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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長官的說話在能找見根據的時候就擺根據，如果找不到根據那就編根據，反正李長官的說話是有根據的，這次李長官得出這樣的結論也是有根據的，就是張自忠自己寫的這封信。

有意思的是，張自忠這封信真正的樣子和李長官記述的有一些不一樣，當然啦，不一樣只是一點點啦，就那麼一點點而已——

“仰之我弟如晤：

因為戰區全面戰事之關係及本身之責任，均須過河與敵一拼。現已決定於今晚往襄河東岸進發。到河東後，如能與38D、179D取得聯絡，即率該兩部與馬師不顧一切向北進之敵死拼；設若與179D、38D取不上聯絡，即帶馬之三個團，奔着我們最終之目標往北邁進（死）。無論作好作壞，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後公私，均得請我弟負責。由現在起，以後或暫別或永離，不得而知。專此布達。

小兄張自忠手啟

五月六日於快活鋪”

有一處不太一樣的地方，李長官所記述的信裡面沒有出現“38D、179D”部隊的番號，而是代替為“各師”。

——這是個問題嗎？李長官的回憶錄是二十年後寫的，也許就是記不住數字而已嘛。這完全不是記住還是記不住的問題，為什麼這封信的其他文字都一樣呢？基本上可以說是一字不差，難道說李長官在文字上記憶是超級準確的，單單對數字是沒有興趣的？

二十年前別人寫給別人的一封短信，你要是能記憶成基本上一字不差那是不可能的，即便是你自己第一次寫的真情書也不行、是不是？那麼李長官在回憶錄里記述的這封信就是經過查閱抄上去的、是不是？那麼為什麼又不把部隊番號列上去呢？

先看原文，張自忠的信有兩個意思，一個是“過河與敵一拼”，再一個就是要聯繫“38D、179D”。

38D就是第59軍第38師，179D就是第77軍第179師，這兩師人馬是這次河東追擊日軍的主力部隊，這兩支部隊必須要聽從命令、不怕犧牲才有完成這次任務的可能性。6日白天，張自忠命令第179師“由普門寺經青石橋、馬家集向田家集”、第38師由“由豐樂河以北地區，經耗子崗向田家集追截北進之敵”。現在晚上張自忠在信中說，“到河東後，如能與38D、179D取得聯絡，即率該兩部與馬師不顧一切向北進之敵死拼；設若與179D、38D取不上聯絡，即帶馬之三個團，奔着我們最終之目標往北邁進。”張自忠的意思就是說，和“38D、179D”能不能取得聯繫是此次作戰的關鍵。

第38師是張自忠的嫡系起家部隊，取得聯繫那還用說嗎？況且第38師現駐地就在總部東邊20里，這有什麼聯繫不上的？此夜往普門沖給馮治安送這封信還跑了60里呢、是不是？既然第38師不是問題，那張自忠其實就是在說第179師，因為不好明說，那只好把第38師一起說上。張自忠在這封信里擺明了自己的態度，如果第179師沒有到，那自己也要“帶馬之三個團”打下去，說白了也就是張自忠在以死相逼馮治安把第179師派出來。

這次河東追擊日軍，能拿得出手的部隊只有第38師和第179師，第38師自然沒有問題，張自忠擔心的是第77軍第179師。張自忠過河督戰的目的是為了能指揮第179師，但是為了能使第179師全力投入作戰還有另外一個辦法就是馮治安代替張自忠指揮，這樣的話第179師自然就不是問題。李文田很清楚第179師的指揮問題，與會者除剛剛來到的第75軍軍長周罍、第94軍軍長李及蘭之外，其他人都清楚這個情況，所以在會上李文田當場給馮治安打電話，張自忠並未反對——如果張自忠當時反對，那麼馮治安就沒有必要說話、沒有必要擺明自己不想去的態度，是不是？

但是馮治安明確地擺明了自己不想去的態度，這就引起了兩個後果，一個是張自忠親自過河，再一個是張自忠擔心第179師會不會派的出來？

在這個擔心第179師的作用下，張自忠就寫了這封信——不管第179師來不來自己都要過河，你馮治安看着辦吧。這就是張自忠寫這封信的意圖，而且是派人連夜送到馮治安，如果這只是一個“決心書”、“遺書”，實在是沒有專人連夜送到的必要，這樣做完全就是軍情需要。

其實呢，河東還有一支部隊是真正要聯繫的，那就是第59軍第180師。第180師在日軍的攻擊下已經潰敗已經失聯，張自忠渡河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找到第180師，那為什麼不在這封信里說一定要聯繫上第180師呢，因為沒把握。那麼沒聯繫上第180師是不是也要“即帶馬之三個團，奔着我們最終之目標往北邁進”呢？張自忠並沒有這麼想，所以說這封信專指第179師。

再看一個細節，張自忠在這份信中兩次提到第38師、第179師，第一次是說“如能與38D、179D取得聯絡，即率該兩部與馬師不顧一切向北進之敵死拼；”而下面則是“設若與179D、38D取不上聯絡，即帶馬之三個團，奔着我們最終之目標往北邁進。”緊接着的兩句話張自忠為什麼要把“38D、179D”的順序顛倒？第一句話是聯繫上“38D、179D”，這個順序是很正常的，序號小的在前面嘛，而第二句話是說聯繫不上“179D、38D”，顛倒順序就是為了突出重點、就是張自忠用心所在，也就是指“179D”。

張自忠在“奔着我們最終之目標往北邁進”後面加了一個帶括號的“（死）”，這個意圖就再明顯不過了，就是對馮治安以死相逼。張克俠回憶，“……未到荊門前，蔣介石發表了59軍與77軍合併成立第33集團軍，張自忠為總司令，馮治安為副總司令。張與馮雖是拜把兄弟，但矛盾很大，馮不聽張的指揮，對軍隊的作戰造成不利的影響。”此時張自忠為完成作戰任務，竟然如此激烈，實在是令人感嘆。

張自忠、馮治安的惡劣關係也不是什麼秘密，李長官自然心知肚明，二十年後記述這封信，恰恰是把第38師、第179師給抹沒了，其實也就把張自忠這封信的意圖給抹沒了，而轉成了“決心書”、“遺書”，這樣你死不死跟李長官有個半毛錢的關係、是不是？

可以推想，李長官在向唐德剛敘述這段故事時，要求唐德剛去找張自忠的這封信，或者是唐德剛自告奮勇，因為二十年後任誰也記不住原詞。找史（死）料對唐德剛自然是小菜一碟，找來了李長官收下，等唐德剛走了之後，李長官拿起筆來塗塗改改重寫一份，然後再交還給唐德剛，於是唐德剛就傻乎乎地放進書裡了。

現在碰到了戰無不勝的《匝瑜定理》，自然一切暴露——李長官你要是沒問題，那為什麼要改呢？

說點兒無聊的，據說受到排擠，唐德剛於1972年離開哥倫比亞大學，受聘為紐約市立大學教授至1991年退休，期間兼任東亞研究系主任12年。。對於這次的“職業轉移危機”， 唐後來講，全靠了自己的阿Q精神：“哼，他們加在一起再搞十年，也比不上我阿Q一人……奶奶的，老子被兒子開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