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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日本关东军参谋的田中隆吉有一段记述，“ 7月8日，我由内蒙化德乘飞机到达天津。晚间，在芙蓉馆(日本料理)辟室与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少佐对酌，他说，‘放枪的事，是共产党学生干的……’我和茂川曾经在参谋本部共过事，我了解他一向和北平共产党方面的学生交往密切，所以就追问他一句，‘那么，教唆他们干的元凶就是你喽？’他满脸通红点头承认……茂川还承认，中日双方于7月11日达成停战协定后，他又多次唆使部下趁夜在中日两军之间鸣放鞭炮，企图激化冲突，扩大战火。”

田中隆吉，日本中将、特务，陆军省兵务局长，在远东军事法庭上靠出卖和反咬同僚来“将功补过”而臭名昭著，因此被称为“日本的犹大”。不过呢事出也有因，田中隆吉在陆军省兵务局长任上时由于反对和美国开战，宣扬“失败主义”，于是被东条英机赶出陆军部送进了精神病院，这就算是和战犯结了仇。

田中隆吉

日本投降之后，现役的战犯还抓不过来呢，美军也没闲工夫去抓精神病，不过田中隆吉心里有气，于是写一本书《分析败因》出气，结果这下子让美军知道了，发出通知让他投案。不过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检察机关让田中隆吉投案并不是想让他当战犯，而是让他当“证人”来帮助指控，原因就是这本书让美军看到了日本“皇军”也并不是铁板一块。由于有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惨痛经历，田中隆吉自然是十分愿意把这帮残害自己的“刽子手”们送上法庭，不过令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检察机关出乎意料的是，田中隆吉的记忆力超群，别说是重大事件，就算是一些细枝末节也记得清清楚楚，实在是非常难得的“证人”。

田中隆吉，1893年生人，1913年陆军士官学校26期毕业生，陆大34期，从1922年开始在参谋本部任职，1923年在支那班任职，成为“支那通”一员。

这个“支那通”是专指参谋本部支那班的一帮参谋，比较有名的有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等，还有就是咱们说过的花谷正、和知鹰二，也都是陆大34期的“支那通”。后来支那班升为支那课，不过“支那通”还是指原班人马那几个人，后来再去支那课的也不能算是“支那通”。

1927年田中隆吉以参谋本部付的职位作为“支那研究生”派驻北京，随即改任张家口特务机关特派员。1929年回到了参谋本部支那班，负责“支那兵要地志”编纂。1930年开始担任上海公使馆附武官，结识川岛芳子并成为男女朋友。

1931年“918事变”之后，国联决定组成调查团派往中国和日本作实地调查，1932年1月调查团正式成立。日本于是准备计划在国联调查团赴中国东北前扶持“满洲国”成立，迫使国联承认既成事实。

参谋本部于是决定在1月10日上海挑起“假战争”，使列强目光转上海。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指示田中隆吉制造事端，并拨给2万日元的费用。1932年1月18日，田中隆吉策动5名日本和尚到三友社毛巾厂外寻衅，而川岛芳子则雇佣杀手冒充该厂工人暴打日本和尚，造成一死两伤。

1月19日下午，几千日本侨民在虹口日侨俱乐部集会，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方道歉，并惩办凶手、赔偿损失。20日凌晨2时左右，田中隆吉指使宪兵大尉重藤千春集合日本浪人团体“日本青年同志会”70余人，携带枪械、刺刀、棍棒和硝磺、煤油等，潜赴三友实业社毛巾厂，纵火焚毁厂房6间和棉纱数百包，损坏织布机24台。当公共租界警亭内3名中国巡捕发现火警急忙用电话向救火会求救时遭到这伙暴徒袭击，电话机被破坏，一名巡捕被剌死、两名巡捕被砍伤。

日本驻沪军方也配合行动，频频向上海市政府施加压力并不断增兵，终于在1月28日挑起战事。3月1日，“满洲国”成立，日军的所谓“假战争”已经达到目的，3月20日，中日在英、美、法、意各国调停下开始停战谈判，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田中隆吉也因为此事升中佐，8月调任野战炮兵第4联队大队长。

1935年3月，田中隆吉转任关东军参谋部第2课（信息课）兵要地志班长。1936年8月，傅作义将察哈尔、绥远边界的两股伪军2000多人彻底剿灭，所俘虏伪军头目全部处死。关东军为加强内蒙工作，特派田中隆吉转任德化特务机关长。

10月初，田中隆吉和德王制定侵绥方案，决定以“蒙古军”和“大汉义军”全部兵力分三路于11月进攻绥远，结果“蒙古军”遭到晋绥军毁灭性打击，而所谓“大汉义军”则被全部剿灭，其中一部分“大汉义军”反正，将小浜氏善大佐以下29名绥远特务机关人员杀死。关东军计划出兵报复，但被中央部阻止。

绥远闹事儿失败，而这次卢沟桥枪一响，田中隆吉立刻坐不住了，生怕事情闹不起来，于是叫上关东军参谋辻政信一起赶到天津。

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在1935年10月就任本职，到“卢沟桥事变”时已近两年，确实有时间和“和北平共产党方面的学生交往密切”，而且在参谋本部共事过的田中隆吉素知此事，茂川秀和一说“共产党学生干的”， 田中隆吉立刻就追上去敲定“教唆他们干的元凶就是你”。

田中隆吉的这段“证词”算得上很完整，时间、地点、人物、由来基本交代清楚，十分可信。

后来茂川秀和转任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参谋，战后被逮捕。1946年6月北平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和保定绥靖公署军事法庭审判战犯茂川秀和, 关于卢沟桥事变，法官问第一枪是谁先放的？茂川秀和回答是日本放的,但是法官并没有追问详情，茂川秀和也就无法详细说明具体过程，这实在是太不像审判了，说是儿戏都是夸奖。1947年7月5日茂川秀和被判处死刑，11月22日改为无期徒刑。1952年8月5日被台湾当局特赦释放，1977年3月7日病死。

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在接到情况报告的第一时间就来到日军旅团部，此后全程参与这次事件的处理过程，他回忆到，“也是在当天（7月22日），北平发生了一件值得一提的怪事。当天，中、日双方军事当局都听到两军的中间地带爆发出了一阵阵的‘枪声’。于是，他们互相打电话、互相指责对方使事态升级。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当天双方都并没有开火。于是，日军的便衣侦探、约上了中国军队的密探一起，在芦沟桥和八宝山的中间地区开始潜查，当天就发现了一群男女学生在野地上放鞭炮。原来，他们之前听到的‘枪声’，其实只是鞭炮的声音。因为当时联合调查队穿的是便衣，那群男女学生都以为调查队只是平民，他们对调查队的人员说：‘我们是受命于北方局来干的，你们别捣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