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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夜發生的第一次槍擊事件，但是到了7月28日才算正式開打，這其間打打停停，中日雙方不斷交涉，態度不斷搖擺，事件存在着“不擴大”就地解決的可能，但是日方確實有相當部分的人員希望藉此機會徹底解決“中國問題”，而中方情況更為複雜，各地軍閥心思難測、黨派之爭你死我活，“北方局”指派學生現在來放鞭炮搗亂，未必全無可能，特別是日軍天津特務機關長茂川秀和也承認是他教唆，“放槍的事，是共產黨學生干的。”

1937年12月，今井武夫就任參謀本部中國班班長，1938年11月，在上海與汪精衛代表高宗武、梅思平談判投降事宜時，日本陸軍省派出軍務課長影佐禎昭，參謀本部派出今井武夫。由於成功招降汪精衛，1939年3月9日，今井武夫晉升大佐軍銜，升任中國課課長，此後汪偽政權的建立和此二人密切相關。

1941年8月今井武夫被任命為新編步兵第141聯隊長，12月率部參加侵略菲律賓戰爭。

1942年9月，今井武夫調任中國派遣軍第四課課長，但是在11月就奉調回國，出任新成立的日本大東亞省調查官。1943年3月1日，今井武夫晉升少將軍銜，改任大東亞省參事官。1944年8月，今井武夫出任中國派遣軍總參謀副長，再次負責情報和“和平工作”, 9月兼任駐南京國民政府大使館副武官。

1945年8月21日，今井武夫率隊前往芷江洽談投降事宜。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本在中國派遣軍奉命等待向中國軍隊的投降。

1945年8月18日，今井武夫被告知赴湖南省芷江機場，聯繫洽降事宜。1945年9月9日，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原國防部舉行。奉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總司令的命令，日本在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改名為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總部，岡村寧次擔任長官，今井武夫被任為涉外部的委員長。此後一直留在南京處理遺留問題，一直到了1947年1月4日今井武夫才回到日本，當日被通知從陸軍退役，1982年6月12日病死。

今井武夫

從今井武夫和茂川秀和在“盧溝橋事變”後的經歷來看，二人在工作上再也沒有什麼交集，在戰爭期間，對於“盧溝橋事變”的起因不存在需要編造的理由，在戰後茂川秀和在北平即被逮捕，1952年被釋放，而今井武夫則在南京一直忙到1947年1月，這個期間也不存在二人合謀編造的可能。況且今井武夫所記述的是一次中日“聯合”調查行動，雙方都會有報告，編造這樣的事情也不可能。

今井武夫記述7月22日發現受命於北方局的“一群男女學生在野地上放鞭炮”，而茂川秀和承認，“中日雙方於7月11日達成停戰協定後，他又多次唆使部下趁夜在中日兩軍之間鳴放鞭炮，企圖激化衝突，擴大戰火。”聯繫到7月7日夜茂川秀和宣稱鼓動“共產黨學生”放槍，可以推論在“中日兩軍之間鳴放鞭炮”是茂川秀和統一策劃的。

但是7月7日夜的槍聲絕對不是鞭炮，而且日軍中隊長清水節郎“憑直覺知道：的確是實彈”。處於暗夜演習的日軍中隊長，對於槍聲性質及來源的判斷是異常敏感的，絕對不會把鞭炮當做槍聲的，那麼當夜這些槍聲是如茂川秀和所說“共產黨學生”放的嗎？

1937年7月7日是農曆5月29日，沒有月亮，日軍中隊長清水節郎在日記中記載，“這天晚上，天空晴朗，沒有月光。星空下，可以隱約看到遠處宛平的城牆和附近不時移動的中國士兵的影子。這是一個寂靜的夜晚。”野外的夜晚和城市裡完全不一樣，在沒有月光僅有星光的條件下，別說看見路，簡直是伸出手來都看不見，這樣才會發生日軍新兵迷路的事故。

如果在這樣的條件下，成功找到兩軍之間的中間地帶，還要找准方向開槍，要是沒有軍事訓練的經驗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講茂川秀和所說“共產黨學生”放槍的可能性事不存在，放槍的人必須具有良好的軍事素質，而只會放鞭炮的學生是完全辦不到的。簡單講，普通人在這個情況下和瞎子區別不大——“頂面均辨不出人的面貌”——不可能做到這些。既然學生們不頂用，那就是共產黨派出的是李向陽，這下行了吧？

那麼隱藏在夜幕中的他是誰呢？而且是在潛伏了5個小時後，對着趕到的日軍大隊又放了三槍，使得原本有可能解決的問題性質完全發生了變化。

這肯定不是宛平守軍放的槍了，因為事情已經鬧起來了，上級已經查驗過每個哨位執勤士兵的子彈。現在日軍就在城外列陣，宛平守軍也都是嚴陣以待，在這樣的時候是沒有人可以擅自放槍的。

7月7日夜裡的槍到底是誰放的？依據現在的資料沒有可能直接得出結論，只能分析，那就要看看放槍的動機是什麼——也就是放槍對誰有利。

日軍內部確實有很大一部分人想挑起事端，期望像“滿洲國”那樣徹底解決華北問題，但是在7月7日夜正在演習的日軍使用實彈射擊實在是不可想象。

至於天津特務機關長茂川秀和所承認是他教唆“共產黨學生”放的槍，但是不管是共產黨的學生還是國民黨的學生都是辦不到的。有意思的是，在茂川秀和回答田中隆吉的“教唆”追問時，“他滿臉通紅點頭承認”。

茂川秀和是一心想挑起事端的，到天津上任近兩年估計都在籌劃，並且和各種勢力都有所接觸，並且形成了比較具體的計劃。7月7日夜槍聲響起，正好和茂川秀和的計劃合上了拍子，但並不是茂川秀和指揮的，在這樣的情況下，茂川秀和就“滿臉通紅點頭承認”，把這個“功勞”攬在自己身上，要不然這個一心想搞事的特務為何要“滿臉通紅”有些不好意思？況且問話的田中隆吉是老同事而且是完全支持鬧事的，一起慶祝還來不及是不是？

茂川秀和“中日雙方於7月11日達成停戰協定後，他又多次唆使部下趁夜在中日兩軍之間鳴放鞭炮，企圖激化衝突，擴大戰火。”這個倒是真的，而且被人抓了現行，不過“鳴放鞭炮”實在是太過兒戲。

茂川秀和自稱是他教唆“共產黨學生”放的槍，雖然他和“共產黨學生”都有動機，甚至是有行動計劃，但是缺乏相當程度軍事訓練的“共產黨學生”是完全做不到的。

就在半個月前的6月21日，蔣介石在廬山會議決定第29軍要“國軍化”，河北省銀行券停止發行並兌換成法幣，這等於砍了宋哲元一干人等的存身之本。如何使中央取消或者推遲這一決定，唯一之途只能是在華北與日軍發生事端，所以講第29軍本身急切需要一次摩擦、事端。於是在“國軍化”和停發貨幣命令發布8天后的6月29日，宛平守軍向日本方面提出“抗議”，稱日軍“以夜間演習為名，向盧溝橋街進行實彈射擊”，而日本方面對駐屯軍進行“秘密的全面的調查。但是，這樣的事實根本沒有。”

兩次槍擊都是利用日軍在宛平城外進行夜間演習的機會，手法一樣，應該是有聯繫的，不過第一次6月29日是向中方開槍，沒有能挑動事端，於是才有了現在的第二次。7月7日夜10點30分，潛伏人員也許正在準備，恰好日軍“弄響了輕機槍空彈”，於是藉機向日軍方向開槍，又恰恰遇到日軍一名新兵迷路的事件，事情搞大了。

在第一次槍擊事件之前的6月26日，北平突然實行夜間特別戒嚴，第37師師長馮治安擔任戒嚴司令，但是沒有給出戒嚴的理由，引起日軍很多猜測。

倒着看不容易搞清楚因果關係，咱們再正過來看一下——

6月21日，蔣介石在廬山決定第29軍要“國軍化”，河北省銀行券停止發行並兌換成法幣；

6月26日，第29軍控制下的北平突然實行夜間特別戒嚴，並且沒有給出理由；

6月29日夜，發生槍擊盧溝橋街事件；

7月7日夜，發生槍擊宛平演習日軍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