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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无论如何日军是退回去了，咱们虽然损失很大也得算成胜利，因为以前就算是损失大也丢了地方，而这个胜利的基础就是“先退后进”的战法，当然，委员长是准备退得更远一些，到长沙后面的株洲、浏阳一带。

“先退后进”并不是“防御的战略”，攻势战略也可以“先退后进”，这个“先退后进”就是一个战术问题，和“战略”是守还是攻完全没有关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搞不清楚战略和战术的概念也没有关系，不影响继续当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不影响继续领导抗战。

 委员长在第一次长沙会战胜利的刺激下，下面的第三点还是继续胡说，“……可知敌力已疲，我们进攻的时机已到。本来防御的战略乃是第一期——前期抗战的战略，现在进到第二期——后期的抗战，我们的战略，应该是见到敌人的破绽，见到敌人厌战怕战不敢前进的时候，我们就立刻采取攻势，决然攻击前进。”

委员长认为这次“湘北战胜”就是抗日战争的转折点。去年的南岳军事会上委员长就愣把抗战划分成了两个时期，现在正好找到了一个折断的契机，“所以我们今后的战略运用和官兵心理，一定要彻底转变过来，要开始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

日军此次“江南作战”动用兵力只有2个半师团5万人，而此时驻华总兵力为85万。况且冈村宁次用兵错误，5万人还要分相隔400里的两路进攻，说是主攻、辅攻，其实完全割裂，在实战中完全是两个战场，根本不能呼应。两路日军都算是孤军深入，预备击破国军重兵集团、企图占领坚城，当然日军说是最后要“恢复大概原来态势”，其实心里当然想要占领长沙。每路进攻深入的日军只有2万多人，自然遭到国军围攻，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委员长把这样的一个很勉强的小规模战役胜利当作抗战的转折点，很明显这是一个错误的战略判断。在此错误的战略判断指导下，在“湘北战胜”的尾声期、10月10日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就抛出了《国军冬季攻势作战计划》，委员长命令在1939年11月26日至1940年4月1日期间发动“冬季攻势”，其战线为北起包头，南迄北海，参战战区为第1、2、3、4、5、8、9及冀察战区和鲁苏战区。第6、第7战区在1938年1月已经撤销，所以此次“冬季攻势”包括了所有战区，是结结实实不打折扣的“战略反攻”。

当然了，主次还是要分一下的，要不然就太不像个作战计划了不是？第2、3、5战区主攻，第1、4、8、9等战区辅攻，作战目的是，“不特应阻止敌军继续西进，并须压迫敌军向东撤退。”

很明显这个作战目的就是错的，还是要占地盘，没有歼灭有生力量的目标。难道是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的将领、高参们不懂这个道理？当然不是，而是要必须根据领导的意图制定作战计划。现在委员长要搞战略反攻“决然攻击前进”，那只好大伙就一哄而上向东打，打成什么样就算什么样就行了。

委员长懒得考虑歼灭敌军有生力量的问题，而只要收复失地，为此给各战区下达克服城市的目标并且明码标价，像武昌、汉口的头等目标也给予头等奖励——100万元，如此这般，委员长就把抗战和奖金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此次‘冬季攻势’，为我军转败为胜的唯一关键，亦即我第二期抗战最后胜利的开始。”

委员长的电令是11月18日发出的，要求各战区于12月上旬开始行动，可是就在委员长“最后胜利的开始”发布号召令的同时，日军却也要发动“桂南战役”了，意图占领南宁切断中国西南补给线。日军发动“桂南战役”的原因也和委员长一样，“这是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这下子中日双方不约而同开始了“最后一战”。

其实日军早有攻占南宁的计划。在1938年10月广州失守之后，中国在西南方向只剩下了两条法属印度支那的海外通路，从越南海防港至河内，由此一条铁路到老街再经国境抵达昆明，再有一条就是到同登换汽车再至南宁。日本政府1937年9月27日就开始与法国政府进行交涉，希望切断这条中国补给线，“结果是白白拖延时间，收不到效果。”

鉴于谈判达不到目的，那就只能动武，1939年4月15日，日本海军首先提出主张，“由于陆军兵力所限，不能向内陆方面进行大规模积极作战，在此情况下，由陆、海军协同尽快占领华南沿海的最大贸易港口汕头。成功之后，即以一个兵团向广西方面挺进占领南宁，以切断敌经法属印度支那方面的海外最大补给交通线路。”

海军的思维比较跳跃，建议陆军从汕头“以一个兵团向广西方面挺进占领南宁”，一路横跨2000里，这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准备死在半路什么地方的问题。不过广州、厦门早已占领，夹在中间的汕头自然没有什么理由放着不管，于是在1939年6月6日日军大本营下达攻占汕头一带要地的命令，6月21日，日军展开行动。

对于此时的汕头，国军也没有什么军事上的打算，守军也就是广东省保安团第5团，即便如此，广东省保安团第5团也奋起抵抗，第3营营长李平牺牲，28日汕头沦陷。

但是占领汕头之后“即以一个兵团向广西方面挺进占领南宁”那是不可能的，况且现在的方向是准备对苏作战，正在缩减在华兵力，所以陆军对2000里外的南宁毫无兴趣，即便是地图也都懒得去看一眼。

1939年8月20日苏军在诺门坎对日军发动总攻，日军第23师团几乎全灭，其实苏军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此战苏军战车7比1，火炮6比1，兵力3比1的优势，伤亡竟然比日军更大。苏军投入坦克524辆、损失280多辆，投入装甲车385辆、损失90辆，投入飞机500架、损失207架，消耗作战物资80000吨，其中炮弹、炸弹消耗31000吨，弹药消耗几乎相当于中国八年抗战的总消耗量，这样才击败了一个“三流边境守备师团”，而日军弹药消耗仅仅只有2000吨。

8月29日，日军大本营决定从关内战场调集驻青岛之第5师团，驻河南开封、新乡之第14师团，野战重炮兵第9、第10联队，速射炮9个中队，16个野战高炮队，1个飞行战队，22个汽车中队向诺门坎集中，以期与苏军再战。

而关东军已经集中了第2师团10000人、第4师团9800人、第7师团8000人、高炮部队和国境守备队主力准备发动反攻，但是德国突然入侵波兰，整个世界形势大变，日军大本营受此影响决心动摇，在攻势发起前的9月3日阻止了关东军的反攻。

9月9日，日本驻苏大使东乡茂德向苏联提出诺门坎停战要求。9月15日，日本驻苏大使东乡茂德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签订停战协定，双方于9月16日凌晨2时停止一切实际军事行动。其实诺门坎一战苏军后勤能力已经到达了极限，西伯利亚铁路与博尔集亚-桑贝斯铁路满负荷运行了2个月来维持这场战斗。如果关东军在9月初以3万多部队发动反击，朱可夫10万人的第1集团军未必就能扛得住，如果关内第5师团、第14师团这两个第一流的师团也跟进加入战斗，朱可夫在诺门坎必败。

日军大本营只看到了自己第23师团的惨状、却没有看到苏军的窘迫，于是就放弃了所谓的“北进”政策，返回头来又想彻底解决中国问题，这样南宁作战又被重提。

放弃“北进”政策是由于感到苏联惹不起，惹不起就要做抗揍的准备，这就要在中国东北多做战略储备，所以这和在华用兵又发生矛盾，日军内部对此也是争论激烈，最后还是说大话的有理，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富永恭次叫嚣，“这是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在此高调胡话的诱导下，日军大本营决定将原先准备对苏作战的第5师团从东北转到广西。

这个说胡话的富永恭次因为步步紧跟东条英机，这样就得了一个外号叫做“东条的裤腰带”。1944 年6月东条倒台英机后，富永恭次被赶出中央，卸任陆军次官改任第4航空军司令官。

第4航空军驻在菲律宾，现在对抗美军，实在是没什么办法。富永恭次就把海军“发明”的自杀式的“特攻”学了过来。富永恭次每次还都手握军刀，军姿壮硕为“特攻队”送行，说你们全走了本官最后也去。到最后第4航空军全部特攻都栽进了太平洋喂了鱼，富永恭次就找医生开了一张“胃溃疡”的证明逃到台湾。

“东条的裤腰带”眼睛自然是从来向上看的，人缘自然不好，这下子大家找到借口了，让他转入预备役。可是一转念不对啊，转入预备役岂不是更死不了了？还得让他去死，于是喊回来让他出任第139师团师团长，结果让苏军抓到西伯利亚去关了11年。

富永恭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