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al 2017-01-06 蔡慎坤 蔡慎坤 
文/蔡慎坤
連續幾天，三位身強力壯的熟人在北京不幸去世，追思儀式雖然選在八寶山，但對於他們的家人和朋友來說，都是悲傷難言，甚至無法接受這樣殘酷的打擊。如此年輕的生命，死於呼吸道疾病和心腦血管疾病，是否與北京的飲食起居空氣污染生活節奏密切相關？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不敢任意揣測。
新年伊始，一些朋友發出的新年感言，即使是非常溫和理性的聲音，也一一遭到封殺和屏蔽。這些朋友曾經經歷過漫長的寒冬，有些朋友甚至是死裡逃生，他們不希望這樣的悲劇在這塊土地上重來一次，然而集結號己經吹響，誰能阻止這股逆流？誰能躲過這場劫難？
昨天驚聞山東省政府一位參事被解聘，這位教授不過是評說了一下某個歷史人物，也就是說了幾句真話！在我的印象中，即使在萬馬齊喑的時代，參事也是可以說真話的，如果連一個教授級的參事說真話都犯忌，這個世界還會好嗎？我不知道。
連日來，國內接連發生匪夷所思的新聞，除了官方簡短的報道，民間評論幾乎都不允許。攀枝花官場火拚就不用多說，一個靠街頭擺汽球射擊攤位艱難謀生的外鄉婦人，因為射擊攤位使用了6支玩具槍，竟被法院以非法持有槍支罪一審判刑3年半。
知道判決結果，這個只有初中文化的婦人一度猶豫要不要上訴，身陷囹圄兩個多月以來，她對自己擺氣球射擊攤觸犯非法持槍罪這件事，並不夠清楚。只是擔心上訴會花很多錢，會拖累唯一的女兒。甚至覺得，是不是自己早點從看守所去監獄服刑，能爭取減刑還能早點出來。
一生省吃儉用、害怕花錢的婦人到了看守所也沒有改變習慣，女兒給她存了3800元生活費，過去兩個多月，她只花了800元。在看守所，鹹菜和蔬菜都需要提前預訂，她心裡一直有一個擔心，擔心如果不上訴，就會去監獄服刑，那麼之前預訂的鹹菜和蔬菜就要浪費了。
一間只有八平方米的小屋，曾是她和女兒的棲身之處，房間一張大床，占據了一半的空間。一個柜子，一張板凳，是除了床以外的唯一家具。冰冷的房間，靠着一個小小的蜂窩煤爐子取暖。一台不大的海爾舊電視，是這個家唯一值錢的東西，因此外出都不用鎖門。沒有衛生間也沒有浴室，洗澡需要去附近的公共澡堂，上廁所要去附近的公廁。
我隱隱地有一種明顯的預感，無論是北京還是其他地方，無論是經濟還是生存環境言論空間，或將迎來一場久諱的寒冬，或許時間還很漫長，如果沒有把握熬到春天，趁早逃離或許不失是一種明智的選擇。
切換一個30年的歷史鏡頭。30年前，深圳市羅湖區一家港資大酒店開業，慶典開頭很尋常，到了主人致辭的時候，情況發生了變化。站在台上的董事長，在念了一半歡迎詞後，居然捧着演講稿嚎啕大哭。台下一片寂靜，人們望着這個失態的董事長。他稍微冷靜了一下，突然用腳蹬了蹬鋪着嶄新紅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說：“我的父親……20多年前，就在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背着我，已經快到河邊了，一顆子彈打來……” 
當時對偷渡者的打擊異常嚴厲，凡沒有合法手續前往香港，都被視為“叛國投敵”，抓到就會有牢獄之災。而邊防部隊遇到不聽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隨時開槍，許多偷渡者被打死在灘涂上和樹林裡。
這種風險極大的逃港潮，還催生了一個職業——“拉屍行”。鼎盛時期，深圳活躍着200多個“拉屍佬”。上世紀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經規定，“拉屍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屍體，就可以憑證明到蛇口公社領取勞務費15元。陳秉安曾採訪過一個當年的“拉屍佬”。這個老人告訴他，最多的一天，他從公社領到了750元。一個逃到香港的農婦甚至留下了這樣一句話：“我死後，連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 有人做過統計，在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包括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期貨教父”劉夢熊等人。不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樂壇教父”羅文、“金牌編劇”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是逃港者中的一員。 蔡慎坤原創作品，歡迎分享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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