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6-29 政史洞察 
黄维兵败被俘后就寄情于科学研究。图为1980年，黃維和他以前的管理员们一起在抚顺工厂里钻研制造东方红永动机。
毕业于黄埔一期的黄维，34岁便成为国民党王牌部队整编第18军军长，可谓春风得意。岂料10年之后，他的人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1948年底，身为第12兵团司令的黄维，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继而成为“战犯黄维”，从而接受了漫长的27年改造。 陌生的父亲 淮海战役，是父亲作为军人参加的最后一场战役，也是他和我们一家人命运的转折点。1948年夏天，父亲接到命令，要他立即下山赶到武汉。与父亲告别时，妈妈挺着个大肚子，肚子里是已经9个月的我。 因此，父亲没有等到1个月后我的出生，我们父女第一次面对面，已是17年之后。点击此处，看更多不为人知匪夷所思的劲爆内幕！
1965年，我正在读高中二年级。有一天，我在上课，教导主任把我叫出来说：“你父亲来了，住在锦江饭店，你去见一见他。”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去。”但学校和家里人都做我的工作，让我意识到，这甚至是一个政治任务，我必须得去。 那一天，是姨夫带我去的锦江饭店。看到父亲时，我既没有油然而生的亲近感，也不是很害怕——之前在一些历史资料上看到说，黄维在淮海战役中准备施放毒气，给人感觉就像杀人魔王。看到他的第一印象，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当时父亲还在改造期间，所以现场还有几位穿着公安制服的陌生面孔在旁边做记录，我并不紧张，就是感觉有点怪。 我朝着他喊了声“爸爸”，看得出，他非常高兴。那一次是父亲和一些战犯被带出来参观，他们刚从杭州到上海。 那一年父亲61岁，还很精神。虽然在此之前我们从未见过，但很显然他对我的所有情况都了解，他还问我以后想学什么，我能感觉得到他非常在意我。我后来才知道，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妈妈第一次去探视父亲时，父亲便让妈妈把我的照片寄给他看看，妈妈特地带我去照相馆拍了一次照片。后来沈醉告诉我：“你爸爸在管理所里，一直把你的照片放在他的左兜里，像宝贝一样珍藏着。” 也许因为我出身的特殊，父亲似乎对我总有一种隐隐的歉疚之情。高中毕业后，我到东北插队，身体出了些状况。那时候父亲已经可以与家属通信，妈妈把我的情况在信里很详细地告诉他。父亲后来把他在里面劳动得到的钱攒下来，大概有200多元，寄给妈妈，让她给我看病用。我后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见到了负责父亲的那位管理员，他说：“别人都是从外面往管理所里寄钱，你爸爸是从里面往外寄，我在这里管了这么多战犯，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最后的战犯 被俘虏那年，父亲只有44岁，被关在北京功德林监狱里。“文革”开始后，他们被转到秦城监狱。从1968年4月起，父亲从北京秦城监狱转押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抚顺战犯管理所对待父亲，的确也花费了很多心思。父亲对此深有体会，他甚至称那里为“第二故乡”。1985年11月，在他特赦10年后，已经82岁的父亲重访抚顺战犯管理所。他没有住宾馆，而是特地要住当年关押的地方，这样便在2号监室住了一宿。 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名单里终于有了父亲的名字。那一年是我记忆中最幸福的一年，我们的家第一次变得完整，但幸福太短暂了。 
母亲原名叫蔡维新，是杭州姑娘，“若曙”是父亲给她取的名字。我的外公蔡仲初是当地名流，父亲在北京陆军大学特一班毕业后就去了南方，经过杭州时，到外公家做客，认识了我的妈妈。 妈妈很少向外泄露她内心的情感。那时候，她已经去功德林监狱看过父亲，劝他听政府的话，却屡屡被父亲拒绝。妈妈回来后很伤心，但这么多年就这么一直等着他，多少风浪、多少运动，组织、朋友都劝她离婚，但她根本就没考虑过。 1959年特赦第一批战犯，没有爸爸。这对妈妈是个非常大的打击，一直到1966年公布了6批特赦名单，都没有父亲的名字。妈妈一次次满怀希望，又一次次跌入伤心失望的深渊。 1975年3月21日，父亲与293名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被特赦。去北京接父亲之前，我记得妈妈曾经长长舒了口气，对我说：“你终于有爸爸了……”我那时有一种感觉，她好像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一件使命，要把我交给父亲。 父亲的特赦，也使我提前结束了在吉林的插队生活。与父亲的第二面，又隔了10年。之后再见到他，他头发也白了，变成一个清瘦的老头。 以父亲为代表的11名首要战犯由统战部安排全国政协委员和文史专员等职务，特赦后第一个月，爸爸拿了200多块钱的工资，其他人只有100多块，他也很得意，把钱都给了妈妈。爸爸身体一直不是很好，他也一直以为自己会先走，他让妈妈把其中的100块钱存起来，对妈妈说：“我身体不好，说不在就不在了，这钱留着给你们备用。” 
其实，爸爸出来后，妈妈的状态并未减轻，相反，她的精神负担更重了。爸爸每天出去上班时，妈妈在中午、晚上，都在他下班的时间提前到楼下等，稍微晚几分钟就受不了，觉得出了大事，幻听更严重了，总觉得有人要把爸爸从她身边带走。那段时间妈妈一直在吃药，那种药的副作用非常大，她整天昏昏沉沉的。爸爸对妈妈的病不是很理解，而妈妈也很自责，经常说自己拖累了一家人。 
那是一个阳光很好的中午，没有任何预兆。爸爸看到妈妈躺下，以为她睡着了，于是到隔壁书房里看了一会儿书。就这么一会儿时间，他再回来一看，发现妈妈已经不见了。他楼上楼下地找，没发现，这时，有人告诉他说：“刚才有个老太太投河了。”爸爸并不会游泳，一着急，跟着跳进河里，幸亏经过的一个学生下河救了他。 妈妈的离去，对爸爸打击很大，他大病一场，母亲的遗体告别会他也没有办法参加，只是躺在病床上伤心地掉眼泪。我们让他题写挽联，他上来就写“难妻”，大家都觉得这样不太好，劝他改过来，他最后也同意了。 谁也没有想到，在终于把父亲等回来之后，妈妈最终却是这样一个结果。 未竟的心愿 关于淮海战役，父亲一生都只字不提。他经常自嘲是“败军之将”，也许在他看来，这是军人最大的耻辱。 父亲的晚年也一直保持着军人作风，作息时间一成不变，自己的被子叠得有棱有角，桌子上的书也撂得整整齐齐的。平时散步也像军人走正步一样，眼睛从不往两边看。一直到去世，他的腰都挺得笔直。 但是我深深体会到，在严肃甚至略显刻板的外表下：父亲却有一颗善良而温柔的心。两岸关系松动以后，他和一些老战友恢复了通信，我后来看到那些信，信里都饱含了对他们的感情；他还给战死的旧部做墓地、寄抚恤金；还有很多境遇很不好的老部下找到父亲，父亲尽量给写证明、寄钱寄粮票，尽一切所能帮助他们。点击此处，看更多国内外神秘震惊野史内幕！
后来，父亲又陆陆续续去了几次香港，渐渐和台湾那边建立起联系。1989年，他一直为去台湾做准备，还计划去看望陈诚的夫人谭祥，这边的手续都办完了，那边也差不多都要办下来了，他突然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父亲生前的一个心愿，是国民党的抗战能得到承认，这其中包括他参加的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但当时的政治氛围显然还达不到他的期望。 2005年，国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国民党正面战场功绩被第一次得到肯定，作为抗日将领的家属，我还替父亲领了一枚纪念勋章。后来，我特地把它带到八宝山，对父亲“念叨”了这件事。我想，他如果知道这一切，一定会非常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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