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不過無論如何日軍是退回去了，咱們雖然損失很大也得算成勝利，因為以前就算是損失大也丟了地方，而這個勝利的基礎就是“先退後進”的戰法，當然，委員長是準備退得更遠一些，到長沙後面的株洲、瀏陽一帶。

“先退後進”並不是“防禦的戰略”，攻勢戰略也可以“先退後進”，這個“先退後進”就是一個戰術問題，和“戰略”是守還是攻完全沒有關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搞不清楚戰略和戰術的概念也沒有關係，不影響繼續當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不影響繼續領導抗戰。

 委員長在第一次長沙會戰勝利的刺激下，下面的第三點還是繼續胡說，“……可知敵力已疲，我們進攻的時機已到。本來防禦的戰略乃是第一期——前期抗戰的戰略，現在進到第二期——後期的抗戰，我們的戰略，應該是見到敵人的破綻，見到敵人厭戰怕戰不敢前進的時候，我們就立刻採取攻勢，決然攻擊前進。”

委員長認為這次“湘北戰勝”就是抗日戰爭的轉折點。去年的南嶽軍事會上委員長就愣把抗戰劃分成了兩個時期，現在正好找到了一個折斷的契機，“所以我們今後的戰略運用和官兵心理，一定要徹底轉變過來，要開始反守為攻，轉靜為動，積極採取攻勢。”

日軍此次“江南作戰”動用兵力只有2個半師團5萬人，而此時駐華總兵力為85萬。況且岡村寧次用兵錯誤，5萬人還要分相隔400里的兩路進攻，說是主攻、輔攻，其實完全割裂，在實戰中完全是兩個戰場，根本不能呼應。兩路日軍都算是孤軍深入，預備擊破國軍重兵集團、企圖占領堅城，當然日軍說是最後要“恢復大概原來態勢”，其實心裡當然想要占領長沙。每路進攻深入的日軍只有2萬多人，自然遭到國軍圍攻，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委員長把這樣的一個很勉強的小規模戰役勝利當作抗戰的轉折點，很明顯這是一個錯誤的戰略判斷。在此錯誤的戰略判斷指導下，在“湘北戰勝”的尾聲期、10月10日軍事委員會軍令部就拋出了《國軍冬季攻勢作戰計劃》，委員長命令在1939年11月26日至1940年4月1日期間發動“冬季攻勢”，其戰線為北起包頭，南迄北海，參戰戰區為第1、2、3、4、5、8、9及冀察戰區和魯蘇戰區。第6、第7戰區在1938年1月已經撤銷，所以此次“冬季攻勢”包括了所有戰區，是結結實實不打折扣的“戰略反攻”。

當然了，主次還是要分一下的，要不然就太不像個作戰計劃了不是？第2、3、5戰區主攻，第1、4、8、9等戰區輔攻，作戰目的是，“不特應阻止敵軍繼續西進，並須壓迫敵軍向東撤退。”

很明顯這個作戰目的就是錯的，還是要占地盤，沒有殲滅有生力量的目標。難道是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的將領、高參們不懂這個道理？當然不是，而是要必須根據領導的意圖制定作戰計劃。現在委員長要搞戰略反攻“決然攻擊前進”，那只好大夥就一哄而上向東打，打成什麼樣就算什麼樣就行了。

委員長懶得考慮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的問題，而只要收復失地，為此給各戰區下達克服城市的目標並且明碼標價，像武昌、漢口的頭等目標也給予頭等獎勵——100萬元，如此這般，委員長就把抗戰和獎金有機地結合起來了——“此次‘冬季攻勢’，為我軍轉敗為勝的唯一關鍵，亦即我第二期抗戰最後勝利的開始。”

委員長的電令是11月18日發出的，要求各戰區於12月上旬開始行動，可是就在委員長“最後勝利的開始”發布號召令的同時，日軍卻也要發動“桂南戰役”了，意圖占領南寧切斷中國西南補給線。日軍發動“桂南戰役”的原因也和委員長一樣，“這是中國事變的最後一戰！”這下子中日雙方不約而同開始了“最後一戰”。

其實日軍早有攻占南寧的計劃。在1938年10月廣州失守之後，中國在西南方向只剩下了兩條法屬印度支那的海外通路，從越南海防港至河內，由此一條鐵路到老街再經國境抵達昆明，再有一條就是到同登換汽車再至南寧。日本政府1937年9月27日就開始與法國政府進行交涉，希望切斷這條中國補給線，“結果是白白拖延時間，收不到效果。”

鑑於談判達不到目的，那就只能動武，1939年4月15日，日本海軍首先提出主張，“由於陸軍兵力所限，不能向內陸方面進行大規模積極作戰，在此情況下，由陸、海軍協同儘快占領華南沿海的最大貿易港口汕頭。成功之後，即以一個兵團向廣西方面挺進占領南寧，以切斷敵經法屬印度支那方面的海外最大補給交通線路。”

海軍的思維比較跳躍，建議陸軍從汕頭“以一個兵團向廣西方面挺進占領南寧”，一路橫跨2000里，這不是可不可能的問題，而是準備死在半路什麼地方的問題。不過廣州、廈門早已占領，夾在中間的汕頭自然沒有什麼理由放着不管，於是在1939年6月6日日軍大本營下達攻占汕頭一帶要地的命令，6月21日，日軍展開行動。

對於此時的汕頭，國軍也沒有什麼軍事上的打算，守軍也就是廣東省保安團第5團，即便如此，廣東省保安團第5團也奮起抵抗，第3營營長李平犧牲，28日汕頭淪陷。

但是占領汕頭之後“即以一個兵團向廣西方面挺進占領南寧”那是不可能的，況且現在的方向是準備對蘇作戰，正在縮減在華兵力，所以陸軍對2000里外的南寧毫無興趣，即便是地圖也都懶得去看一眼。

1939年8月20日蘇軍在諾門坎對日軍發動總攻，日軍第23師團幾乎全滅，其實蘇軍也沒有好到哪裡去，此戰蘇軍戰車7比1，火炮6比1，兵力3比1的優勢，傷亡竟然比日軍更大。蘇軍投入坦克524輛、損失280多輛，投入裝甲車385輛、損失90輛，投入飛機500架、損失207架，消耗作戰物資80000噸，其中炮彈、炸彈消耗31000噸，彈藥消耗幾乎相當於中國八年抗戰的總消耗量，這樣才擊敗了一個“三流邊境守備師團”，而日軍彈藥消耗僅僅只有2000噸。

8月29日，日軍大本營決定從關內戰場調集駐青島之第5師團，駐河南開封、新鄉之第14師團，野戰重炮兵第9、第10聯隊，速射炮9個中隊，16個野戰高炮隊，1個飛行戰隊，22個汽車中隊向諾門坎集中，以期與蘇軍再戰。

而關東軍已經集中了第2師團10000人、第4師團9800人、第7師團8000人、高炮部隊和國境守備隊主力準備發動反攻，但是德國突然入侵波蘭，整個世界形勢大變，日軍大本營受此影響決心動搖，在攻勢發起前的9月3日阻止了關東軍的反攻。

9月9日，日本駐蘇大使東鄉茂德向蘇聯提出諾門坎停戰要求。9月15日，日本駐蘇大使東鄉茂德與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簽訂停戰協定，雙方於9月16日凌晨2時停止一切實際軍事行動。其實諾門坎一戰蘇軍後勤能力已經到達了極限，西伯利亞鐵路與博爾集亞-桑貝斯鐵路滿負荷運行了2個月來維持這場戰鬥。如果關東軍在9月初以3萬多部隊發動反擊，朱可夫10萬人的第1集團軍未必就能扛得住，如果關內第5師團、第14師團這兩個第一流的師團也跟進加入戰鬥，朱可夫在諾門坎必敗。

日軍大本營只看到了自己第23師團的慘狀、卻沒有看到蘇軍的窘迫，於是就放棄了所謂的“北進”政策，返回頭來又想徹底解決中國問題，這樣南寧作戰又被重提。

放棄“北進”政策是由於感到蘇聯惹不起，惹不起就要做抗揍的準備，這就要在中國東北多做戰略儲備，所以這和在華用兵又發生矛盾，日軍內部對此也是爭論激烈，最後還是說大話的有理，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富永恭次叫囂，“這是中國事變的最後一戰！”在此高調胡話的誘導下，日軍大本營決定將原先準備對蘇作戰的第5師團從東北轉到廣西。

這個說胡話的富永恭次因為步步緊跟東條英機，這樣就得了一個外號叫做“東條的褲腰帶”。1944 年6月東條倒台英機後，富永恭次被趕出中央，卸任陸軍次官改任第4航空軍司令官。

第4航空軍駐在菲律賓，現在對抗美軍，實在是沒什麼辦法。富永恭次就把海軍“發明”的自殺式的“特攻”學了過來。富永恭次每次還都手握軍刀，軍姿壯碩為“特攻隊”送行，說你們全走了本官最後也去。到最後第4航空軍全部特攻都栽進了太平洋餵了魚，富永恭次就找醫生開了一張“胃潰瘍”的證明逃到台灣。

“東條的褲腰帶”眼睛自然是從來向上看的，人緣自然不好，這下子大家找到藉口了，讓他轉入預備役。可是一轉念不對啊，轉入預備役豈不是更死不了了？還得讓他去死，於是喊回來讓他出任第139師團師團長，結果讓蘇軍抓到西伯利亞去關了11年。

富永恭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