民去世，蔣介石決定解決西南問題。而廣西廣東也知道，胡漢民一死，所謂的西南政務委員會也失去了政治基礎，這就到了不動手不行的時候了。其實胡漢民在世之時就屢屢催促兩廣起兵反蔣，可是兩廣根本沒有興趣，原因就是打不過人家，要是能打得過、早就打了是不是？現在胡漢民一死，形勢大變，不得不起兵了，算是繼承胡漢民的遺志吧，於是所謂的“6.1運動”發動，以西南兩部會的名義通電全國，敦請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立即對日抗戰，並籲請全國黨政軍民一致督促中樞抗日

6月16日，白崇禧說，“湖南已贊成我們出兵，友邦亦已同情。”而陳濟棠之兄陳維周則直接說，“此次出師，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我已見過日本領事，得到他的同意。”這就是抗日還要得到日本同意的“兩廣事變”。

由於兩廣這次鬧事提出的口號過於牽強，真實目的其實早就是“司馬昭之心”了、騙不了誰了，所以“兩廣事變”在9月以政治方式結束。事後李長官自然將此次“兩廣事變”的責任推到陳濟棠頭上，而自己在這期間和日本特務來往如此頻繁親密，李長官是這樣解釋的，“在廣州時，我便看到‘南進’派極為得勢，咄咄逼人。我乃竭力拉攏‘北進’派，企圖擴大兩派間的摩擦，並乘此刺探日本侵華的秘密。因此，我與和知的交情日篤，和知也引我為中國知己，不時有意或無意地將侵華機密泄漏給我方情報人員。擔任此項重要任務的人，便是何益之君。”

明治維新之後隨着國力漸強，日本向軍國主義轉變，其侵略方向的第一目標就是朝鮮。1895年“甲午戰爭”使得日本占居台灣，有了向東南亞侵略的跳板，而1931年“9.18事變”占居東三省，有了向蘇聯進攻的橋頭堡。至於重點是哪一個方向，1936年8月7日的日本五相會議提出了實行大陸政策的北進和向太平洋擴張的南進同時並舉的《國策基準》計劃，也就是“北進”、“南進”都要。但是在實際操作中，中國的東三省一直是蘇聯和日本的利益焦點，日本不得不布置重兵於東三省防備蘇聯武力干涉。由此日本方面產生先下手進軍蘇聯，甚至制訂了建立“直抵貝加爾湖和西藏的大日本”的侵略計劃。

而對南洋的覬覦主要是戰略物資的考慮，不過由於美國傳統“孤立主義”的作祟及對商業利益的考慮下，以“不干涉”和“中立”為幌子，應日本要求大大增加供應廢金屬、燃料和其他戰略物資。在對華戰爭開始前的1937年上半年，輸出到日本的商品增加了83%，而在對華戰爭的1938年，摩根和其他金融壟斷巨頭向日本商行提供了1.25億美元的貸款。美國的支持大大降低了日本對戰略物資的迫其需求，所謂的“南進”推動力也就大大降低。而日本陷於侵華戰爭之後牽扯了巨大兵力，對蘇聯的作戰也就無展開，在“張古峰”和“諾門坎”兩次戰鬥的失敗之後，也就漸漸打消了“北進”的念頭。

而李長官所說的“在廣州時”的1935年、1936年，日軍占居東三省、防備蘇聯干涉或者準備對蘇發動戰爭是主要問題，而且所謂的“北進”派、“南進”派也就是陸、海軍之爭。在李長官與日方特務頻頻接觸的時期，“北進”是主要方向，而且李長官也不可能同時接觸到日軍的海陸兩軍高級將領，你就是即便“竭力拉攏‘北進’派，企圖擴大兩派間的摩擦”也使不上勁兒、是不是？再說了，和知鷹二一個廣東駐在武官，即便是支持“北進”也沒有多大分量是不是？你把他拉過來有啥用？你們倆還是一起搞反對南京中央政府就行了。

在李長官的“竭力拉攏”之下，日本廣東駐在武官和知鷹二“引我為中國知己”。這個話怎麼說呢？咱們是沒有看到和知鷹二寫的工作匯報，也許裡邊和知鷹二匯報李長官“引我為日本知己”，這個也有可能是不是？搞特務的，睡覺都戴口罩擔心說夢話泄密，李長官也不是一個心眼兒、兩個心眼兒的人，就你倆還能成了“知己”？別說別人，就說你倆自己能信嗎？

不管他了，反正就成了合唱滄海一聲笑的“知己”了，第二步就是策反“知己”的翻譯——這是“知己”能幹出來的事兒嗎？

“何君是遼寧大連人。日本帝大法政科畢業，能操流利日語。“九一八”事變時，自大連逃出，企圖到關內投效。但因關內無親無友，不特請纓無路，甚至無計糊口。不得已，又潛返東北，終因其學歷過人，日語流利，為日本軍方所羅致，派充日本駐華南各機關華語譯員。他遂乘機與土肥原、板垣、岡村、和知等廝混極熟，以故所有我的日本訪客都請何君為通譯。”

此“何君”就是李長官在隨棗會戰前接到上海密電的“我方諜報人員何益之”，原名夏文運，1905年出生於大連，大連彼時稱為“關東州”。

1899年8月16日沙俄與清政府簽訂《旅大租地條約》，租借旅大3200平方公里為租借地，由於當時山海關以東的地區稱作關東，因此將旅大租借地稱為“關東州”。1905年日俄戰爭俄軍戰敗投降，9月俄將旅順和大連的租借權轉讓給日本，由此大連地區變為日本殖民地，日本設立關東都督府，而夏文運出生適逢日本接收“關東州”，而其成長教育完全則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

夏文運天資聰穎、讀書勤奮刻苦，1913年入老虎山第一普通學堂，1917年考入“關東州”公學堂南金書院高等科，1919年考入旅順師範學堂。畢業成績各科全優，得滿鐵公費於1925年考入日本廣島高師。俄國戰敗之後將修建的中東鐵路長春至旅順段轉讓給日本，日本改稱為南滿鐵路，1906年6月7日，明治天皇發布第142號敕令，公布《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成立之件》，11月26日在東京成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07年，會社總部從東京遷往大連。

滿鐵株式會社並不僅僅是賣火車票，而是日本在“滿洲”進行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侵略活動的指揮中心，其覬覦東三省之心路人皆知，而夏文運正是日本政府認為可以用來改造、奴化的“人才”。

夏文運到了日本繼續苦讀，1929年考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碩士研究生。1931年春，夏文運回國，入聘馮庸大學教授兼校長秘書。

馮庸大學是奉系軍閥馮德麟的長子馮庸於1927年在瀋陽創辦，幾乎是“毀家”興辦義學，經過4年努力到1931年學生人數已達700餘人。1931年“9.18事變”，9月21日，日本關東軍衝進馮庸大學將校長馮庸帶走軟禁，並將教室、宿舍的箱櫃洗劫一空。當晚馮庸大學大部分師生有組織地在馬三家子火車站乘車撤到北平，張學良將西直門崇元觀五號的前陸軍大學校舍用來收容馮庸大學師生。

馮庸被日軍扣押後先是軟禁在瀋陽大和旅館，勸降不成，又劫持到日本東京。後馮庸在一名日本朋友的幫助下逃離虎口，從上海繞道回到北平繼續主持馮庸大學校務。1931年11月1日，馮庸大學抗日義勇軍誓師成立。1933年9月，馮庸決定將馮庸大學併入東北大學。

而夏文運並沒有像馮庸大學大部分師生一樣撤到北平，而是留在淪陷區，並且於1932年3月回到日本完成畢業答辯。這種奴化人才有培養計劃、自然也有使用計劃，夏文運原先進入馮庸大學算是“地下工作”，現在變天了就轉入明面進入日本軍部工作，而不是如李長官所說的，“‘九一八’事變時，自大連逃出，企圖到關內投效。但因關內無親無友，不特請纓無路，甚至無計糊口。不得已，又潛返東北，終因其學歷過人，日語流利，為日本軍方所羅致。”

“9.18事變”之後東北邊防軍第3旅旅長兼黑河警備司令馬占山舉義旗，在齊齊哈爾就任黑龍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軍事總指揮，率領愛國官兵奮起抵抗日軍。

1932年3月1日“滿洲國”成立，在此前的籌建期間的1931年12月7日，板垣征四郎親自到馬占山根據地，勸說馬占山就任“滿洲國”黑龍江省省長。1932年2月7日馬占山歸順關東軍，2月16日，馬占山乘坐日軍飛機由哈爾濱飛往奉天投日。“滿洲國”一成立，馬占山就任黑龍江省省長，3月9日兼任滿洲國軍政部部長。

這樣的人物很重要也很讓人不放心，於是關東軍派遣夏文運為馬占山秘書，這個應該是經過“組織”考察的，“組織”上相信夏文運是不會跟着馬占山跑的。果不其然，僅僅不到一個月後的4月1日，馬占山與部分隨員從齊齊哈爾逃出，4月7日抵達黑河，成立東北救國抗日聯軍。於是夏文運又被派為“滿洲國”軍政部總長張景惠秘書，也就是繼續搞監視。

夏文運在工作上直接接受關東軍司令部附、“滿洲國”軍政部最高顧問多田駿的領導，與關東軍司令部部員如花谷正、橋本欣五郎、根本博等人共事，沒上過陸軍士官學校就不能掛銜，不過待遇為中佐，其時和知鷹二、花谷正也都是中佐，完全是同等待遇的“日系官員”自己人，完全不是後來再鐵杆兒的偽滿漢奸可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