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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蔣馮閻中原大戰爆發，東北軍張學良通電錶示中立，大戰幾個月戰局漸漸傾斜，張學良的所謂中立也隨之傾斜，6月向中央索款200萬元為出兵費用，錢到賬之後按兵不動，等到8月再次索款500萬元及1000萬公債，同樣是落袋為安，等到9月18日終於派遣于學忠第1軍、王樹常第2軍入關，如此馮、閻大敗，10月9日張學良按照事先約定就任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同時東北軍得以控制華北。閻錫山戰敗避居大連，山西遂成“真空”，於是西北軍敗兵退於山西，被張學良收編，1931年2月6日，宋哲元就任陸軍東北邊防軍第3軍軍長， 6月21日所部改為國民革命軍第29軍，不過3萬人只有1萬5的編制，很長時間只能吃飯不發餉。

1932年7月，宋哲元兼任察哈爾省主席，轄區20來個窮縣，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只不過原先是吃了上頓沒下頓，現在則是吃了上頓有下頓而已。1933年長城抗戰之後日軍占據熱河，西部毗鄰的察哈爾也為日軍勢力所輻射。

1912年，國民政府以直隸省口北道張北縣、獨石縣（後改稱沽源縣）和多倫縣3縣，綏遠特別區興和縣、陶林縣、豐鎮縣和涼城縣4縣、察哈爾部8旗、錫林郭勒盟10旗設置察哈爾特別區。後增設商都縣、寶昌縣、康保縣、集寧縣4縣。1928年改置為省，興和、陶林、集寧、豐鎮和涼城5縣劃入綏遠省，並劃入河北省舊口北道所轄10縣，宣化、赤城、萬全、懷來、蔚縣、陽原、龍關、延慶、懷安、涿鹿，省會駐萬全縣，現為張家口萬全區。

1952年11月15日，根據察哈爾特殊的地理環境地廣人稀、物產匱乏等原因，經察哈爾省軍區司令員王平將軍的提議，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同意，決定撤銷察哈爾省建制，所轄縣市劃歸北京市、河北省、山西省及內蒙古自治區。

察哈爾北接內蒙、東接熱河，都已成了日軍的勢力範圍，而且日軍繼續擴張，中日雙方必然要在察哈爾產生衝突。

1934年冬，熱河偽軍一部侵占察東長城獨石口，守軍劉自珍團反擊將偽軍擊退，繳獲步槍37支及千餘發子彈。1935年1月，日軍出動飛機向龍關、赤城中國駐軍投擲炸彈、15日日軍向赤城駐軍提出警告，要求駐軍撤退，並在熱河境內的大灘集結兵力。

宋哲元趕緊向南京、北平報告情況，可是南、北兩京的老爺們對日本人自然是沒有什麼辦法，於是宋哲元派遣蕭振瀛、秦德純在北平與日軍協商，確定在大灘雙方談判，最後雙方承認本次事件出於誤會，以後第29軍不再“侵入”長城東側的村落，第29軍也將37支步槍和1500發子彈交還。

1935年6月，4名日本人從沽源出發欲進入張北縣，所持護照沒有加蓋察哈爾省府印信，守城士兵自然攔阻，雙方產生爭執，守城部隊將4人帶至第132師師部。師部打電話給省府，宋哲元此時在北平，批示 “姑准放行，下不為例”。這件事第29軍已做了妥善處理甚至是讓步，但是日方藉機鬧事，日本駐張家口領事館提出抗議，天津的日軍駐屯軍也向宋哲元提出無理要求。

宋哲元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軍分會委員長何應欽報告上述情況並請求處理辦法。何應欽當然是啥主意也沒有，還是讓第29軍自己辦，於是宋哲元派遣秦德純與日方展開多次“協商”，日方條件為撤換第132師參謀長和軍法處長、張北等6縣駐軍撤出，交由地方保安團維持秩序、撤除察哈爾國民黨黨部及禁止排日，何應欽從日如流，委員長當然是點了頭的是不是？

這個事情很明顯是賣了一些國，中央自己雖然沒有辦法還是要找人背鍋——事前沒主意、事後發脾氣——辦不了日本人還辦不了自己人是不是？於是在6月19日國民政府發布命令免去宋哲元察哈爾省主席之職，而由第29軍副軍長秦德純代理。

宋哲元對此一無所察，“得悉之後，頗為愕然”，不過命令已明詔，再說也是白搭，宋哲元第二天離開張家口去往天津。抵達天津不幾日，委員長電召宋哲元赴重慶面談，這純粹是打一棒子再哄一哄的意思，而宋哲元則稱病不去。事前不溝通，事後難補救，委員長這點兒不在線的情商說啥好膩？

1935年6月28日，也就是宋哲元抵達天津一周之後，豐臺事件突然爆發。

白堅武，河北交河人，18歲中秀才，1907年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與李大釗同學並成為至交，與其共同創辦法政雜誌《言治》。1917年，白堅武被江蘇督軍李純聘為顧問。1922年，受吳佩孚聘，先後任兩湖巡閱使署、直魯豫巡閱使署政務處長。由於調和直系津、保、洛三派有功，獲一等文虎章勛二位。1924年，白堅武任第二次直奉戰爭吳軍總參議。吳佩孚曾親自許諾，打敗奉軍後保薦白堅武擔任內閣總理。由於馮玉祥的倒戈，直系敗北，組閣之夢化為泡影。其後國民黨北伐，吳佩孚徹底失敗，白堅武被迫下野，在天津做寓公。1933年初，白堅武開始與日本人接觸。

1933年4月于學忠任華北軍第1軍團總指揮兼陸軍第51軍軍長，1933年6月移師天津，于學忠兼任河北省主席。

于學忠也是出身於吳佩孚，彼時與白堅武結拜為兄弟。于學忠在天津與日方針鋒相對、寸步不讓，搞得日本人頭疼不已只好使出暗殺手段，而白堅武正是合適人選。白堅武以3000大洋收買于學忠的貼身護衛傅建堂，命其毒殺于學忠，然毒殺行動失手。其後白堅武又兩次設伏刺殺于學忠，均告以失敗。于學忠自然要查，白堅武在天津藏身不住，於是逃往“滿洲國”。

日本人暗殺手段不行，於是繼續搞，結果國民政府承受不了日本人的壓力，何應欽讓于學忠辭職，于學忠回答辭職是不干的、不過你可以撤職。何應欽一貫地從“日”如流，那就撤職吧，1935年6月于學忠調任陝甘邊區“剿匪”總司令，1935年11月任甘肅省主席。

1935年6月所部第51軍調離河北，而6月月底宋哲元去職來到了天津，此時平津河北正是一個空窗期！河北省主席沒有繼任接任、河北防務沒有部隊接防——日軍一怒，破膽更是稀碎，軍國大事如此兒戲——唉！

避居“滿洲國”的白堅武拿着日元自然要辦日本人的事兒，仿效希特勒組建了“正誼社”，白堅武自任總裁，下設軍事、政治、外交三部，對於“底層”則用忽悠、對於“高層”則用金錢，如此不斷吸收會員，而北平軍分會鐵甲車隊中隊長段春澤則被收買。

6月28日午夜，天津馳往北平的火車在豐臺停靠，車上衝出來百餘名匪徒將豐臺車站占領，聲言組織“正義自治軍”，由段春澤的鐵甲車運送至北平永定門。就這幾個人的烏合之眾能濟得何事？北平城自然進不去，只好打了十來炮就落荒而逃了。

雖是一樁鬧劇，但也是一個搞事情的機會不是？此時鮑文越任北平軍事委員會分會辦公廳主任。鮑文越是遼寧人，原是張學良的部下，張學良雖然在長城抗戰之後下野出洋，但是原先平津河北的官僚基本都沒有動，於是得以出任北平軍事委員會分會辦公廳主任，也是分會委員。

蕭振瀛此時為第29軍參議，也是北平軍委會分會委員，而且是吉林人，於是蕭振瀛借白堅武此次事件，以“北平兵力單薄、防禦空虛”為詞，攛掇鮑文越讓第29軍一部調防北平。得到同意後，蕭振瀛立刻電話通知第37師，而第37師立刻出發，幾小時就從察哈爾開到北平郊區！

要不說軍人有軍人的作用、政客有政客的作用，蕭振瀛造成第29軍控制北平的事實之後更是長袖善舞，一方面向國民政府報告第29軍拒日有功才得以保全北平，另一方面與日軍聯繫以維持存在，拜會日軍天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捐棄前嫌、化敵為友”，如此日方認為第29軍自然比于學忠的第51軍要好對付的多。

而國民政府聽聞控制北平的第29軍與日方來往密切，委員長自然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把于學忠調走難道是為了現在這個情況嗎？委員長一方面下令讓第29軍撤回察哈爾，另一方面讓張群去找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聲言“局部妥協、不如全面妥協”——賣國也分批發和零售，俺這裡是批發、而第29軍則是零售，算算經濟賬好不好？讓日本人壓迫第29軍撤軍。

而蕭振瀛立刻去找日本人做工作，於是酒井隆和土肥原賢二警告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講明了蔣介石批發、零售的騙人把戲，有吉明一聽即明，於是不再接見張群。

委員長批發的生意做不成自然也不甘心，於是派遣何應欽帶着熊式輝、陳儀北上，何應欽、熊式輝先到北平，而陳儀則直接去天津找日本駐屯軍去，結果都碰了一鼻子灰。

第29軍撤回察哈爾的命令得不到日軍的支持竟然執行不下去，這個邏輯真是把人搞得暈頭轉向的，而蕭振瀛得到日軍的全力支持後自然腰杆兒鐵硬，對熊式輝宣稱，“中央如果相信我們，我們則可以支撐這個危局，決心死守華北，一切聽命中央。”

蕭振瀛的邏輯是第29軍在日軍的支持下願意在華北與日軍對抗，這個邏輯真是層次太高。有了日本人的支持，腰杆兒鐵硬的蕭振瀛拋出了條件，改組軍委會北平分會，由宋哲元出任委員長。

原先日本人要攆走于學忠那就攆走，現在日本人要留下宋哲元，那麼怎麼辦呢？那只能留下是不是？何應欽自然也是一貫的沒主意，自然照轉、照報，不過呢總是做生意的，討價還價是必不可少的，委員長還了一個價，原先北平分會所轄的“河北、山東、察哈爾、綏遠、熱河和北平、天津、青島”的五省三市是不行的，搞成河北、察哈爾、北平、天津行不行？

綏遠是傅作義的地盤，山東、青島是韓復榘的地盤，熱河是日本人的地盤，都是惹不起的，說是“五省三市”其實沒那個本事搞過來，咱還是來點兒實際的，都是爽快人、辦爽快事，成交！

如此，1935年11月26日國民政府取消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和行政院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12月18日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宋哲元出任委員長兼任河北省主席，秦德純出任北平市長、蕭振瀛出任天津市長、張自忠出任察哈爾省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