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农村孩子，因为嘴谗，常会去偷个桃摘个李的。我们偷桃摘李，也讲个基本原则。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偷集体的而不偷个人的。偷集体的，几乎没有负罪感，因为偷的桃李中，有一部分是自己的。而偷个人的，就觉得很不地道，总觉着对不起人家。

可如果带有仇恨，那就另当别论了。不仅会偷，还会去砸。那时村子里有二户人家，他们有仇冤。一家有棵柿子树。结的柿子又红又大，去县城里卖，能卖到5分钱一只。每年这棵柿子树，能给主人家创造相当的经济效益。所以，在柿子快成熟时，这家人管得很紧。但早期是不必管的，因为没人去偷。

那另一家的儿子是我们的伙伴。那一年，当那家的柿子结果还一半大时，他带领我们几个，拿小石块远远的砸那家的柿子树 ，把半熟的果子砸落一地。我们还在比谁的眼法好，砸得准呢！

看到这么多半熟的柿子被毁坏，这家人非常气愤，立马就判断出是那家小孩带人干的，赶去问责，这家矢口否认。其实这家主人早就知道，还表扬自家小子干得好！我们这些小伙伴，出于义气，也为伙伴保密。那家只得吃哑巴亏。

破坏了仇家果树，那个小孩及他的父母，没有什么负罪感。我们这几个小伙伴，觉得为朋友两肋插刀，也富有义气感。从这件小事上可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仇恨之下无公义。

＂仇恨之下无公义＂，这其实是一个普遍共识。

比如说杀人。杀了敌人，是英雄，杀了无辜，便是罪犯。英雄与罪犯的区别，就在于被杀之人是不是敌人。是敌人还是无辜，该杀还是不该杀，凭的是一些人的个人判断。

对朋友，＂要像春天般的温暖＂，而对敌人，就＂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对敌人，不残酷还不行，因为，＂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所以，对敌人，怎么残忍都行。文革中，十五六岁的女中学生，可以用皮鞭打死老师。大队里的民兵连长，可以把上百名的地富反坏的家属推入天坑。这些暴行，在仇恨的名义下变成壮举！

对朋友和敌人，我们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因此，＂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便成了革命的首要问题。

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普通百姓怎么能明白呢？怎么办？那就得有政府来教育指导百姓了。政府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教育百姓分清敌我，站对立场。如果我们的朋友与人打架，尽管是我们的朋友理亏，我们也要坚定地站在朋友一方，这叫＂立场大于事实＂。

＂仇恨之下无公义＂，其实，溺爱之下也无公义。比如，我们非常爱自已的妈妈，妈妈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化身。如果我们的妈妈与邻居吵架，我们就要坚定地站在妈妈一边，哪还顾得了前因后果，事实逻辑，是非对错，公平正义？况且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们伟大光荣的妈永远正确，岂能有理亏的时候？

一个爱憎分明的社会是没有公义可言的，因为公义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与一个爱憎分明的人是没必要跟他争论的。因为他是依据情感而非事实来跟你争论的，这种争论毫无意义。

要建立一个理性法治的社会，政府就应该努力消除仇恨，解决矛盾，而不是煽动仇恨，制造矛盾。煽动仇恨的目的，是为了一党一政自身的私利。比如，A想打击B，可力量不够，于是到处宣传，说B是人类公敌，坏得不行。如果有许多人听信A的宣传，认定B是他们的敌人的时候，A就可以向B发动进攻了。

如果一个机构和个人，整天教育民众，要爱这个组织恨那个团体，那么，那个教育的目的不大可能是光明正大的。

教育的实质是把你的判断影响或传递给别人。可你的判断一定是正确的吗？

记得那年我有个新来的同事，留一把胡子，人事处的干部找他说话，要他注意形象，为人师表，怎能留把胡子？

所以，留胡子是不正确的，要有正确的规范，必须刮去胡子！

可在阿富汗塔利班，必须留胡子，刮去胡子是不正确的。没个胡子，还像个男人吗？

所以，正确不正确，应个人的价值观取向而不同。把你的价值观灌输给他人的所谓的教育，又有多少是合理的呢？

许多的教育，我是反对的。我不喜欢有人教育我爱这个恨那个。让我自个判断不行吗？你喜欢有人教育你吗？

其实爱和恨是人的本能情感，无需教育。需要教育的，恰恰相反，是对爱恨的克制。不论爱恨，回到理性。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分辨是非，伸张正义。你说，是这个理吗？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