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迫于生活乃至生存的压力，或许是身患绝症其痛苦不堪忍受，近年来见诸于媒体的自杀报道越来越多。 当然，这里还没有包括厉害国中不时报道出的更加离奇的“自杀”。 4月1日，渥太华专栏作家苏布拉马尼亚（Rupa Subramanya）发文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 居住在荷兰一个小镇的一位28岁的女性特尔比克（Zoraya ter Beek）向她表示，她计划于5月初离开这个世界。 这不是愚人节消息。 特尔比克原本有志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但她始终无法鼓起勇气完成自己的学业，或者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从物理意义上，她身体健康，正值人生中精力最旺盛的阶段。但由于抑郁症、自闭症和边缘型人格障碍，让她的精神备受折磨，步履蹒跚。她有一位40岁的IT男友，两人感情甚笃，与两只猫一起住在一栋漂亮的房子里，但她现在已经厌倦了生活。 
特尔比克与她的男友在一起
她准备安乐死，并计划将自己火化。 她短信苏布拉马尼亚说：“我不想让我的伴侣承担维持坟墓整洁的负担。我们还没选骨灰盒，但那将是我的新家！”她在“新家！”的后面加了一个骨灰盒的表情符号。 宣判她死刑的，是她的精神科医生。医生告诉她：“已经尝试了所有方法，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你的状况永远不会好转。” 从那一刻开始，她就决定一死了之。“我一直都很清醒，既然情况无法好转，我就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 为了宣示自己的绝望，特尔比克在左上臂纹了一棵“生命之树”，不过是反过来纹的。她说，“生命之树代表着新生与成长，可我的树正相反，它正在落叶、死去。树一死，鸟儿也就飞走了。我不认为是我的灵魂离开，更多的是我自己从生命中获得了解脱。” 她选择在自己的家中经历最后的时刻，“我会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没有音乐。” 她所了解的全过程应该是这样的： “医生真的很花时间，他们并不是走进来就说：‘请躺下！’大多数情况下医生会先给我一杯咖啡，让我平静下来，营造一种缓慢柔和的氛围。之后，她会问我是否准备好了？我会安坐在沙发上，她会再次询问我是否确定，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便开始操作，她祝我一路顺风或祝我睡个好觉。我讨厌别人说‘一路平安’。我哪儿也不去。” 所谓的操作就是，医生会给她注射镇静剂，然后用药物让特尔比克的心脏停止跳动。她死后，安乐死审查委员会将对她的死亡进行评估，以确保医生遵守了“恰当的护理标准”，最后，荷兰政府将宣布特尔比克的生命被合法终结。 她要求她的男友陪她走到最后。没有葬礼，也不会有太多的家人和朋友前来相送。 特尔比克说：“我有点害怕死亡，因为这是一个终极的未知。”我们真的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或者什么都没有？这才是最可怕的部分。 
在西方，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不是生活在痛苦中，特尔比克就是其中之一。 世界上的确有许多人，当他们面对家庭的不如意、经济的动荡、生活上的负担、社交中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看似无穷无尽的恐惧和失望时，都程度不同地会患上抑郁症或焦虑症，而且症状可能会不断加剧。 我们不知道在特尔比克的成长中都经历了什么？也不知道严重的抑郁或焦虑症能够将人折磨到什么程度？ 但28岁，一个人一生中真正的成熟其实尚未到来！人生中那些刻骨铭心的感悟可能要到四、五十岁甚至更晚。 况且，在许多情况下，病症与痛苦是可以治疗的。 而医生，有什么权利可以轻易地宣判一名年轻患者的死刑？ 现在的欧洲，不仅仅是医生，甚至连政府都倾向于鼓励患者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 荷兰坎彭神学院的医疗伦理学家格罗内伍德（Stef Groenewoud）说： “从前，安乐死只是人生最后时刻的一种无奈手段。但现在，安乐死已成为由医生和精神科医生提出的某种可以接受的选择！我在精神疾病患者、特别是患有精神障碍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这种现象——医护人员似乎比以前更容易放弃他们。” 波尔（Theo Boer）是格罗宁根新教神学院（Protestant Theological University in Groningen）的一名医疗伦理学教授，他在荷兰的安乐死审查委员会工作了10年。波尔回忆：“我于2005年进入审查委员会，一直工作到2014年。其间，我目睹了荷兰的许多起安乐死，而安乐死这一实践已经从死亡是最后的选择，演变为死亡是默认的选择！” 他最终选择了辞职。 
特尔比克挂在脖子上的医疗项链上写着“请勿人工呼吸” 波尔一定想到了像特尔比克那样的年轻人。 2001年，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死亡，那数字令人震惊。 
2000年至2022年荷兰报告的安乐死案例数量 （2023年9月13日的统计，2022年荷兰的人口约1777.82万） 对于这样一种趋势，批评者认为：这些“选择”安乐死的人，受到了消除自杀污名的法律、美化自杀的社交媒体文化以及激进的“死亡权”活动家的默许。这些为安乐死“唱赞歌”的人坚持认为，只要我们的生命“完整”了，我们就应该自由地自杀。 苏布拉马尼亚对此评论说：一些高举“死亡权”的活动家，希望每个人都能获得安乐死——即使是患有精神类疾病的年轻人也不例外！他们是否正在使自杀成为一种传染性疾病呢？ 不错！ 事实上，那些像特尔比克这样的选择“自杀”的年轻患者，已经成了自杀传染病的受害者！ 多伦多大学心理学教授、著名作家彼得森博士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 “记住我的话：接下来，我们会将自杀浪漫化，然后它就变成了一种死亡传染病，由国家管理。” 今天的西方，已经被一群无良知识分子、鼓吹极端自由化的“白左”们所绑架！这伙人对年轻人不断施加影响，并一步步将社会引入歧途。 大麻合法化、“自杀”合法化、“我穷我光荣”合法化、“零元购”、无视法律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LGBTQ推广的合法化，以及一切荒诞奇葩、光怪陆离、曾经为正常社会所不齿的沉渣，如今却无不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登堂入室，被追捧，被膜拜，极尽荣华！ 看看刚刚过去不久的新闻吧： 当今罗马教皇，居然大言不惭地呼吁正在抗击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应该“举起白起投降”！ 美国总统拜登，居然在白宫专门发布了总统令，宣布将今年的复活节（3月31日）当作“跨性别现身日”（International Day of Transgender Visibility）来过！ 上述之举自然会引发国际和社会上的广泛批评与愤怒。 这是天主教的堕落，这是美国政府的堕落，这是一切鼓吹、崇尚上述“合法化”的政府和社会的集体堕落！ 当引导人们死亡成为一种时髦时，当效仿“自杀”成为一种浪漫时，这世界离毁灭就不远了。 想起上世纪70年代末著名的日本电影《追捕》中唐卡医生的一句台词：“从楼顶上跳下去吧，一直向前走，不要朝两边看，跳下去，你将融化在蓝天里！” 那种对精神病患者的引导与教唆，让人感到一种从内到外透出的邪恶！ 而今天那些所谓的“精神科医生”，又与当年的唐卡有什么区别？ 让我们回归常识：人们，特别是年轻人，要牢牢记住： 活着，是上帝赋予每个人的神圣权利，对生命的敬畏与保护，是每个人必须承担的神圣责任。 而生命，任何人都不能轻易剥夺！ （文中图片均引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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