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羅馬教宗方濟各（Franciscus，1936—2025）在復活節節期中去世，遂引發人們的普遍關注，特別是在他擔任教宗的12年中，其毀譽參半的評論始終不絕於耳。

由此想到了他的前任本篤十六世，這兩位教宗之間的比較頗耐人尋味，其中涉及到現今教會所面臨的不少問題，例如：如何按照上帝的旨意，在信仰持守和世俗包容之間取得平衡？

早在2013年，時任教宗本篤十六世（Benedictus XVI，1927—2022）在個人健康並無大礙的情況下突然宣布退位，這使得他成為自1415年以來首位主動退位的教皇。他在當時的告別聲明中說：“我在天主面前和自己良知面前清楚地認識到，我的體力因高齡而不再適合履行教皇的職務。”他進而表示：此舉是出於對教會的愛所作出的決定。

接任他職位的，是小他9歲的方濟各，這位新教宗創造了兩個第一：第一位來自南美洲的教宗（阿根廷）；第一位出自“耶穌會士”的教宗。

2019年，以半歷史、半虛構方式刻畫兩位教宗的電影《The Two Popes》上映，此時這兩位當事人還都健在。為在世的人拍攝“傳記片”，這在以往並不多見。

影片中由安東尼·霍普金斯飾演的本篤十六世，內省、保守，更具學者風範。他注重基督教義的純粹性以及對信仰真理的堅守，故而被刻畫為孤獨與略顯遲疑的靈魂。他對教會的性醜聞深感痛苦，但卻無力應對，所以常常表現出一種“時代在我之外前行”的淒涼感。這或許才是他選擇主動退位的真正原因。我個人十分喜愛影帝霍普金斯的表演。

而由喬納森·普雷斯飾演的新教宗方濟各，則表現得外向、親民與進步。他更關注屬靈的實際、社會的正義和邊緣性群體。人們常將他與憐憫、包容、改變以及世俗世界的朋友等特質相聯繫。他與本篤十六世在性格上的互補或許是被本篤十六世挽留、並看中作為繼任者的原因之一吧。

正是因為兩人的特點與性格張力，他們之間所展開的極具哲思和情感衝突的對話令人印象深刻，那是一種衝突中的心靈交流。

當然，那不是一場純粹的神學辯論，而是有關良知、悔改、信任和上帝旨意的深度對話。

有人用這樣一句話加以概括：“一個保守的神學家、知識分子在意識到自己不適合時代時，主動讓位於一位與自己信仰方式截然不同的人。”

不難看出，電影有着明顯的傾向性，因為影片中更多地是站在方濟各的角度，為他刻意打造一種似乎更“浪漫化”的進步路線。因為這意味着“政治正確”。

然而在實際中，據說本篤十六世與方濟各之間並沒有那麼多私下的交流與深談。至於貝爾戈里奧（方濟各成為教宗之前的本名）是否真的打算過辭職？以及他以往是否真的做過那樣的表白？也都無從證實。所以，權當是對他的某種美化吧。

但如果我們走出電影，回到現實，重新去審視上面那句概括的話，其中的意味恐怕就不那麼簡單了。我們要弄明白，究竟是包含有永恆真理與生命的信仰該去適合這個變化不定的時代？還是時代更需要純粹信仰的正確引導？而且，難不成兩位教宗的信仰可以截然不同？

倘若我們更深入地去對照一下兩位教宗的信仰態度和聖經精神，其中的差異顯而易見：

從學術背景看，本篤十六世是有着深厚拉丁傳統的神學家；而方濟各則更像是一個社會牧靈者，注重現實關懷。

在聖經觀上，本篤十六世強調信仰的真理性與教義的一致性；而方濟各則更強調信仰的愛與行為的見證。

以教宗的角色論，本篤十六世更像是一名“護教者”；而方濟各則更傾向於扮演“慈父與僕人”的角色。他常走出梵蒂岡，擁抱窮人、移民、患病者，甚至給少數族裔下跪。

對於邊緣性人群，本篤十六世在同情的同時，仍然強調教會的規條與傳統；而方濟各則更強調慈悲、接納、對話與包容，因而被視為“社會邊緣者的教皇”。他風格簡樸、言辭親民，主張“教會要像野戰醫院，優先照顧受傷的人”。

至於著作，方濟各更多的是寫一些通俗教諭，這與學者型的本篤十六世若干深入分析信仰理性的神學著作相比，不在一個層次上。

方濟各在其宗座勸諭《福音的喜樂》中曾說：教會應當走出自我，走向邊緣，關懷貧困者和被排斥者。他主張教會應成為一個開放和包容的共同體，強調“福音的喜樂是針對萬民的：沒有人能被排除在外”。這種立場體現了他對社會正義和慈悲的關注，強調教會在現代世界中的積極參與。

相較之下，教宗若望·保羅二世在其教宗任期內則強調教義的明確性和道德的堅守。他在《真理的光輝》等文獻中強調真理的絕對性，並對相對主義和世俗化趨勢表示擔憂。他主張教會應當堅守傳統教義，強調信仰的純潔性和道德的規範性。

總體上看：本篤十六世忠於傳統、持守信仰之“道”，看重真理優先、制度維護，強調真理的清晰與堅守，而且不怕論斷，不懼爭議，是“屬上帝的理性者”的典範；而方濟各則看重愛心優先、關係導向，更強調在愛中接觸人心、傳遞溫暖，更易體現出“上帝的憐憫勝於祭祀”的心。

但問題是，針對這些不同的觀點、做派與風格，究竟什麼才是符合上帝心意的？

這當中，將信仰與世俗的邊界模糊化、甚至相混淆，一味地去迎合當今的各種潮流和其它信仰，是方濟各最遭人詬病的地方。比如在真理上的退讓、對愛人如己的濫用，以及對同性戀、墮胎、LGBTQ群體和罪的寬容，甚至試圖跨宗派對話、以實現包括伊斯蘭教、佛教等其他宗教在內的宗教合一，等等，所有這些都讓他所領導的羅馬天主教與聖經的教導漸行漸遠。

當然，教宗也是人，也是和我們一樣的罪人，所以也有掙扎、有後悔、有盼望。其實，教會自始至終都是在不同維度的張力中前行的，上帝賦予教會的權柄不是靠強制和壓服，而是靠彼此的認同與交託。有時，上帝的旨意恰恰是通過最弱者所經歷的痛苦所成就的。

教會，需要在開放與堅守之間找到平衡，需要在福音使命和保持信仰純潔性之間取得平衡。當今教會的整體性衰落，正是失去了這種平衡所導致的，例如：或恐懼現代化潮流，關起門來自命清高、自說自話，不敢直面社會問題；或在信仰的根基上退讓，遷就世俗世界的醜惡，從而失去上帝所強調的公義。這兩種態度的最終結果是一個：都是放棄信仰對世界的引導與帶領，任由魔鬼大行其道。

教會的悲哀也正在於此！

也許，我們從兩位教宗身上能夠發現上帝想要啟示我們的東西。我們是不是應該堅守教義清晰、不模糊真理界限的信仰態度，我們是不是應該秉持“真理優先、憐憫次之”的屬靈邏輯，從而使教會成為“在世界中”，但又不“屬世界”的獨特群體，以便讓這個世界重新回到上帝所要求的軌道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