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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自忠率總部渡河就有一定危險，但是張自忠不得不如此，其中原因前面也已經說過了，一個是第179師能否積極戰鬥，再一個是只有自己才能指揮第180師。第179師由於師長何基灃不在，作戰消極，這在這次戰鬥過程中表現的很清楚，這還是張自忠親自渡河督戰的結果，如果張自忠不渡河督戰，第179師能打成什麼樣子可想而知。

第180師已經潰敗至襄陽鄧縣遠遠脫離了戰場，雖然在黃龍鎮碰上了第538團，張自忠命令第538團參加戰鬥並且要求第180師南下匯合，但是第538團立刻跑了，而第180師自然不肯南下戰鬥。

戰後追究責任，第180師參謀長金子烈、第538團團長陳芳芝被撤職，而陳芳芝又很快擔任第540團團長。參謀長金子烈是韓國人，入中國籍，早稻田大學政經課畢業，後入學雲南講武堂第12期就讀，1925年考入西北陸軍幹部學校，畢業後在國民聯軍任參謀，1936年擔任第29軍教育處中校處員，1937年任獨立第25旅參謀長，1939年5月轉任第180師參謀長，這種人物在西北軍毫無存在感，撤了就撤了吧。金子烈轉到後方勤務部任職，1940年7月授上校，1946年任第8補給區司令部軍械處長，少將。內戰結束後定居北京，1961年去世。1998年，獲韓國政府頒發的開國勳章獨立徽章。2000年，歸葬韓國國立顯忠院。

張自忠固執相信第180師會回來與自己匯合，於是成立左、右追擊縱隊，左縱隊第38師指揮第179師，自己右縱隊的主要力量就是指望第180師了，沒想到第180師畏戰不來，結果造成總部所在的右縱隊僅有第74師、騎9師兩支弱旅。張自忠如此督戰都不能指揮第180師，可想單憑黃維綱是個什麼情況，所以講張自忠過河督戰是不得已而行之，而不是什麼“預留遺書”，只不過是藝術加工提升形象、政治宣傳的需要罷了。

15日晨總部在方家集遭遇日軍，激戰一天打不動，而且發現日軍新的番號，張自忠判斷總部已落入日軍兩路之中，其實此時日軍第39師團司令部就在方家集以東7里的陳集村，張自忠決定第38師放棄南下向方家集靠攏，並且向第11集團軍總司令黃琪翔求援。

右縱隊之騎9師在方家集南20里的關子口，而且張敬所派的偵察報告南面大路並無敵蹤，於是張自忠決定率總部立刻擺脫當面日軍。

張自忠率總部趁夜向南與騎9師匯合，但是行動過於倉促，張自忠與手槍營先頭出發而且行動迅速，總部機關被甩在後面，而且沒有組織夜間行軍，稀稀拉拉毫無戒備，結果總部機關遭到了日軍截擊。

日軍的截擊完全是遭遇性的、目標不明確的，而且很快就結束了，但是給總部機關造成了一定損失，最嚴重的情況是在黑夜混亂中電台丟失！

在關子口與騎9師匯合之後，張自忠決定騎9師先行出發至窯灣渡口東20里的三岔溝警戒，自己等待總部機關及第74師各部接續出發，意圖回到河西。關子口距離三岔溝40里，三岔溝距離窯灣渡口20里，6、70里路一夜可到。

騎9師行動迅速，先行出發順利趕到三岔溝，直接跳出了日軍包圍圈，但是接續出發的總部與追擊土匪的日軍發生了遭遇戰。

也許是總部機關剛剛被日軍在黑夜截擊遭到了損失，暗夜中槍聲亂起，張自忠並沒有堅決迅速南撤，而是等待後續第74師跟上來組織抵抗，並且向窯灣渡口派人求援，徹底放棄了自己突圍脫困的決心。其實日軍黑夜行動一般都是小股部隊、甚至是偶發的，如果強行突破的話，這種黑夜遭遇的小股日軍根本無法阻擋堅決有力的衝擊，但是張自忠決心動搖，結果天亮之後被日軍留置於山谷之中。

日軍第11軍在14日16時下達了作戰命令，企圖“將敵誘致唐河以東，然後進行圍殲”，15日正午日軍第3師團全線脫離戰鬥後撤，繼而放棄棗陽誘敵深入，而第13、第39師團按照命令應當在棗陽附近“18日前集結完了”，所以16日對第33集團軍所轄各部的攻擊只能倉促展開、倉促結束。對第38師、第179師的進攻打成了平推，對山谷中總部的攻擊也未形成包圍，東面長山一直是缺口，直到最後也是缺口。

早9點窯灣渡口援兵180人到達南瓜店並且立刻投入戰鬥，張自忠讓第440團護衛總部無槍人員及蘇聯顧問撤離，再一個是請求或者命令遠在150里之外的第74師師長李益智“迅速、竭力抽集兵力過河，側擊北來敵人。”

作出這兩個決定說明張自忠非常清楚地知道留在此地已經非常危險了，此時應該立刻向長山撤退，或者向長山方向派出人員爭取聯絡第38師。找到第38師，自然要比150里之外只有一個團的李益智要靠譜是不是？

從現地出發，向東15里就是第179師第537團，再過去就是第38師，此時兩支部隊都在與日軍交戰，炮火連天，甚至天上還有日軍飛機，怎麼會找不到？！

第38師完全不知道總部的情況，因為總部電台丟失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張自忠此時就應該積極派出人員聯絡部隊重新建立指揮，但是張自忠就是把總部留在險地死挺。一直堅持到下午3點，在此期間張自忠也不斷遣散人員，可是自己就是不動，說是準備犧牲但是也講“我看算不了什麼！黃師長天黑可趕來解圍！”

戰死疆場是軍人莫大的榮譽，但是級別到了一定高度，戰死疆場就不那麼容易了，為將者不僅僅是要對自己負責，甚至不僅僅是對自己的部隊負責，而還要對整個戰鬥負責，指揮官的責任是生而不是死，這是部隊對指揮官的要求、這是國家對指揮官的要求，所以能夠負責任地戰死疆場，這種機會並不是隨便就能得來的。

宋哲元的最後時光纏綿病榻，臨終前曾哀嘆，“戰死甚難、戰死甚難。”1943年11月余成萬率第57師守常德，血戰16天全師打光，師長余成萬率五六十人突圍，常德遂陷入敵手，四天后余成萬隨友軍收復常德。戰後余成萬以“遺棄傷病，擅自退卻”的罪名被判處兩年徒刑。時任第58師師長的張靈甫很為余成萬可惜，私下曾說，“這是死而重於泰山的好機會，失去了，太可惜。”不過這種機會對於張靈甫是“死而重於泰山”，而余成萬卻不這樣認為，常德城破，余成萬率幾十人翻城牆而逃，城牆下無法動彈的傷兵哄聲大起，即便如此，余成萬也跑了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