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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夜，宋哲元总算从山东老窝里出来了抵达天津，其实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宋哲元召集北平等人到天津会商，同时委托张自忠向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表示，“哲元从现在起留在天津，愿遵从军司令官的一切指导。”

宋哲元留在天津等于半抵押给了日军，这个表态也就是人质该有的态度哈。

6月21日，蒋介石在庐山决定第29军要“国军化”，河北省银行券停止发行并兑换成法币，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呢？而宋哲元等人为维护自身利益，竟然要主动挑起与日军的争端，以此期望打消这个会议决定，结果根本控制不住形势。13日夜，宋哲元向日方表示，“对日绝对不抵抗，对南京抗争。”这等于为了自身的利益宋哲元愿意当汉奸。14日北平解除戒严，释放所逮捕的日人，宣布学生再参加运动则视为共产党，随即北平形势大为缓和，但是“10日以来，不明射击每晚都有，尤其是接近天明的时候。”

“接近天明的时候”放枪是最好的挑事儿时机，如果挑起事端，正好天亮了开打。不过7月11日协议达成之后，中日双方的军队都不会再放枪挑事儿了。至于国民党的蓝衣社，也不会违背中央意志在华北制造事端。

可能性比较大的一个是日军的天津特务机关，那位“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少佐……满脸通红点头承认……7月11日达成停战协定后，他又多次唆使部下趁夜在中日两军之间鸣放鞭炮，企图激化冲突，扩大战火。”

“放鞭炮”的事情在14日的《北平特务机关业务日志》中也有记录，但是“放鞭炮”就是“放鞭炮”，毫无专业精神可言。

现在的情况表面看是正在向“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这是想搞战争的势力所不愿见到的。日军内部强硬派当然想侵吞华北，现在内阁已经决定派兵，局势正在发展，并无必要再去冒险挑事，最主要即便是日军内部强硬派要挑事，也绝不会每天凌晨爬起来放几枪就拉倒，而是会去组织力量搞一次像样一点儿的军事行动、是不是？

还有一个急切想挑发中日战争的势力是共产党。虽说“西安事变”之后陕北战事停止，但是红军兵少地穷，处于国军包围之中而且和苏联也联系不上，可以说毫无发展前景，如果这样不死不活拖下去的话，解放全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把红旗插满全球就更谈不到了。如果此时中日发生战争，红军自然可以向外发展，机会才是大大滴。

张克侠在《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9辑有一篇回忆，《在西北军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经历》，“我在1929年就入了党。1937年4月，肖明同志要我对日积极作战，以攻为守。解放后，刘少奇同志让王世英找我，要我交还这个指示档的原件。”

张克侠

1937年“肖明同志”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华北特委组织部长，而其时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王世英”时任北方局情报部部长，1949年后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

王世英

张克侠解放后任第33军军长、淞沪警备区参谋长，1954年任林业部副部长。张克侠在文中并未说明“王世英”是何时找他讨还原件的，不过“王世英”为山西副省长，无论是和第33军军长还是林业部副部长都不搭界，刘少奇还是指示当年的部下情报部部长讨要原件，可见此“指示档的原件”的重要。不过这份“指示档的原件”，张克侠在“撤出北平时已经烧毁了”。

当时张克侠并不知道“对日积极作战，以攻为守”的指示是谁做出的，也不能问，只管执行好了。不过“解放后，刘少奇同志让王世英找我，要我交还这个指示档的原件。”张克侠“估计当时批示同意作战计划的党的领导同志，很可能就是当时北方局的书记刘少奇同志。”

张克侠所说的“对日积极作战，以攻为守”颇有可商议之处。“对日积极作战，以攻为守”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指示，或者只能说是一个精神，这样一个精神性的指示为何还要费尽周折去找来交还？找来交还就是不想让人知道，这样一个“抗日”的指示精神为什么不想让人知道？“抗日”的指示精神当然不怕让人知道，所以这个必须要找来交还的指示肯定不是张克侠所说的“对日积极作战，以攻为守”这么模糊是不是？应该是有具体工作的指导，不过具体是什么，现在谁也不知道了，只能大家瞎猜了。至于怎么瞎猜，倒是有迹可循——“估计当时批示同意作战计划的党的领导同志”——这是一个所谓的“作战计划”，也就是军事行动，不过这也太宽泛了，张克侠的本意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具体情况，这也是回忆录的惯用把戏——问题是一个人的“作战计划”能是什么样的军事行动呢？嘿嘿，嘿嘿，不过无论如何，军事行动总是要动枪的、不是放鞭炮的是不是？

不过“刘少奇同志”做指示也没有用，张克侠当时是第29军付参谋长，手中并无兵权，而后来和张克侠一同起义的何基沣到1939年1月经南方局的赖亚力介绍才入党的，而张克侠属于北方局领导，应该说“七七事变”时，张克侠根本不可能与第110旅旅长何基沣通气。

至于7月7日夜的枪声，作为第29军军付参谋长的张克侠应该是能及时了解到各种情况的——

7月7日夜10点40分，演习日军第8中队听到背后的枪声，随即停止演习集中部队，发现少了一名士兵，于是中队长清水节郎派传令兵步行约8里地回丰台大队部报告情况。

第3大队长一木清直接到传令兵报告后立刻向北平旅团部报告，此时是午夜12点，随即率队增援宛平。

在北平旅团部代行职务的第1联队长牟田口向北平特务机关通报情况，时间应当是午夜稍后，而时任驻北平大使馆陆军武官辅佐官的今井武夫就住在旅团部的隔壁，接到电话之后“大为震惊，急忙穿上军装跑到隔壁的联队本部，已是午夜1时左右。”

第29军代行军长职务的秦德纯也作出反应，午夜2时，宛平县长王冷斋、外交委员林耕宇来到联队本部，日方对二人身份产生犹疑，最终于午夜3时由联队付森田彻中佐会同中方二位代表赶赴宛平。

“调查小组”出发不久，联队长即接到宛平第3大队大队长的报告，声称3点25分龙王庙方向又有三声枪声。联队长牟田口“经过认真考虑之后确定，中国军第二次开枪，纯属敌对行为命令可开始战斗。时间为4时20分。”

第3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在丰台领受联队长战斗命令之后向宛平折返，而“调查小组”也已赶到宛平，联队付森田彻中佐已经终止部队的战斗准备，虽然第3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汇报了联队长的命令，森田彻还是决定停止战斗，让“调查小组”展开工作，于是第3大队开始早饭。

5时，龙王庙方向又有射击，于是第3大队展开战斗，15分钟消灭龙王庙守军并跨过铁桥进占永定河右岸，随即停止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