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實現你最高價值的最後機會 范學德
著名精神醫學家、意義治療法的創造者弗蘭克（Viktor E Frankl ） 寫了一部重要的心理分析著作——德文原版叫做《不管怎樣，向生命說“是”——一個精神病學家在集中營的經歷》。1967年台灣光啟出版社將其譯成中文，名字叫《活出意義來——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譯者是趙可式、沈錦惠。 昨天我介紹了第一部分，今天，介紹第二部分中。在這裡弗蘭克分析了我們所處的時代。 存在的空虛是時代病，人深感生命的無意義，無聊於與煩。正如叔本華早就說過的那樣：“人類註定永遠在兩極之間游離，不是災難疾病，就是無聊厭煩。”（第132頁） 弗蘭克說，如果問起我如何解釋這種生存空虛的增長，我常常會予以如下簡短的答覆：與動物相反，沒有什麼本能的東西告訴人必須做什麼；而且與昔日的人相反，也不再有什麼傳統的東西告訴今天的人們應該做什麼。現在既不知道他必須做什麼，又不知道他應該做什麼，他便常常顯得不再確切知道他到底想要做什麼，於是，他便只是想做他人所做的，——隨大流派！或者只是做他人想要——想要他——做的。 弗蘭克抗拒這種無意義說。他認為：“人是唯一能夠負責的受造物，他必須實現他潛在的生命意義。”而這，必須在世界中找尋“，因為”人類的存在，本質上是要‘自我超越，而非自我實現。”（第136頁） 周星馳有句話很有道理。“如果人沒夢想，和一坨屎有什麼區別？” 弗蘭克在書裡反覆說了一句話：“在既定的境遇中採取個人態度的能力，是人最終極的自由”。在人沒有了任何自由之後，他唯一的自由，就是選擇以何種態度去面對眼前的一切，這是誰也剝奪不了的自由。 他說：“假定我想向東飛行，而這時卻有偏北風，那麼，我就可能與我的飛機一道偏向東南方。相反，我若是駕着飛機向東北飛行，我便實際上飛向正東方面並降落在我原想降落的地方。對人來說，我們不也是處於同樣的境況中嗎？如果我們簡單的以其目前所是而看待他，那我們就會使他變得更糟糕，相反如果我們以其應該所是而看待他，我們便使他成為他所能夠成為的人，這是歌德的話。” 弗蘭克指出：尋找生命意義有三種途徑： 1.創造和工作； 2.體認價值（如愛）； 3.受苦。 他深信每個人都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生命意義，或通過創造和工作，或體驗某種事物或愛某一個人，而在極端的情況下，當一切歡愉都被剝奪，無法避免的苦難本身正是生命的意義。他從集中營的經歷中，領悟到第三種途徑。 弗蘭克認為，每一個痛苦，每一個失敗，每一個絕望也都被附有着深刻的意義。特別是在痛苦時，我們可以穿越痛苦，精神得到了歷練，指向下一次的成功。即使是犯下滔天罪行，後悔內疚，我們也獲得了自我完善，精神上自我超越的機會。即使是面對死亡，我們可以學會對自己對別人更加負責的態度。我們每一天的生命都應該像重生一般的活着，也應該像馬上就要重蹈舊錯一般的活着。 “人是唯一能夠負責的受造物”，他必須實現自我超越（136） 痛苦就像煤氣，一個空房間裡，如果注入某一定量的煤氣，則不論房間多大，煤氣都會完全均勻地瀰漫。同樣地，痛苦不論大小，都會充滿人的心靈和意識，因此，人類痛苦的“尺度”，絕對是相對的。 內在生活一旦活絡起來，俘虜對藝術和自然的美也會有前所未有的體驗。在美感的影響下，有時連自身的可怕遭遇都會忘得一乾二淨。從奧斯維辛轉往巴伐利亞一集中營的途中，我們就曾透過車窗上的窺孔，凝視薩爾斯堡附近山巒沐浴在落日餘暉中的美景。當時，如果有人看到我們的面容，一定不會相信我們是一批已放棄了 一切生命和獲釋希望的俘虜。 “忙碌而積極的生活，其目的在於使人有機會了解創造性工作的價值；悠閒而退隱的生活則使人有機會體驗美、藝術，或大自然，並引為一種成就。至於既乏創意、又不悠閒的生活，也有其目的：它使人有機會提升其人格情操，並在備受外力拘限的情境下選擇其生活態度。集中營俘虜雖與悠閒的生活和創意的生活無緣，但人世間有意義的，並不只是創意和悠閒而已。如果人生真有意義，痛苦自應有其意義。痛苦正如命運和死亡一樣，是生命中無可抹煞的一部分。沒有痛苦和死亡，人的生命就無法完整。 當一個人遭遇到一種無可避免的、不能逃脫的情境，當他必須面對一個無法改變的命運——比如罹患了絕症或開刀也無效的癌症等等——他就等於得到一個最後機會， 去實現最高的價值與最深的意義，即苦難的意義。這時，最重要的便是：他對苦難採取了什麼態度？他用怎樣的態度來承擔他的痛苦？ 弗蘭克說：“人在自身內存有兩種可能性，去實現哪一種是由他自己所抉擇的，而非被環境所決定。” 全書最後的結束語說：“畢竟，‘人‘是發明奧茨維茲煤氣間的’存有‘；同時，’人‘也是筆直走進煤氣間，口中念着猶太祈禱文的’存有‘！” 煤氣間就是納粹用煤氣把人活活毒死的地方；猶太祈禱文就是《聖經》中的這句話：“你當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上帝。”（申6：5）
梵高肖像與自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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