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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夜事件發生之後，日軍內部軟硬意見對立。關東軍在8日晨召開會議，認為“蘇聯因內部不團結和乾岔子事件的教訓，估計目前北方是安全的，所以趁此時機應對冀察給予一擊。”

“乾岔子事件”是指此前一個星期，關東軍在黑龍江上的千岔子島擊沉、擊傷蘇聯各一艘炮艇，而蘇聯乖乖撤兵，蘇聯政府還正式承認千岔子島屬於“滿洲國”。

關東軍在會議之後向參謀本部報告，“鑑於華北形勢，已以獨立混成第1、第11旅團主力及空軍部隊一部做好立即出動準備。”

8日18時10分，關東軍發布聲明，“因暴戾的第29軍挑釁而在華北引起事端，對此關東軍保持極大的關心和堅定決心，嚴重注視着事件的發展。”

關東軍還派出人員與中國駐屯軍聯繫，“陳述強硬的意見，要求兩軍聯名向中央提出意見。”而中國駐屯軍已經採取“不擴大方針”來解決事件，對關東軍“強硬的意見”予以拒絕。

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大將也向中央報告，“鑑於華北事件的爆發，已以第20師團一部作好隨時出動的準備”，“利用這一事件推行治理中國的雄圖。”

外務省於8日晨也召開會議，確定“事件不擴大、局部就地解決的方針”。午後的內閣會議也決定“事件不擴大、就地解決的方針。”並向陸、海、外各派出機構發出訓令。

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石原莞爾認為，“目前我國正專心致志完成滿洲建設和對蘇戰備以鞏固國防，不要因插手中國而弄得支離破碎。”由於參謀次長金井清中將生病，石原莞爾直接向閒院宮總長說明“不擴大、就地解決”的方針，並請示裁決以確定參謀本部的工作方針。

參謀本部於7月8日18時42分發出“臨命第400號指示”，指示只有一句話，“為了防止事件擴大，要避免進一步使用武力。”

陸軍部反對“不擴大”方針，8日深夜，陸相杉山元大將，也就是叫囂“三個月滅亡中國”的那位戰爭瘋子，命令京都以西各師團原定於10日復員的兩年兵暫停復員，等於增加了4萬兵力。

海軍的態度是，加強警備，以備事件擴大，禁止任意行動，同時準備好機動兵力，以應付對華緊急出兵。海軍的意思也就是陸軍不鬧事兒俺也絕對不鬧事兒，你要是鬧事兒、那俺就只好陪着一起鬧。

8日參謀本部第三課作戰班起草了《處理華北時局要領》，“其主旨為力求限定於平津一帶，陸軍對華中、華南執行不出兵原則。”8日整夜，參謀本部第三課作戰班對事件擴大做了推演，9日晨完成《處理華北時局要領》，維持原案，僅對草稿做了幾處字句修改，其方針是“力求事件限定於平津地區，迅速確保該地區，求其安定。”在兵力準備上，以關東軍兩個獨立混成旅團、朝鮮軍4個步兵大隊及空軍一部等，來“對付在華北的第29軍和中央軍北上時我所需的兵力，後方不要過於向前推進，不要從永定河、白河一線向更遠的地方前進。”

9日11時召開四相會議，決議“堅持不擴大方針”，但要求“中國軍隊撤退、處罰事件負責人、中國方面道歉，以及今後的保證。”這意味着日本政府已經對現階段的“盧溝橋事件”做出了最高決議，其中先決的“中國軍隊撤退”已經完成，剩下的就是一些行政程序了。

9日夜，參謀次長將這四條要求發給中國駐屯軍參謀長，由現地部隊具體實施。雖然最高層已經定下了基調，但是陸軍內部還是吵成一片，例如“處罰事件負責人”，各種意見都有，從營長金振中到軍長宋哲元，都有人要求撤職的。

10日，中國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和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一同會見第29軍代表第38師師長張自忠，依據參謀本部的命令向第29軍提出四條要求，

“一、第29軍代表向日本軍表示道歉，並聲明負責防止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二、對肇事者給予處分；

三、盧溝橋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駐紮中國軍隊；

四、鑑於此次事件處於藍衣社、共產黨及其他抗日團體的指導，今後必須對此作出徹底取締辦法。”

對於要求的具體落實，日方也提出了具體辦法，“對以上要求向日軍提出書面承認，對第四項的具體事項作出說明即可。日、華兩軍即各回原駐地，但在盧溝橋附近須按我方要求進行。”

 “中方對此要求，除沒有接受撤兵外，其餘都接受了。”盧溝橋的雙方駐兵現狀是日軍在一文字山，也就是沙崗一帶；中國軍隊全部在永定河右岸，守備盧溝石橋的西首；宛平城由冀北保安隊300人承擔“保安”。日軍現在要求“盧溝橋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駐紮中國軍隊”，也就是讓中國軍隊遠離宛平城，這等於開放盧溝鐵橋，這似乎是個問題，但其實並不是一個問題，因為盧溝鐵橋開不開放本身不具有任何軍事意義，因為無論在哪裡切斷鐵路線、效果都是一樣的。

張自忠始終不答應“撤兵”這個條件，意圖維持現狀，也就是維持《秦德純、松井停戰協議》。雖然這個條件沒有談成，但是會談氣氛極其良好，以至於橋本群和松井都認為這個要求最終會達成的，也就是整個四條要求的解決方案最遲今晚就會落實，於是向國內匯報，參謀本部依此報告解除了關東軍緊急派兵的準備。

中國駐屯軍對就地解決“事件”前景樂觀，但是第29軍卻有動作，10日第37師何基灃第110旅從駐地西苑移動到八寶山，其中一部進入衙門口，此地距離盧溝鐵橋僅有4里地。而北平城從早晨起“警戒特嚴”，其實在昨夜就開始了。從天津駐地趕到北平的中國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看到“北平城門以及城內都由中國方面嚴加警戒。”今井武夫回憶道，“我想前往會見參謀長，夜10點多冒傾盆大雨乘汽車向參謀長住處出發。一路上每隔數十米就有一個崗哨，我被在黑夜裡放哨的中國兵單反五次三番五次截住，刺刀逼在胸前嚴加盤問，終於未能到達目的地。”

雖然日方如此要求其目的是將兩軍隔離儘量遠一些，製造一個真空地帶最好，而且宛平城又不在鐵路線上，其實自打1898年建成鐵橋之後，宛平城就已經失去軍事意義，即便連經濟價值也一落千丈，城內原本繁華的商業早已凋零。

雖然宛平城基本失去軍事意義，但是這是一塊國土，這次相讓可以帶來“和平相處”，但是一讓再讓已經到此地步、還要讓到何時？話雖說如此，可是第29軍對抵抗日軍也並不統一。

第29軍原本是1930年“蔣馮閻大戰”西北軍失敗之後，幾路殘部被張學良收編為東北邊防第3軍，後改為第29軍。其實張學良也沒本事把第29軍化為己有，給了50萬安置費也就再也不管了。

當時這些殘部當中以張自忠實力最強，張學良當時有意讓張自忠當軍長，但是張自忠資歷比不了宋哲元，張自忠在石敬亭的勸說下讓出軍長一職，這樣等於宋哲元欠了張自忠一個大大的人情，在指揮第38師上自然不能隨心所欲。

馮治安是西北軍的後起之秀，被稱為西北軍的“後五虎將”之一。第29軍成軍之時，馮治安與宋哲元都是“光杆”加入，而且此時的馮治安為人敦厚、與人無爭，資歷與宋哲元相差甚遠，所以第29軍只有第37師才是宋哲元的部隊。至於後編成的第132師，實力較差，還不能與第37、第38師相提並論。

劉汝明是在東北邊防第3軍編成之後加入，為暫編第2師，後為第143師。劉汝明為西北軍“十三太保”之一，資歷不是馮治安、張自忠所能比擬的，而且與宋哲元的關係也完全沒有像馮治安、張自忠一樣近。1936年，第143師負責察哈爾防務，等於半脫離了第29軍。

秦德純原本是吳佩孚第24師師長，1927年北伐軍攻克武漢之後投奔馮玉祥。秦德純為人練達，而且在西北軍錯綜複雜的關係網中比較超然，所以被馮玉祥依為重要助手，處理軍中各種矛盾，第29軍成軍時擔任副軍長也是非常合適的人選。

第29軍移防平津河北之後，軍權行政一把抓，宋哲元是總頭目，馮治安任河北省主席，張自忠任天津市長。不過宋哲元無法將整個第29軍徹底理順，於是造成整個系統比較混亂。第37師負責北平防務，師部設在保定，也就是河北省府所在地；第38師負責天津防務，師部卻設在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