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是哈佛教授、政治学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于2012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思是：一个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到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要回应这一威胁，如此，战争不可避免。

艾利森的这一概念，源自古希腊思想家、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一句评语：“伯罗奔尼撒战争无可避免，皆因斯巴达对雅典崛起的恐惧。”

也是在2012年，习近平开始主政中国。

艾利森在2017年出版的《注定一战》（Destined For War）一书中，进一步扩展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表述，认为：“中美目前正处于战争的碰撞过程中”。

艾利森此言一出，立即被中国国家宣传机构所重视，有关“陷阱”的说法不胫而走，习近平更是多次指出：“我们都需要共同努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这当中自然隐含着：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与老牌大国的美国之间，其冲突正如当年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与斯巴达一样，面临着“修昔底德陷阱”。

果真如此吗？

昨日读到山巅上的加图《预言中美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错在哪儿》一文，颇有感触。该文对2400年前那场战争的分析颇具新意、见解独到，受益！

文章通过回顾历史上那场战争的背景后认为：艾利森曲解了修昔底德的原意。因为“中美目前面临的博弈格局、各自的国家气质，与伯罗奔尼撒战前的雅典和斯巴达，是完全不一样的。”

的确，艾利森的概念一经提出，便受到了国际上不少学者的普遍质疑：有的认为，中国还嫌太弱，其实力尚不足以达到支持这一说法的程度，即与美国势均力敌；有的认为，中国的野心和打击对象，其意在国内而非国外，所以对美国利益构不成重大威胁；有的认为，当年的情形不适用于现代，它忽略了世界历史的巨大跨度……

这些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是重点，而且有些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窃以为，问题的核心在于：

谁代表着开放的、新兴的、充满创造的后来者？谁又代表着落后的、保守的、霸权主义的被挑战者？

有学者指出：在艾利森为了说明“陷阱”概念所列出的历史上许多战争案例中，导致战争的动力，并不是一个霸权国家即将被超越的威胁，而是一个新兴大国由快速崛起，转变为停滞不前时的发泄。

试想一个国家，倘若其财富和掌控力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它自然会信心满满、雄心勃勃，进而寻求更大的全球影响力。但如果是发展到了巅峰之后显得后发无力，致使经济放缓、民生凋敝，同时又因为在国际上的强硬态度激起了众多竞争对手的警醒与联合，那么，这种原本持续上升的轨迹忽现急剧下降的前景，对世界政治则是最危险的。

艾利森的几个案例事实上都遵循了这一模式，如日俄战争、一战、太平洋战争等，再加上当今的俄乌战争，但这不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模式。

那么，什么才是“修昔底德陷阱”模式？

让我们回到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有人认为，对这场战争的误解在于：不是崛起的雅典挑战斯巴达，而是雅典的停滞导致斯巴达认为“雅典的政策错误”使战争“值得冒险”。

在我看来，“山巅上的加图”的见解似乎更有说服力：

“在当时的爱琴海世界，雅典确实是一个新兴的、极速成长中的‘大国’，但它的国家气质是重商的、开放的、外向的、富于侵略性的，且具有在当时即便在希腊世界看来也非常独特、新奇、大胆的雅典民主制度、并在整个希腊世界非常积极推销自己的这一套——这些气质与其说类似于现如今的我们，倒更容易让人想起大老美。”

而反观其“霸主”对手斯巴达：

“之所以要让它的全体男性公民接受彻底的军国主义训练，把每一个斯巴达人都打造成战士，根本原因是他们本是自己城邦的征服者、外来者，是靠征服和奴役原来在此的‘黑劳士’阶层才建立国家的。换句话说，斯巴达人虽然好战，但它的武力主要是对内的，目的是用有限的上层斯巴达人在内部压服住下层的‘黑劳士’，让他们生产足够的盈余，供养自己生活。这跟以银矿起家、以海权立国、必须通过将更多的城邦拉入自己的商业共同体、并同化之的雅典具有天壤之别。”

“对于斯巴达这样的国家来说，霸主不是一个宝座，而是一个负担，斯巴达人越多的派遣它有限的军队外出帮助盟友打仗，就意味着它要分散自己的武力，而离自己尚武的初衷——压服国内的黑劳士阶层——越来越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修昔底德的记述中，斯巴达在战争开打之前是屡屡退让的，甚至让人觉得非常软弱，完全不配适它的霸主地位。”

既然斯巴达无意去当“霸主”，怎么还会有战争？

“山巅上的加图”认为：“雅典和斯巴达的矛盾不是国家层面的，而在于他们各自公民之间所习惯的、赖以为生的生活方式乃至世界观所存在的深刻矛盾。雅典人（商人）与斯巴达人（地主）在每个城邦向何处去的争论中，其矛盾是尖锐而不可调和的。希腊土壤贫瘠，并不适合耕种，如果地中海的商贸圈彻底打开，雅典海军能够护卫着舰队从埃及等地运来粮食，地主就将整体的被边缘化，甚至他们旧有的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制度也将随之解体。这对于立足于农业生产来制定他们一切制度的斯巴达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灭顶之灾。”

那场战争的结果是：雅典人失败了。其失败既源于雅典的盲目乐观，更因为斯巴达的拼死抗争。

“雅典人的错误就在于，他们虽然开启了这场变革，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意义到底有多么重大——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城邦霸权交接，而是一次由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再到社会制度的革新。所以它遇到的阻力是空前巨大的。雅典的决策者只看到斯巴达出于自身利益的妥协和软弱，并以传统的外交博弈手段步步紧逼、压缩它的同盟。而没有意识到这场争斗中的关键矛盾，是在国家博弈之外，更在国家博弈之上的。”

所谓国家博弈之上，就是根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非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因为当时，“每个希腊城邦中都有雅典人，也有斯巴达人。”（修昔底德语）

在“山巅上的加图”看来：这才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价值所在。艾利森将其精神总结为“修昔底德陷阱”，“着重于探讨国家博弈的教训，是对该书的一种误解和矮化，曲解了修昔底德的本意。”

当年修昔底德的本意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每个希腊城邦中都有雅典人，也有斯巴达人”却是事实，因为当时现代国家的概念远未建立，所以上述见解自有其合理性，是值得思考与探讨的好见解！

然而，“山巅上的加图”接下来的引申便值得商榷了：

“时至今日，很多人在谈起‘国际大势’时，也经常会犯类似的错误，他们总喜欢把一个国家当作天然主体来看待，经常会说‘中国怎么怎么样’‘美国怎么怎么样’。但这种分析方法是有问题的，国家并不是一个直接拿来当整体进行讨论的存在——国家本质上是由人组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自己的世界观，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式。最终，是这些诉求、观念、向往，而不是大而化之的‘国家意志’，将成为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任何忽略个体强行统合的宏大叙事，甭管它叫‘修昔底德陷阱’还是别的什么，都是似是而非，荒腔走板的。具体到中美关系，我觉得中国外交部最近反复强调的一句话非常正确：‘中美人民的友谊是两国关系的源头活水和重要基础。’两国社会的主流，并不存在像斯巴达人和雅典人之间那样‘如何生活才是好生活’认知差距。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等等价值观是双方的主流社会都认同的。一个双方民众都想过平等、自由、富足、受尊重的好日子的双边国际关系当中，并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存身的空间。更毋宁说，在这个太多常识已经普及，全人类对什么是‘好生活’已经达成共识的现代社会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那样的悲剧，真的很难再重演。”

“山巅上的加图”太乐观了！虽然理论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等价值观是双方的主流社会都认同的，但这不乏“口号式”的宣示，至于如何构建，相信两边的做法和前提是不一样的！

谁说两边没有“如何生活才是好生活”认知差距？

当国家意志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时，当国家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认同：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诉求时，次序就被颠倒了。

这才是当今的现实！

我们且不说这种认同或牺牲是否有着强烈的被欺骗、被绑架的成份，单就近代以来构建的现代国家概念，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地缘政治，也并未因人类美好的愿望而消失，尤其是今天，正相反，它还在不断强化。这与当年的古希腊背景，不可同日而语。

美国之前的战略失败正在于对人们都认可“普世价值”的盲目乐观，而美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深刻反思与战略调整，所要纠正的也正在于此。

在“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里，如果说挑战方是代表着开放、创新、生机勃勃、新兴向上甚至文明方向的一方，那么艾利森的观点是否还站得住脚呢？

尽管这种挑战不见得一次就会赢。

这毕竟是一个似是而非、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