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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夜，張自忠遺體運到快活鋪，馮治安及蘇聯顧問、總部官兵痛哭相迎。

馮治安含淚俯身查看張自忠遺體——

張自忠比馮治安年長5歲，但是在西北軍的資歷卻是馮治安更長。馮治安不滿16歲就投身馮玉祥為營中伙夫，然很快竄起，到了28歲就成了馮玉祥衛隊旅旅長，30歲為國民聯軍第5師師長。

張自忠在25歲時才投靠馮玉祥，委以中尉見習官，很快任排長，而此時馮治安是連長了。

1930年蔣馮閻大戰後西北軍被打散，進入山西的西北軍各殘部共約2萬人被張學良收編為東北邊防軍第3軍，其中張自忠所率的第6師尚存5000人，是這支部隊建制最完整也是最大的部隊，所以一開始張學良有意張自忠為軍長，而張自忠為全軍計推宋哲元為軍長，這樣馮治安為第37師師長，張自忠為第38師師長，而劉汝明為暫編第2師師長。

宋哲元雖為軍長，但第29軍也是糾集各部而成、於是眾人定下了一個“規矩”，如果部隊以後有所發展，除開宋哲元是永遠的首腦外，一定按照張自忠、馮治安、趙登禹、劉汝明的順序依次“升官”，決不隨意變更。當然約定是約定，變化是變化，要不然就沒有離婚的啦是不是？特別是第29軍進占冀察京津之後，部隊情況徹底改觀，各方面有了巨大的發展，而宋哲元也越來越忌憚張自忠的威信，從而逐步傾向馮治安。

張自忠第38師駐防天津，很快天津市長蕭振瀛去職而張自忠擔任天津市長。與此同時，宋哲元將自己兼任的河北省主席讓給了馮治安，劉汝明去當了察哈爾省主席。

張自忠對此當然不是很滿意，天津雖然也不錯，但與河北相比還是太小了，按照當初的“約定”，河北省主席應該屬於自己是不是？再有，宋哲元一旦有事外出就讓馮治安代理軍長，這是明顯的“違約”是不是？張自忠與宋哲元、馮治安自然漸生隔閡。

第29軍是因為日方驅逐中央勢力才得以占據平津冀察，日方當然不會讓第29軍比中央勢力做得更好是不是？特別是天津，天津既是日軍中國駐屯軍司令部駐在，也有日本租界，更是華北漢奸政客和下台軍閥的集中之地，政治氣候極其複雜，張自忠周旋於此，既不能強硬也不能軟弱，對日強硬則會引起衝突直接影響第29軍在華北的地位，對日軟弱則出賣國家利益，簡直是左右為難。而在北平的宋哲元本人對此也是毫無辦法，乾脆一走了之，這樣和日本人打交道的張自忠自然成了“親日派”。

而馮治安就單純的多，不需要考慮那麼多，直接擺出抗日的架勢來就萬事大吉了，在第29軍全面整體考慮的程度上，馮治安明顯把問題想得簡單了，最後“盧溝橋事變”本來在張自忠的“斡旋”已經解決，但是馮治安仍不罷手結果終於不可收拾。

這些事情外人不知道，可是宋哲元、張自忠、馮治安三人最清楚。“盧溝橋事變”之後張自忠待罪南京，而宋哲元和馮治安也鬧翻，馮治安棄職離隊差不多半年時間，這裡邊自然有宋哲元對馮治安搞出這樣一個局面不滿意的成分，站在第29軍的角度來看，失去平津就是失去了根基，無論如何都不是好事兒。

不過這些都過去了，4月5日宋哲元病死綿陽，4月7日張自忠與馮治安聯名致電宋夫人，“驚悉明公逝世，緬懷知遇，悲慟莫名”，而現在僅僅1個月，張自忠又陣亡！當年第29軍的“三巨頭”僅剩馮治安一人，馮治安憑棺細看昔日戰友，能不悲痛？

醫療隊將張自忠遺體重新擦洗，着馬褲呢軍服，佩上將領章，穿高筒馬靴，殮入楠木棺材，馮治安率眾人再行祭奠。

5月21日5時，李致遠將軍、徐惟烈顧問奉馮治安之命，率手槍隊乘六輛卡車從快活鋪起程，護送張自忠靈柩前往重慶。下午3時許車抵宜昌縣境。湖北省代主席嚴重、江防軍司令郭懺及第26軍軍長兼宜昌警備司令蕭之楚等40餘名軍政官員，在城郊揚岔路迎靈，而後棺木停於東山公園內東山草堂。

這邊張自忠靈柩在21日已經開始起運重慶，那邊委員長在22日還發電報問李長官，“張藎臣與鍾毅兩同志遺體究有尋獲否？戰爭勝負，兵家之常，無足為慮。而忠烈遺骸，如不覓得，實為我全軍上下終身遺憾無窮，望特注意。”連這麼個事情都搞不清楚還打什麼仗？！

李長官接到這封電報最入法眼的就是“戰爭勝負，兵家之常，無足為慮。”這句話，此時棗陽前線潰敗，第5戰區長官部如驚弓之鳥一般逃命後撤，哪裡還顧得上什麼“張藎臣與鍾毅兩同志遺體”？

5月23日晨4時宜昌各界舉行公祭，嚴立三、郭懺、王陸一主祭。5時起靈至碼頭，宜昌民眾十萬沿途路祭。

5月28日晨8時，靈柩抵重慶儲奇門，蔣介石、馮玉祥、孔祥熙、何應欽、孫科、張群、宋子文、于右任等至碼頭迎靈。28日下午，蔣介石與軍政要員和各界群眾在儲奇門為張自忠舉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儀式。

1940年11月16日，張自忠被以國葬之禮權厝於重慶雨台山。後馮玉祥在墓畔種植梅花，並仿效明代史可法所葬的揚州梅花嶺，將此山改名為梅花山。

1941年5月，第59軍軍長黃維綱撥軍費在長山修建紀念碑，同難官兵公墓修築於南瓜店戰役之主要戰場杏仁山東北麓。

長山紀念碑碑銘為“張上將自忠殉國處”，其實並不是張自忠確切死難之地，而是因為南瓜店戰鬥地兼襄宜兩縣，於是決定紀念碑建於橫跨兩縣的長山之上，俯視整個戰場；再者紀念碑修於長山次峰，寓意當時的抗日戰爭還未徹底勝利；另外紀念碑用石板95塊砌成，此為“59”的倒寫，寓意第59軍。本來是計劃直接用59塊石頭的，實在是因為太大搬不動，只好倒過來吧。

1942年12月31日國民政府布令張自忠入祀忠烈祠。

1944年8月，宜城縣改名自忠縣，不過在1949年5月恢復宜城縣建制.

1947年3月13日北平市政府頒令將鐵獅子胡同改為張自忠路，後天津、上海、武漢均設立張自忠路。

1982年4月16日，張自忠將軍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張自忠死後極盡哀榮，成為民族英雄，源此對張自忠的犧牲做了很多演化，這在一開始就搞了拔高，軍委會在1940年的《綜合張自忠殉國經過報告稿》中就認定張自忠渡河前“預留遺書”，這個問題咱們前面說的很清楚了。

偉大人物的犧牲自然必須是不同尋常的，“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就是指導方針，不過實際情況往往是殘酷的，並不是電影膠片那樣顏色絢麗，張自忠最後的時刻主要有幾個版本，中日雙方說法也不相同——

張自忠拔出腰間的短劍自裁，衛士大驚，急忙將他死死抱住。彌留之際，張自忠躺在地上，臉色蒼白，平靜地說，“我這樣死得好，對國家，對民族，對長官，良心很平安。你們快走！”

不過當時1940年軍委會的《綜合張自忠殉國經過報告稿》中說的是“拔槍”而不是“拔劍”，說實話，此時的短劍只是軍服配飾了，已無自殺或者他殺的功能了，總還是“軍委會”，基本上人人都有這種裝飾品，知道張自忠是絕對不會用裝飾品來自殺的。再有就不是被衛士（谷瑞雪）“死死抱住”了，而是被“隨從副官朱增源所奪”。

自殺是仁人志士追求的最高死亡境界，不過不是所有的仁人志士都有機會自殺的，這樣就需要演繹才能完整仁人志士的形象，例如第122師師長王銘章犧牲於滕縣城牆外邊，而現在官方說法是犧牲在城中心十字街口，至於電影就乾脆演成自殺，徹底完成形象塑造。

張自忠的遺體勘驗比較完整，七處傷痕都很清楚，沒有自殺的可能，那就搞成自殺未遂好了，這在一開始就是軍委會的工作指導方針，首先是渡河前“預留遺書”，然後就是通過衛士谷瑞雪的口講述張自忠的最後時刻和“遺言”。

當時張自忠幾個人在長山是逃跑、躲避日軍的截殺，情況是非常狼狽的，張自忠被子彈打倒，幾個人也只能把張自忠拖到旁邊的大石下躲避，也就在一轉眼日軍就到了，衛士谷瑞雪首先挺身而出被子彈打倒。在張自忠身邊最後的幾個人中谷瑞雪在最外圍，也是最先倒下，根本不可能看到張自忠的最後時刻、也不可能聽到張自忠的最後遺言，谷瑞雪的這個講述完全就是政治需要而杜撰的。毫無例外，類似的情況也都是如此處理的，例如董存瑞炸碉堡時向後方戰友呼喊，“為了新中國、衝啊！”當時戰場上槍炮震天，幾十米外哪裡能聽得到你喊什麼？董存瑞的戰友後來講，當時董存瑞就是向後面的戰友招了招手，示意準備衝鋒，因為在那個環境裡喊什麼也是不行的。

第二個被打倒的應該是少校馬孝堂，不過馬孝堂受傷過重，幾天后身亡，沒有能講述張自忠陣亡詳情，或者說沒能按照政治意圖講述。

第三個被打倒的少將張敬，打光左輪手槍子彈後被日軍刺刀刺死。

第四個就是張自忠本人了。

其實還有第五個，沒有被打倒也沒死，而是活着跑出來了，那就是“隨從副官朱增源”。

朱增源一開始是張自忠的貼身警衛，從1926年就開始侍衛張自忠，其實就是勤務兵，主要就是張自忠的私事，和張自忠的家屬非常熟悉，後來成了“隨從副官”，也就是生活秘書吧。

最後的五個人當中谷瑞雪受傷昏死後來生還，而朱增源未有受傷的記錄。在張自忠葬於重慶之後，朱增源自己要求到重慶北碚守墓十年，而朱增源本人對張自忠的最後時刻並沒有任何記述留下來，這其中的微妙也可以稍微玩味一下哈。

朱增源與北京的結髮妻子失去聯繫，在十年守墓期間認識了蔡玉芳，兩人於1946年生下一女。此時抗戰已然勝利，1947年朱增源的髮妻從北京找到北碚與朱增源重聚。1950年，守墓十年之期已滿，朱增源舉家返京，蔡玉芳不願赴京，於是留在了北碚，而其女則隨父赴京，1956年其女到重慶終於找到了生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