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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北平特务机关得到宛平再次爆发冲突的消息已经是过了午夜，因为宵禁、冀察委员会特调拨给一辆车，松井机关长和今井武夫乘车冒雨直奔张自忠家。张自忠正患肠炎、卧病在床，还是坚持不撤兵。

二人回到机关之后再做一次努力，将现在提出的要求整理成书面文件，将北平市政府的翻译卢南生叫来，让他转交秦德纯，要求得到最高权力的最后答复。凌晨5点，秦德纯打来电话，“即使对其他条件让步的话，唯独对中国军队撤出卢沟桥一项，绝对不同意。”

这就意味着撕毁协定开战了，松井二人将此答复交给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桥本群决定立刻回到天津指挥位置。

今井武夫向桥本群提出由他再做努力尝试打破僵局，桥本群自然也就答应。今井武夫立刻去找冀察外交会主任委员贾德耀。贾德耀在1926年曾任过两个月的国务总理，人脉广泛，又是宋哲元的亲家，今井武夫请贾德耀出面斡旋，但贾德耀表示无能为力，于是今井武夫又去找冀察政务委员齐燮元。

齐燮元现在是“亲日派”，日军占据平津之后投靠日本，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治安总署督办、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战后被逮捕，齐燮元在法庭上说，“汪精卫、蒋介石才是汉奸，一个听日本人的、一个听美国人，我与日本人合作也是迫不得已，是为了保护华北地区老百姓，为何定罪汉奸于我？”歪理也是有一些道理滴，1946年齐燮元在南京被处决。

齐燮元

11点30分，今井武夫赶到齐燮元府邸，齐燮元针对今井武夫提出撤兵的要求反问，“中国军队撤出卢沟桥让日军去占领，冀察政权岂非丧失了立场？”

今井武夫明白了中方的担心，于是主动提出，“万一中国方面答应日军的要求，日军情愿主动在签字的同时从卢沟桥周围撤退。”

这一点是今井武夫擅自提出的，原本日方条件是“在卢沟桥附近须按我方要求进行。”而现在变成了“签字的同时”日军“从卢沟桥周围撤退”，这样充分展示了日方希望宛平城一带为半“非武装区”的意愿。

齐燮元立刻领会了今井武夫这个意图，“马上表示同意，‘相信武官的人格，全部承认日军的要求。’”

情况紧急，齐燮元抓起纸笔亲自写下三条“协议”，一是处理事件部队官长，二是中方军队撤出宛平城，只留下保安队维持治安，三是日后彻底取缔蓝衣社、共产党等。

齐燮元写完、签字，今井武夫抓过来匆匆一看就约定下午三点正式签字，于是立刻赶回特务机关向驻屯军桥本参谋长汇报，可是桥本群已经离开回转天津准备开战，今井武夫于是又赶往南苑机场去追。

今井武夫赶到机场时，飞机的螺旋桨已经开始转动，今井武夫喊住了正要登机的参谋长，呈上协议并且作了汇报。

听了今井武夫的解释之后，桥本群对这份协议感到满意，并对正式签字程序作了指示，随即登机离去。

很明显，昨夜的铁路桥战斗规模不大，不存在第29军大刀队砍杀一个日军中队的情况。在这次小的战斗中，应该说日军并不吃亏，要不然不用这么费劲是不是？直接打就好了。不过今井武夫的记述是日军“伤亡很重”，不过今井武夫这么讲很可能是要为自己贴金——日军战史并未提及这一战斗，因为双方在昨天白天都已经撤离了永定河，日方在铁路桥、龙王庙没有驻兵，所以讲第219营占领铁路桥、龙王庙完全就是单方面行动，应该是没有发生战斗，真正的战斗应该是日军发现第29军反悔占领了铁路桥、龙王庙这才发动反击，将龙王庙、东辛庄夺取，但是保持克制，并没有向铁路桥再发动进攻，所以说，在铁路桥砍翻日军一个中队的神话，是不存在的。

虽然这次战斗规模不大，但是性质是严重的，因为是在双方喝了香槟酒之后发生的，这完全就是要把事情搞大的意图，7月10日晚的这场“反击”铁桥的战斗才是“卢沟桥事变”真正发端。

7月11日下午两点多一点，今井武夫从南苑机场回到北平特务机关，天津驻屯军司令部专线电话正在等待今井武夫。天津驻屯军司令部与北平特务机关有两条电话专线，而现在这两条电话都是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在等今井武夫。果不其然，7月10日晚的情况传回国内，形势就完全反过来了！7月11日东京内阁会议已经决定调动国内三个师团及关东军、朝鲜军各一部进入华北，借此机会彻底解决中国问题，所有谈判一律停止，“如已达成的协议，也予以撕毁。”

“我被这种强硬的语言所惊愕，插问一句话也被严厉地拒绝，就放下了电话。”

虽然是内阁决定，而且原先被压制的强硬派立刻抬头，但是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和今井武夫还是商议坚持“不扩大”方针。今井武夫立刻给天津驻屯军桥本参谋长挂电话，“重新确定了不改变签订协议的决心。”

不过由于情况突然变化，原定下午3点的签约时间只好几次推迟，直到下午6点，日方人员赶到张允荣住宅双方开始形成文字，晚8点，松井太久郎和张自忠完成签字，协议内容和中午齐燮元手写的一样，个别地方做了细化。而日军在卢沟桥附近的兵力，在12日中午1点半时接到签订协议的报告之后，仅留小部分兵力保持原地，主力开始撤回丰台。

 松井太久郎和今井武夫违抗内阁命令，独断推进与第29军谈判并且签订协议，并不是说二位是和平主义分子，而是反映出日军内部对“解决中国问题”方向的分歧，也就是此时“解决中国问题”是否影响对苏作战的分歧。不过无论如何，推迟爆发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是对第29军有利的，对国民政府也是有利的。不过这份协议已经完全没了实施的可能，而且已经成了日军准备兵力而利用的烟雾弹。

7月11日下午两点多，天津驻屯军司令部情报参谋寺田盛寿少佐给今井武夫打电话通报内阁决定时打了埋伏。7月11日11点半到2点五相在首相官邸开会的决定一个是派兵，再一个是“彻底遵循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当达到使中国方面道歉和提出今后保证的指定目的时，当然就迅速中止。”所以讲，寺田盛寿少佐通知今井武夫停止谈判、撕毁协定的说法并不是内阁会议的决定，而是他自己的私货，也是日军内部强硬派的一种态度。

但是内阁会议决定派兵而又坚持“彻底遵循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本质上是矛盾的，这完全是陆相杉山元的花招。会议上海相米内光政对此就提出疑问，第一，“派兵就等于全面战争，首相、外相同意这一说法”；第二，1933年“上海事件”动员了第14师团，到最后并没有使用，“质问动员后没有必要派兵时怎么办？” 陆相“傻瓜元”立刻暴露，“不会有那样的事。”

这次内阁会议形成“派兵”、“动员”、“不扩大”的决议纯属遮人耳目，其本质就是要发动战争。在接到昨晚中国军队攻击的报告之后，日本陆军就立刻开始了积极行动，7月11日早4时半，时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香月清司接到“亲补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之令，以代替重病卧床的田代皖一郎，这说明日本陆军在此次内阁会议前已经下定决心准备侵华战争了，而“亲补”意思是天皇批准，如此也不能说7个小时后内阁11点半开会时不知道这个情况。

8时半，参谋总长闲院官载仁亲王召见香月清司下达指示，“确保由渤海湾至北平间的交通线，并保护以上地区之日本侨民”，为此“阁下应对陆续增加之部队统一进行指挥。”内阁会议是11点半召开、14点结束，而在8点半参谋总长就已经明确通知香月清司开始派兵了。

侵华战争已经开始发动，18时24分日本政府发布“派兵”华北声明，这个时间在中国是17时24分，也就是日方人员准备赶赴张允荣宅邸准备协议文字的时候。21时40分，参谋总长闲院官载仁亲王下达紧急动员令，而此时中国时间是20时40分，松井太久郎和张自忠刚刚完成签字。

日军参谋本部通知香月清司，“运送国内动员之部队，自动员结束之日起约需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份刚刚签订的“停战协议”成了日军调集军队最好的掩饰、拖延工具。

7月12日11时3O分左右，香月清司抵津，14时接任驻屯军司令官，15时下令，“(驻屯)军随着增援的兵力到来，逐渐整备好态势，作好全面对华作战准备。”

香月清司在《7月13日的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提出，“(驻屯)军将第一次所增加的兵力(包括第2O师团)合并使用，必要时一举歼灭第29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