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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夜发生的第一次枪击事件，但是到了7月28日才算正式开打，这其间打打停停，中日双方不断交涉，态度不断摇摆，事件存在着“不扩大”就地解决的可能，但是日方确实有相当部分的人员希望借此机会彻底解决“中国问题”，而中方情况更为复杂，各地军阀心思难测、党派之争你死我活，“北方局”指派学生现在来放鞭炮捣乱，未必全无可能，特别是日军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也承认是他教唆，“放枪的事，是共产党学生干的。”

1937年12月，今井武夫就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1938年11月，在上海与汪精卫代表高宗武、梅思平谈判投降事宜时，日本陆军省派出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派出今井武夫。由于成功招降汪精卫，1939年3月9日，今井武夫晋升大佐军衔，升任中国课课长，此后汪伪政权的建立和此二人密切相关。

1941年8月今井武夫被任命为新编步兵第141联队长，12月率部参加侵略菲律宾战争。

1942年9月，今井武夫调任中国派遣军第四课课长，但是在11月就奉调回国，出任新成立的日本大东亚省调查官。1943年3月1日，今井武夫晋升少将军衔，改任大东亚省参事官。1944年8月，今井武夫出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再次负责情报和“和平工作”, 9月兼任驻南京国民政府大使馆副武官。

1945年8月21日，今井武夫率队前往芷江洽谈投降事宜。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在中国派遣军奉命等待向中国军队的投降。

1945年8月18日，今井武夫被告知赴湖南省芷江机场，联系洽降事宜。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原国防部举行。奉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总司令的命令，日本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改名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冈村宁次担任长官，今井武夫被任为涉外部的委员长。此后一直留在南京处理遗留问题，一直到了1947年1月4日今井武夫才回到日本，当日被通知从陆军退役，1982年6月12日病死。

今井武夫

从今井武夫和茂川秀和在“卢沟桥事变”后的经历来看，二人在工作上再也没有什么交集，在战争期间，对于“卢沟桥事变”的起因不存在需要编造的理由，在战后茂川秀和在北平即被逮捕，1952年被释放，而今井武夫则在南京一直忙到1947年1月，这个期间也不存在二人合谋编造的可能。况且今井武夫所记述的是一次中日“联合”调查行动，双方都会有报告，编造这样的事情也不可能。

今井武夫记述7月22日发现受命于北方局的“一群男女学生在野地上放鞭炮”，而茂川秀和承认，“中日双方于7月11日达成停战协定后，他又多次唆使部下趁夜在中日两军之间鸣放鞭炮，企图激化冲突，扩大战火。”联系到7月7日夜茂川秀和宣称鼓动“共产党学生”放枪，可以推论在“中日两军之间鸣放鞭炮”是茂川秀和统一策划的。

但是7月7日夜的枪声绝对不是鞭炮，而且日军中队长清水节郎“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处于暗夜演习的日军中队长，对于枪声性质及来源的判断是异常敏感的，绝对不会把鞭炮当做枪声的，那么当夜这些枪声是如茂川秀和所说“共产党学生”放的吗？

1937年7月7日是农历5月29日，没有月亮，日军中队长清水节郎在日记中记载，“这天晚上，天空晴朗，没有月光。星空下，可以隐约看到远处宛平的城墙和附近不时移动的中国士兵的影子。这是一个寂静的夜晚。”野外的夜晚和城市里完全不一样，在没有月光仅有星光的条件下，别说看见路，简直是伸出手来都看不见，这样才会发生日军新兵迷路的事故。

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成功找到两军之间的中间地带，还要找准方向开枪，要是没有军事训练的经验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讲茂川秀和所说“共产党学生”放枪的可能性事不存在，放枪的人必须具有良好的军事素质，而只会放鞭炮的学生是完全办不到的。简单讲，普通人在这个情况下和瞎子区别不大——“顶面均辨不出人的面貌”——不可能做到这些。既然学生们不顶用，那就是共产党派出的是李向阳，这下行了吧？

那么隐藏在夜幕中的他是谁呢？而且是在潜伏了5个小时后，对着赶到的日军大队又放了三枪，使得原本有可能解决的问题性质完全发生了变化。

这肯定不是宛平守军放的枪了，因为事情已经闹起来了，上级已经查验过每个哨位执勤士兵的子弹。现在日军就在城外列阵，宛平守军也都是严阵以待，在这样的时候是没有人可以擅自放枪的。

7月7日夜里的枪到底是谁放的？依据现在的资料没有可能直接得出结论，只能分析，那就要看看放枪的动机是什么——也就是放枪对谁有利。

日军内部确实有很大一部分人想挑起事端，期望像“满洲国”那样彻底解决华北问题，但是在7月7日夜正在演习的日军使用实弹射击实在是不可想象。

至于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所承认是他教唆“共产党学生”放的枪，但是不管是共产党的学生还是国民党的学生都是办不到的。有意思的是，在茂川秀和回答田中隆吉的“教唆”追问时，“他满脸通红点头承认”。

茂川秀和是一心想挑起事端的，到天津上任近两年估计都在筹划，并且和各种势力都有所接触，并且形成了比较具体的计划。7月7日夜枪声响起，正好和茂川秀和的计划合上了拍子，但并不是茂川秀和指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茂川秀和就“满脸通红点头承认”，把这个“功劳”揽在自己身上，要不然这个一心想搞事的特务为何要“满脸通红”有些不好意思？况且问话的田中隆吉是老同事而且是完全支持闹事的，一起庆祝还来不及是不是？

茂川秀和“中日双方于7月11日达成停战协定后，他又多次唆使部下趁夜在中日两军之间鸣放鞭炮，企图激化冲突，扩大战火。”这个倒是真的，而且被人抓了现行，不过“鸣放鞭炮”实在是太过儿戏。

茂川秀和自称是他教唆“共产党学生”放的枪，虽然他和“共产党学生”都有动机，甚至是有行动计划，但是缺乏相当程度军事训练的“共产党学生”是完全做不到的。

就在半个月前的6月21日，蒋介石在庐山会议决定第29军要“国军化”，河北省银行券停止发行并兑换成法币，这等于砍了宋哲元一干人等的存身之本。如何使中央取消或者推迟这一决定，唯一之途只能是在华北与日军发生事端，所以讲第29军本身急切需要一次摩擦、事端。于是在“国军化”和停发货币命令发布8天后的6月29日，宛平守军向日本方面提出“抗议”，称日军“以夜间演习为名，向卢沟桥街进行实弹射击”，而日本方面对驻屯军进行“秘密的全面的调查。但是，这样的事实根本没有。”

两次枪击都是利用日军在宛平城外进行夜间演习的机会，手法一样，应该是有联系的，不过第一次6月29日是向中方开枪，没有能挑动事端，于是才有了现在的第二次。7月7日夜10点30分，潜伏人员也许正在准备，恰好日军“弄响了轻机枪空弹”，于是借机向日军方向开枪，又恰恰遇到日军一名新兵迷路的事件，事情搞大了。

在第一次枪击事件之前的6月26日，北平突然实行夜间特别戒严，第37师师长冯治安担任戒严司令，但是没有给出戒严的理由，引起日军很多猜测。

倒着看不容易搞清楚因果关系，咱们再正过来看一下——

6月21日，蒋介石在庐山决定第29军要“国军化”，河北省银行券停止发行并兑换成法币；

6月26日，第29军控制下的北平突然实行夜间特别戒严，并且没有给出理由；

6月29日夜，发生枪击卢沟桥街事件；

7月7日夜，发生枪击宛平演习日军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