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斯夫人: 在徐州，6位被拐賣女性的人生-安雅雲-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在中國，人口拐賣常常是跨省流動的。

婦女和兒童，被從西販運至東，從比較貧困閉塞的省份，拐賣到相對富裕發達的省份。

具體來說，雲南、貴州、四川、廣西、新疆是主要流出地。浙江、江蘇、山東、安徽、福建、廣東則是主要流入地。

2004年，來自多個大學和研究所的研究者們組成了一個“華東五省雲南/廣西籍被拐賣或拐騙者流入地個案研究”項目組。

研究者們去了華東的五個“買方省份”——浙江、江蘇、山東、安徽、福建，面對面訪談了許多位被拐賣的女性。

在江蘇接受訪談的，正是六位被拐賣到徐州的女性。

那六位接受訪談的女性，哪些因素造成了她們被拐賣？她們曾經歷過什麼？曾反抗和逃離過嗎？後來，她們又為什麼不回家？

六位被拐賣到徐州的雲南女性

為什麼是徐州?

徐州有兩個特點，一是（曾經）比周邊窮，二是交通便利。

江蘇是國內富省，對貧困地區來說，“江蘇”自帶光環。比起南京、蘇州、無錫等地，徐州就被比成了“欠發達地區”，幾十年前尤其如此。雖然徐州近幾年GDP增長較快。但2002年時，江蘇省社會科學院評估了13個江蘇省轄市的綜合實力，徐州排在第11位。這意味着徐州及其下屬縣城和農村，對周邊人口的吸引力不夠。

徐州又是南北的交通樞紐。稱得上“全國綜合交通樞紐”的城市也就幾十個，徐州就是其中一個。至少在交通上，“外來媳婦”的流入是很便利的。

二者疊加在一起，使得徐州成為了“雲南女性被拐賣騙婚”的典型地區。1985年以後，許多雲南籍的女性被拐賣到徐州，1988年~1990年是高峰期，單單一年裡被拐到徐州的婚姻遷入女性就有2000~3000人。

不僅如此，1993年以後，甚至出現了“人帶人”的現象。為了利益，一些先期到徐州的女性開始介紹家鄉的女性（包括14歲~18歲之間的大齡女童）過來。一些此前被拐賣的受害者，變成了害人者。“老鄉賣老鄉”，也是徐州某些村莊有着許多雲南籍女性的原因。

2000年，全國進行“打拐”專項嚴打。此後，徐州的拐賣婦女兒童有所下降，立案數目也從過去的一年上百起，下降到後來的一年幾起。

然而，許多被拐賣到徐州的女性，人生已經永遠被改變。

大部分時候，買方屬於“當地偏窮的人家”，或者是男方個人條件差，難以在當地婚娶。

徐州的6位女性流入的家庭，有4個屬於貧困家庭，因為家窮娶不到當地媳婦，而買/娶一個外地媳婦，成本要低得多。

A的丈夫年齡過大，比她大16歲，結婚時33歲，在當地這個年齡基本娶妻無望，“說過不少，總也沒合適的，後來請人算命，算命的說他錯過機會了，在本地找不到了，要找個外地人做媳婦，這樣可以沖喜”“自己年紀小，還是小孩，他這麼大，心裡覺得很害怕。”

B流入了貧困家庭，“一月不吃一瓶油，一年不吃一回肉”，不僅如此，由於在村里是小姓，家族人少勢弱，也常常受到欺負，“現在這麼窮，村裡有扶貧款，就是不給。”因為沒有申領到扶貧款，所以她家到訪談那年還借住在別人家裡，沒有自己的房屋。

C流入了貧困家庭，“當時婆婆常年生病，經濟條件也不好，生活條件比其他人家差，在當地找對象有困難。”而且家裡也是小姓，“趙姓的勢力比較小，辦起事不如姓李的（村里大姓）的那麼順”。

D丈夫當時已經42歲，（D僅16歲），父母已故，連“買妻子”的錢也沒有，是在路上強“拉”妻子回家的。

E流入的家庭則更加複雜，丈夫身材矮小，長相醜陋，不受父母喜愛，也得不到多少父母的庇護。E因丈夫的醜陋而十分難堪，從未讓自己娘家親戚見到她丈夫。不止如此，丈夫的二哥因為在分家時沒有得到想要的東西，經常借酒發瘋，大吵大鬧，甚至暴打家裡人，E就多次遭受二哥的拳腳暴力。

F的丈夫家庭貧困，而且男方有小兒麻痹後遺症，腿部殘疾，難以自理，不能做農活，只做點縫紉活，但維持自己的生活都很困難，“差，差，來的時候，什麼都沒有。”“他家最困難了，比他再困難的，只有老光棍了，沒有比他再困難的了”。

貧困的家庭，糟糕的男方條件，非自願的婚姻，都增加了被拐賣女性的痛苦。

怎樣被拐賣的？

六個人里，相對來說“自願被拐”的是C。她是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同意嫁給來雲南的丈夫的。

C丈夫的表嫂也是雲南人，表嫂表哥來雲南走親戚，C的丈夫跟着來了，於是遇見了C。當時C聽丈夫說，江蘇徐州這邊“不用砍柴燒，不用背，不用挑，是平原，什麼都用機械化，幹活很輕鬆，還有很多蘋果樹”。C覺得比自己在雲南的生活好很多，就跟家裡說，想出去，不想在山溝溝里過一輩子，想知道“大世界”是什麼樣。

到了徐州後，C雖然一開始不習慣，也發現很多情況不太符合，比如沒有蘋果樹，機器（拖拉機）是別人家的，但是她安慰自己，“騙不騙也就這麼回事……是平原不假，也不用挑，不用背，開始的時候也不用我幹活……”

如果說C還是部分知情，那麼ABDEF則全是非自願、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拐賣的。

A和B是被熟人或親戚騙出去後被賣的。

A的熟人給她介紹了一個“能找活干”的人。她並不認識那個人，但出於對熟人的信任，而且希望干輕鬆、掙錢多的活，就跟着那人走了。

B是一個有親戚關係的“小大姐”說要帶她去縣城玩，她上了車，那個“小大姐”卻偷偷下了車。車上的男人是人販子。

E和F是去找工作，被偽裝成勞務中介的人販子騙去賣掉的。

E跟着姐姐去昆明玩，姐姐出去做生意，讓她在旅社裡等，她上勞務市場找活干，碰到幾個人說有大生意，讓她跟着走，她跟着上了火車，發現去的不是之前告訴她的地方，但已經上了火車，下不了了。

F趕集時遇到兩個本地人，一個姓張，一個姓汪，說可以帶她出去打工，她跟着這兩人走，就被賣掉了。

D的遭遇可能是最慘的那種，在村里被親戚下藥，強行拐賣。

姑奶奶的侄女給D下了麻醉藥，她昏昏沉沉了三天，醒過來已經被帶到了徐州火車站。和她一起被帶出去的還有她姑奶奶，她姑，都被賣掉了。她趁人販子沒注意逃了出來，卻走投無路，不識字，身上沒錢，也聽不懂當地的話，又遇到現任丈夫，被他硬拖回家。

人口販運之所以難以禁絕難以辨認，原因之一就在於，幾乎什麼樣的犯罪者都有。

人販子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單人犯罪，也有團伙犯罪。有人說是要幫助介紹婚姻，嫁到好地方好婆家；有人說是要帶你去見世面開眼界；有人說是要招勞力介紹工作……陷阱多種多樣。

有人覺得被拐賣女性是自己不夠謹慎，然而像D那樣在村里被親戚下藥，又該如何小心預防？何況許多被拐賣女性成長於傳統農業社會，那是建立在誠實互信的基礎上的“熟人社會”和“親緣社會”。人們會自然地信任親戚、朋友、同鄉，對自己的小孩也大多是“放羊式”管理……研究發現，在許多流出地農村，子女外出數日不歸，不告知家長，家長也不過問不追查。比如“華東五省流入地個案調研項目”訪談的21個人里，被拐賣的那次離家，7個人告知了家長，14個人未告知，未告知者為告知者的兩倍。

這些文化習俗，正是人販子所利用的。

電影《盲山》

不要期待被拐賣女性是完美受害者，要看到她們的生存邏輯和實際處境。

研究發現，被拐賣的女性往往有個共同點——生存於多重困境中。

她們家鄉偏遠閉塞，這是地理困境；家庭窮困，這是經濟困境；家裡缺少溫暖關愛，這是情感關係困境；身為女性，更早地輟學，更早地承擔家庭重任，成為童傭、童農，這是性別困境。

A父母早早亡故，A只上了半年學就輟學，幫哥哥家干農活、帶小孩、做家務，“家裡有羊、有豬，上午吃了飯，把羊、豬往山上放，下午太陽下山趕回家。二哥家有三個小孩，跟我差不多大，比我小兩三歲，小時候就幫着帶小孩……在家幫他們幹活，沒法上學”。

D沒上過學，想上，但爸爸在外工作，她是老大，有兩個弟弟三個妹妹要帶，父母就讓她輟學做家務，“父母叫我不要上了，家裡很忙很忙，所以我也不上了……我從小就比較顧家……七八歲就在家放牛，12歲洗衣服、帶弟妹……”

E記得，自己家鄉“不太好，有飯吃就不錯了，錢麼，就不要說了，根本就沒有什麼錢花的”。

F母親改嫁給繼父，她和哥哥都被迫輟學，在家裡做家務，而繼父的孩子都去上學，“家裡有一群羊，叫我去放，他的娃子都上學了，我們都沒有上學去。不願意去，就打我。每天背一個大筐，裡面放幾個京果（飯糰），一點榨菜，極辛苦。（痛哭）”

她們沒有受教育權，沒有家裡的資產繼承權和事務掌控權。她們唯一可說得上擁有的，是一部分自身的擇偶權和外出打工權。她們想要改變自己的命運，改善自己的生活，幾乎只有“嫁到好地方”“去好地方打工”這兩條路。她們的“庫存知識”和“庫存能力”，只有自己的身體和雙手。而為了抓住偶然出現的機會，有時候，她們就會忽視或者放棄一些知情權。

不能僅僅用“愚昧、無知、輕信”來定義她們。她們的生存和發展需求並沒有錯。生而為人，誰不想脫離貧困，誰不想改善生活，誰不想為自己和家人獲得食物、健康保障、教育和工作機會？

歷史學家吳思曾在解釋“強盜土匪靠什麼生活”時提出一條“血酬定律”——“人們的核心計算是：為了一定數量的生存資源，可以冒多大的傷亡風險，可以把自身這個資源需求者損害到什麼程度……”“用血肉之軀所受的傷害，換取這個軀體生存所需要的資源，就成為一種‘活路’。”

搏命，可以換錢。

研究者認為，“血酬定律”適用於任何以命相搏者，包括許多被拐賣拐騙者。

一個偏遠農村的貧窮文盲女性，她所有的，也不過是自己的身體和自己的命。

以我身、我命，賭一條出路。

有時候，她贏了。有時候，她被拐賣了，滿盤皆輸。

她們擁有得太少，以至於高風險的賭博，竟成為理性的選擇。

反抗為何沒能成功？

被拐賣的女性，至少要面臨四大困境。

一，個人能力、知識、信息不足。

二，拐賣拐騙者的強力控制。

三，收買者及其家庭，還有流入地社區的強力控制。

四，原家庭和原社區的不支持、不接納。

被拐賣的女性，常常屬於“大齡女童”，14歲以上，不滿18歲，她們儘管生理上已經成熟到可以“售賣”，但心理上則依然處於易被控制恐嚇的童稚狀態。另外，許多被拐賣的女性在傳統農業社會裡長大，熟人社會的規則、經驗、能力，都與現代工業社會需要的截然不同。她們不識字，語言不通，常常不會聽也不會說普通話，既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也不知道能向誰求助。

A回憶，“我又不識字，年紀又小，跟着出來了，一路上轉來轉去的，就不知道到了哪裡了……（知道自己被賣後）我能有什麼想法？我又不識字，年齡又小，走，也不知道往哪兒走，擱在那就擱在那了。我真的什麼也不會想了，聽天由命。”“不同意怎麼辦？你走又走不掉，一個小女孩，你能往哪裡去？”

B說，“我不認識他（人販子）。我不識字，我身上沒有錢。他當時（在徐州火車站）下車，讓我跟他走，我身上又沒有錢，我不跟他走，能跟誰走？”“當時不懂報案，想跑也不懂怎麼跑，當時也沒心眼兒，不像現在。”

B當時決意不吃不喝，緊跟着拐賣者，她以為拐賣者總要回家鄉，這樣自己就能跟回去。“我聽說，有種東西，吃了以後什麼都不知道，就跟着人走了，我就不敢吃。什麼都沒吃，水也沒吃。到了徐州，人家說我怎麼這麼瘦，都是餓的。……我也不吃你買的飯，我也不喝，我就一直跟着你，你是雲南人，你要回雲南，我也就回去了，我當時就這麼想的。……現在看，也恨自己的，我不識文化，不用腦子。”

被下藥拐賣到江蘇徐州的D，此前壓根連“江蘇”這個省都沒聽說過，一點都不了解，她當時處於陌生之地，身上沒錢，不識字，自己說話別人聽不懂，別人說的話自己也聽不懂，實在是處於走投無路的境地。她努力自救，勸人販子說，“你們把我帶出來了，再把我送回家，我父母親有錢，我就說自己到這兒來玩的，不說你們把我帶到這兒來賣的……”遇到買主她也表明自己要跑，“一天來一個人，來交了錢，來帶我，我說，我不待在這兒，我要回雲南去……後來人家就不要我了。”

據調研，被拐賣女性的自救方式至少有六種，①向拐賣者求情；②向收買者表明自己的拒絕；③不食拐賣者的食物；④緊隨拐賣者以期返鄉；⑤逃跑；⑥自毀、自殘。然而，自救並沒有那麼容易。

人販子和收買者的控制手段包括兩大類，一是精神控制，欺騙、恐嚇；二是身體控制，限制行動自由，甚至使用暴力。

人販子和收買者常常會先把女性騙到收買家庭，再威脅被拐賣女性，如果不聽話或者反抗，就把她轉賣到更惡劣的境況中去——更窮的地方，更窮的家庭，更丑更惡的買主，更兇狠暴力的家庭……這是非常可能實現的威脅，許多被拐賣女性也的確被嚇住了。

A說，“聽別人說，要跑被逮住，就用強。有人逃跑，扒了衣服就打。很害怕，就不想跑。”“老婆婆（買主母親）說了，你要是到一個不好的人家，打你，強迫你，你不是還得受了？我想想也是，打到你身上，那不好受，心裡怪害怕的”。“他們家的人也講，鄰居也講。人家都說，錢用掉了，你人要跑，不要打你嗎？”

B是被欺騙，糊裡糊塗地自己去了收買人家。人販子在徐州下車後，騙她說是去走親戚，“親戚家”其實就是收買家庭。到了以後，“（男方）三嫂也是雲南人，她勸說別再想回去，說你想回家是白想。你在這個家，就是窮，你要是再到別家去，說不定大二三十歲，也可能瞎眼，缺腿少胳膊的。”

B男方的三嫂其實也是被“騙”過來的，說是相親，“當時說，你看了覺得好就留下，看了覺得不好就回家，可是來了就給看住了，不讓走”。

E被同樣的手段欺騙。“他們（人販子）找到買主來看，我就鬧，後來他們想長期這樣也不是辦法，就跟買主說好，騙我說是他們的親戚，帶我去玩幾天，結果就被賣到這戶人家了。”

“曹小青事件”電視台報道截圖

傳統的性別觀念和性別規範，比如貞操觀、母愛觀，也束縛了被拐賣女性。

訪談研究發現，絕大多數被拐賣女性是在與收買者發生了第一次性行為（有時是強姦）後，開始“認命”的，孩子出生後更是加深了她們的“認命”。《中國拐賣拐騙人口問題研究》中寫，收買人及其家庭羈絆被拐賣婦女的兩大方法，就是快速成婚與生育，即民諺所謂的“生米煮成熟飯”。

跑過多次的D說，“不讓我出去，怕我跑掉”“後來有小孩了，我走了就沒人管小孩兒了，（我）就不想出去了”。

E說，“天天鎖在屋子裡，看着。……反抗也沒用，當天晚上就把我鎖在屋裡，我就鬧了。後來他哥哥，他們來了好多人麼，他們都說我， '你要不服從的話，就給你送回去（退還給人販子），送回去，人家給你找個七八十歲的老頭兒’，他們就這麼嚇唬我。……我嚇得就不知道怎麼辦了，只好聽話了。”

另外，對女性“要賢惠、不貪財”的規訓，甚至讓一部分被拐賣女性自願留下，以證明自己“不是怕苦怕累、嫌貧愛富”。有些女性把人販子付的路費、收買者付出的金錢都認為是自己的債務，自己覺得背負了沉重的經濟枷鎖而不敢離開。

人販子、收買方和收買方家庭，都會限制被拐賣女性的行動，女性在生下小孩之前，通常沒有行動自由。

家鄉遠在千里之外，自己又沒有錢，逃也不知該怎麼逃。即使逃離，孤立無援的女性，也往往會被周圍人圍剿抓回。

E也逃過多次，有時候是被抓回，有時候是不認路，怕再被拐賣，只好自己回去“不是想，是經常逃跑……就是哪會想跑就跑了，不過，再找機會也沒有用，跑不出村口，就給人家弄回來了……才來的時候，三天兩頭地跑，跑也跑不出去”，村里“好多人給我抬回來的”。現在“當然想跑，還是想回去”。“人家村子裡面當然向着人家這邊人了，他難道還向着我外地人講話？那是不可能的”。村幹部對夫家收買媳婦這件事，沒來管過，也沒來看過，“什麼都沒有”。

E有很多次逃跑是因為被丈夫的二哥毆打，有一次大年初二下大雪，她被打昏死，摔在石頭上，“那次，他哥哥又打我，我昏過去兩次吧，後來醒過來了。他們都叫醒我說‘你還想跑吧？’那次（我）又跑了。不過，後來晚上，他家又帶來了好多人吧，追到我，”“上一年出去打工，都被他們弄回來了。我到上海打工，就被他哥哥嫂子給弄回來了。”

被下藥拐賣的D，反抗得是最劇烈的。她後來覺得那段經歷恥辱，在訪談里也略過不提。但接受訪談的村支書卻告訴了研究者，D被現任丈夫強帶回家後，死活不干，裝瘋賣傻，大小便都在床上，她丈夫一直在“感化”她，一年後有了小孩，她就“好”了。

也許有些“瘋女人”，只是堅持不肯被“感化”。

F說，（自己被買）“村幹部才不管你（這）事兒，當地人向着當地人，他才不管你的事兒，哪個管你？我說我算是幸運的，還有死的呢，被逼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