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校哲学系有个教授，公开和校长对着干。他时不时地向全校员工发一些传单，列数校长的种种不是，公开呼吁要校长下台。却不说谁是谁非，我对这位教授敢与校长叫板的勇气佩服不已。佩服之余，不禁自问，咱为啥如此懦弱？

咱从娘胎刚出来的时候，那是想哭就哭想闹就闹，可是一点也不懦弱的。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懦弱了呢？

精确时间咱自个也不知道。大概从十来岁吧！记得那年咱家在自留地上种了甘庶。有一天有人对咱父母说，‘我看见某某偷你们甘蔗了‘。咱爸妈跑到地上一看，果然有二支甘蔗被掰走。他们就去找那人，想给他一个警告，想讨个说法。那人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楞小子。“谁看见我偷了？“，“某某看见了“。他立马拉我父母到那人家，凶脸一露，恶眼一瞪，“你看见我偷甘蔗了？“，那人吓得脚发软，赶紧说，“没没没，我只看到那人的背影，有点像你“。 “像我就是我了吗？“，“不是你，不是你“。那人随即转向我爸，“你诬陷我，我打死你”，挥拳就要打。好在众人拉开，我爸赶紧陪礼道谦。我在旁边，看到这一幕，吓得腿早软了。我爸被打死的话，我咋办呀？

那时村里人打架是常事。谁拳头硬，谁兄弟多，谁就有地位。为争地位，争口气，打得头破血流，都是在所不惜的。有次咱看到一农妇满身是血，到支书那告状。那恐怖的场景，至今难忘。

过了几年，咱可以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了。咱年令小，个子小，又笨兮兮的，似乎所有人都可以欺负咱。咱只有默默地干活，不敢多讲一句话，咱懦弱得恨哪！

有一次，我们生产队里一个痞子欺负一姑娘，她哥哥见之，挺身相助。怎奈打不过那厮，被那厮打翻在水田里，那厮把他的头往水田里按，可怜他喝了一大肚脏田水。若非众人竭力劝架，他差点被溺死。将军一战成名，那厮一架立威。那厮的心狠手辣，让他在生产队里树立了无人敢惹的崇高地位。

看到这样的痞子流氓，咱怕呀！咱怕农村的痞子流氓，也怕城里的痞子流氓。

有次进城，见有人在卖波萝，写着，一片一元。咱掏出三元钱，要买三片。他给我三片，说六元钱。我说咋六元了？他说，你眼瞎的？我仔细一看，下面有行小字，写着，大的二元。我说，你这不是蒙人吗？便跟他争起来。没争二句，他水果刀一挥，说“我杀死你“。我便吓得半死，乖乖地交六元钱走人。

有次路过一烟酒店，有个外地人进店说，“买一条红塔山“。付钱给烟。这时，那人咕哝了一句，“不会是假的吧？“ 。不料，店主上去就是一耳光，“你找死，敢说我们有假烟？“ 这外地人只能诺诺，付钱离开。我真想替他打抱不平，伸张点正义。政府一直号召大家见义勇为。可咱拳小体弱，见了义也勇为不起来哪！

对痞子流氓的恐惧之心，一直到读大学后才有所改善。因为同学们都非常友善，没有因为我可欺而欺负我。这里对同学们表示感谢。

后来我进一所镇中学，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咱是光荣的人民教师了，还有啥可怕的呢？咱似乎谁也不用怕了。

有一次开全校教职工大会。书记说，“大家有什么意见建议，尽管提”。有个年青教师提了条意见，说，校领导一人有二间房，他结婚却没有一间房（二人合住一间），希望领导关心年轻教师的实际问题。领导说，“好好好，意见提得好，他们会研究考虑”。

会议结束回宿舍的路上，一个资格比我老一点的同事对我说，“这家伙要倒霉了“。我不以为然。那位年青教师提的意见合情合理呀！你看领导姿态多好，心胸多宽呀！接下来的日子，风平浪静，平安无事。

一学期结束，新学期开始，且不见了那位青年教师。后得知，他被调出镇中，去一所偏远农村乡中去了。理由是，贫穷落后的农村中学更需要他这样的优秀教师。党的倡议就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好男儿志在四方！”。他就这样莫名地成为“到艰苦地方去的好男儿“了。

我这时才明白，我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而这个别人，就是大大小小的当官的。官不在大小，即使一个中学的校长支书就能左右你的命运。一想到这，咱便不由自主地胆小懦弱起来，从此，咱看见官就怕，慢慢地变成了一种病，这病就叫“恐官症”。

从此后，凡是开会，不管是全校的还是科室的，咱都不出声，懦弱得不行。咱不懦弱不行呀。

我读的是一所大专师范，当时的文凭是大专，学校里不少老师是本科的。我也想弄个本科。可专升本要三年，这相当于我这本科要六年。我想，还不如去试试考研。结果考上了研究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要到县教育局办手续，调档案。

咱胆小，不敢见县教育局的大官。咱爸也是老师，认识县教育局的领导们。于是咱爸陪咱一起去。咱们爷俩找到管这事的董副局长。

这董副局长甚是威严，一见面，就劈头盖脑地对咱一顿训，说，没经过他的同意，就去参加研究生考试，这是违反纪律。这个档案，他不同意调！

档案不调出，人事关系不落实，咱就读不了研究生。这一下子就把咱们爷俩给吓住了。咱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好在咱爸世面见多些，还能说些话。咱爸那是喏声连连，点头哈腰，背躬屈膝。咱爸一个劲地局长长局长短的，就差喊出“董局长万岁”了。后来董副局长总算说，这事待他研究以后再做决定。 便打发咱们走了。

后来咱爸通过别人向董副局长求情，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再向董副局长送送礼，诉诉苦，求求情，最后总算放行了。

这里要说明一点，考研究生要单位证明，单位同意。但单位的大小没有明确规定。咱去报考研究生，用的单位是那所中学。董副局长觉得这单位应该是县教育局。咱能不能考应得到他的同意。董局长的想法一点都没有错。不过，被董局长这么一折腾，咱的恐官症就更严重了。

研究生毕业后，咱到一所大学教书，仍然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可光荣归光荣，咱的恐官症依旧如故，咱看见官就怕呀！

看见校长远远走来，咱赶紧躲闪一边，咱怕呀！咱的怕领导，倒是给咱留了一个好名声。 有人说咱不媚权贵有个性。咱那有这般境界呀？咱不拍领导马屁，这不是因为咱多高傲，而是咱怕跟领导讲话。一见领导，咱就心惊肉跳，口齿不清，这样能给领导一个好印象吗？说不定领导发现咱这么笨，把咱给辞退了，那可咋办呀？

不久，咱随出国潮来到美国。坐在飞往美国的飞机上，对美国这片陌生的土地，咱心里充斥着恐惧，那里有地痞的强拳吗？那里有官员的强权吗？

到学校后，暂时没有车，基本搭别人车或步行。有一次一个下雪天，我步行去学校，对面开来一辆车，忽然在我旁边停下，一个小伙探头问我去哪？我说去学校，他马上转头，叫我上车，直把我送到学校，然后他再返头开车走。

过不久我买了辆旧车，有次去机场迷了路，问一姑娘。这姑娘告诉我该怎么走怎么走，完了问我，清楚没有？我英语差，听不全明白，我说，不大清楚。她于是干脆说，‘我带你去机场，你跟着我’。她带着我，开了二十多分钟，一直到机场附近，她摇下车 窗，告诉我，“前面就是机场，看到没？“ 我说看到了。她这才对我说再见。然后再开回去。

踏上美国土地后，我不仅没遇到地痞流氓，倒是遇到了不少洋雷锋。我就纳闷，这里的地痞流氓哪去了？难道这里没有地痞流氓吗？

那时我们做学生的，买不起新车，大多买旧车，用了一年二年，再卖出去。所以学校里旧车交易很普遍。有个上海来的小伙子，家境优越，心高气傲，血气方刚。有天为了卖买车的事，与一外国小伙争执起来。没争几句，这上海小伙便怒火中烧，挥起拳头便打了过去。他就想教训教训这外国佬，顺便给咱中国人民扬扬眉吐吐气。这外国小伙是个窝嚢废，不敢回手便吓得跑了。不一会儿，警察赶到，问上海小伙，”你打人了？”，上海小伙说，‘是他这样那样不对，把我气坏了，我气不过，才打的’。警察说，‘你打人了，就得跟我们走’。

警察铐上这小伙，带他到警局，关闭二天，罚款500美元。移民局立马跟进，遣返这上海小伙回国，并且不允许他再来美国。

从这事上可看出，在美国打人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这么多年，我从来没看到有人打架的，甚至吵架也没有。这不是因为他们素质高，而是他们不敢打架。因为打架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可以说美国没有地痞流氓，因为做个地痞流氓，太不合算了。是社会制度压制了社会上的流气，痞气和戾气。

美国没有地痞，自然没有了强拳。哪美国有强权吗？

这一问题的回荟，基于对强权一词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就会有不同的回答。这里我把它理解为：强权是一个人利用他的power （权势，地位，能力等）对另一人的长期压制或欺负，而这种现象，被压制欺负的一方无力改变。按照这样的理解，强权与长时间紧密相连，带点终身制的味道。像农村里，一家欺负另一家，一家兄弟四五个，另一家只有一个，如果大家都走不出那个村庄，那么，这种欺负是长期的，带有终身性质的。这种欺负就可被称为强权。

那美国有终身制吗？有。私企的老板就是终身制。一个家族工厂，即使厂长在他们家族成员中轮流，看似不是终身制，本质上还是终身制。你被这个厂长欺负，你不可能找下任厂长伸冤。你在私企打工，你是斗不过老板的。好在美国没有户籍制度，也没有人事档案制度，这样就避免了老板欺负你，你无处可逃的困境。老板欺负你，你挥挥袖便可走。所以这种欺负称不上强权。

如果这家私企非常大，全国的工厂企业都是他家的，你就无处可走，那就只好忍受老板的强权了。

这就像中国皇权时代，普天之下皆是王土。皇帝欺负你，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无处可逃。在那样的环境下，聪明一点的，有些能耐的，胆子大一点的，能做个奴才。像我这样笨兮兮的，胆子又小的，只能做个鼠才了。（我啥才都没有，不能称鼠才，只能称为鼠民了）。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胆子大又敢于顶撞权贵的，定会受到惩罚，或坐牢，或砍头，长此以往，这种人的数量趁向于零。社会上就只有奴才和鼠民了。

美国的政府官员，几乎都不是终身制的，大抵干上四年八年便下台。所以在美国，百姓是不怕官的。这里绝没有官逼民反的事。民众不把政府当回事。政府关门几天都无所谓。如果你去问美国人，州政府在哪里？许多美国人是答不上来的。我在一个城市都住了十多年了，我都不知道市长是谁？，书记是谁？（哦，对了，美国没有书记）。

说美国官员绝对没有终身制也不对，还是有终身制的官员的。谁？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一共九名。他们你是得罪不起的，因为他们是终身制的。

还有一些官员是准终身制，即没有明确的任期，一当可当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他们是谁？他们是大学校长。校长不是竞选出来的。校长由校董会任命。如果校董会不解雇，这校长就可一直当下去，没有任期限制。像我们学校的校长都当了十五六年了，还没有退下去的迹象。

因为校长是准终身制，所以，校长还是挺可怕的。我看到我们的校长，就怕得要命。一见到他走过来，便远远地躲在一边，连哈罗都不敢说。

几年后，我终于拿到终身教授职位。同事就跟我说，“现在你不用怕校长了”。我不相信，哪有教授不怕校长的？，他就叫我去了解一下终身教授制度。

美国自建国起，就倡导言论自由。人人都有言论的自由。但同时也规定，私企老板有解雇员工的自由。哈佛大学早期，有个教授与校长不合，教授与校长公开争吵辩论。校长一气之下便开除了这名教授。在这件事情上，双方都没错。校长没有限制教授的言论自由，他只是使用了他可开除教授的自由。

可这件事引起人们的反思。如果校长有开除教授的自由，那实际上就保证不了教授的言论自由。于是通过了决议，剥夺了校长开除教授的自由。这就是终身教授制度。
所以，在美国，一个终身教授是不易开除的，除非这个教授学业作㢢，或犯了刑事案件。

其实这一制度，我们封建社会里也有类似的。比如中了举人或以上，你就有相当的言语权，官府不能轻易动你，除非你犯了刑事案件。

大家也许知道慈禧太后时期一桩有名的案子，叫“楊乃武与小白菜”。这掦乃武考中了举人，暂时没分配到官职，就在家待着，叫赋闲在家。这期间，他走村访乡，做些基层调研，为将来做官做准备。许多有冤屈的百姓，向他求助。他帮百姓对抗官府，与县太爷结下了樑子。这县太爷恨死了楊乃武，可他没撤，因为楊是举人。后来有人告楊通奸杀人，于是县太爷千万百计利用这一机会，要置扬于死地。才有了这一冤案。

一个社会的确需要有个保障制度，能保障一些人敢于进言。许多国家就有这一制度，这便是议员制。这议员便是民众选出的，专门进言献策，批评挑刺的人。


如果一个国家，高官可以随意地判刑坐牢，法官可以轻易地在电视上认罪，教授可以说下课就下课，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是万马齐喑，一定是众人皆诺诺，无人敢谔谔的了。这样的社会，除了对当政者的赞扬吹捧歌颂外，再无别的声响了。

由于有终身教授这一制度的保护，我可以不再恐惧，不再懦弱。我也可以像那位哲学系的教授一样，公开和校长叫板了。我可以不仅不怕这小小的校长，我还可以不怕大大的总统。一不高兴，我就可以骂骂白登总统的。

我的懦弱，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环境等造成的。我现在的可以不懦弱，是社会制度造就的。

一想到自已现在居然敢骂总统，心里不免得意起来。可静下一想，这美国总统，全世界人民都可以骂，所以我一点也没啥了不起的。“有本事，你骂骂世界上一些伟大国家的伟大领袖们看看？”

我哪敢呀？除非我吃了豹子胆。

嗳？哪有豹子胆买？噢！算了算了。有买我也买不起呀！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