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罗马教宗方济各（Franciscus，1936—2025）在复活节节期中去世，遂引发人们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在他担任教宗的12年中，其毁誉参半的评论始终不绝于耳。

由此想到了他的前任本笃十六世，这两位教宗之间的比较颇耐人寻味，其中涉及到现今教会所面临的不少问题，例如：如何按照上帝的旨意，在信仰持守和世俗包容之间取得平衡？

早在2013年，时任教宗本笃十六世（Benedictus XVI，1927—2022）在个人健康并无大碍的情况下突然宣布退位，这使得他成为自1415年以来首位主动退位的教皇。他在当时的告别声明中说：“我在天主面前和自己良知面前清楚地认识到，我的体力因高龄而不再适合履行教皇的职务。”他进而表示：此举是出于对教会的爱所作出的决定。

接任他职位的，是小他9岁的方济各，这位新教宗创造了两个第一：第一位来自南美洲的教宗（阿根廷）；第一位出自“耶稣会士”的教宗。

2019年，以半历史、半虚构方式刻画两位教宗的电影《The Two Popes》上映，此时这两位当事人还都健在。为在世的人拍摄“传记片”，这在以往并不多见。

影片中由安东尼·霍普金斯饰演的本笃十六世，内省、保守，更具学者风范。他注重基督教义的纯粹性以及对信仰真理的坚守，故而被刻画为孤独与略显迟疑的灵魂。他对教会的性丑闻深感痛苦，但却无力应对，所以常常表现出一种“时代在我之外前行”的凄凉感。这或许才是他选择主动退位的真正原因。我个人十分喜爱影帝霍普金斯的表演。

而由乔纳森·普雷斯饰演的新教宗方济各，则表现得外向、亲民与进步。他更关注属灵的实际、社会的正义和边缘性群体。人们常将他与怜悯、包容、改变以及世俗世界的朋友等特质相联系。他与本笃十六世在性格上的互补或许是被本笃十六世挽留、并看中作为继任者的原因之一吧。

正是因为两人的特点与性格张力，他们之间所展开的极具哲思和情感冲突的对话令人印象深刻，那是一种冲突中的心灵交流。

当然，那不是一场纯粹的神学辩论，而是有关良知、悔改、信任和上帝旨意的深度对话。

有人用这样一句话加以概括：“一个保守的神学家、知识分子在意识到自己不适合时代时，主动让位于一位与自己信仰方式截然不同的人。”

不难看出，电影有着明显的倾向性，因为影片中更多地是站在方济各的角度，为他刻意打造一种似乎更“浪漫化”的进步路线。因为这意味着“政治正确”。

然而在实际中，据说本笃十六世与方济各之间并没有那么多私下的交流与深谈。至于贝尔戈里奥（方济各成为教宗之前的本名）是否真的打算过辞职？以及他以往是否真的做过那样的表白？也都无从证实。所以，权当是对他的某种美化吧。

但如果我们走出电影，回到现实，重新去审视上面那句概括的话，其中的意味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们要弄明白，究竟是包含有永恒真理与生命的信仰该去适合这个变化不定的时代？还是时代更需要纯粹信仰的正确引导？而且，难不成两位教宗的信仰可以截然不同？

倘若我们更深入地去对照一下两位教宗的信仰态度和圣经精神，其中的差异显而易见：

从学术背景看，本笃十六世是有着深厚拉丁传统的神学家；而方济各则更像是一个社会牧灵者，注重现实关怀。

在圣经观上，本笃十六世强调信仰的真理性与教义的一致性；而方济各则更强调信仰的爱与行为的见证。

以教宗的角色论，本笃十六世更像是一名“护教者”；而方济各则更倾向于扮演“慈父与仆人”的角色。他常走出梵蒂冈，拥抱穷人、移民、患病者，甚至给少数族裔下跪。

对于边缘性人群，本笃十六世在同情的同时，仍然强调教会的规条与传统；而方济各则更强调慈悲、接纳、对话与包容，因而被视为“社会边缘者的教皇”。他风格简朴、言辞亲民，主张“教会要像野战医院，优先照顾受伤的人”。

至于著作，方济各更多的是写一些通俗教谕，这与学者型的本笃十六世若干深入分析信仰理性的神学著作相比，不在一个层次上。

方济各在其宗座劝谕《福音的喜乐》中曾说：教会应当走出自我，走向边缘，关怀贫困者和被排斥者。他主张教会应成为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共同体，强调“福音的喜乐是针对万民的：没有人能被排除在外”。这种立场体现了他对社会正义和慈悲的关注，强调教会在现代世界中的积极参与。

相较之下，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在其教宗任期内则强调教义的明确性和道德的坚守。他在《真理的光辉》等文献中强调真理的绝对性，并对相对主义和世俗化趋势表示担忧。他主张教会应当坚守传统教义，强调信仰的纯洁性和道德的规范性。

总体上看：本笃十六世忠于传统、持守信仰之“道”，看重真理优先、制度维护，强调真理的清晰与坚守，而且不怕论断，不惧争议，是“属上帝的理性者”的典范；而方济各则看重爱心优先、关系导向，更强调在爱中接触人心、传递温暖，更易体现出“上帝的怜悯胜于祭祀”的心。

但问题是，针对这些不同的观点、做派与风格，究竟什么才是符合上帝心意的？

这当中，将信仰与世俗的边界模糊化、甚至相混淆，一味地去迎合当今的各种潮流和其它信仰，是方济各最遭人诟病的地方。比如在真理上的退让、对爱人如己的滥用，以及对同性恋、堕胎、LGBTQ群体和罪的宽容，甚至试图跨宗派对话、以实现包括伊斯兰教、佛教等其他宗教在内的宗教合一，等等，所有这些都让他所领导的罗马天主教与圣经的教导渐行渐远。

当然，教宗也是人，也是和我们一样的罪人，所以也有挣扎、有后悔、有盼望。其实，教会自始至终都是在不同维度的张力中前行的，上帝赋予教会的权柄不是靠强制和压服，而是靠彼此的认同与交托。有时，上帝的旨意恰恰是通过最弱者所经历的痛苦所成就的。

教会，需要在开放与坚守之间找到平衡，需要在福音使命和保持信仰纯洁性之间取得平衡。当今教会的整体性衰落，正是失去了这种平衡所导致的，例如：或恐惧现代化潮流，关起门来自命清高、自说自话，不敢直面社会问题；或在信仰的根基上退让，迁就世俗世界的丑恶，从而失去上帝所强调的公义。这两种态度的最终结果是一个：都是放弃信仰对世界的引导与带领，任由魔鬼大行其道。

教会的悲哀也正在于此！

也许，我们从两位教宗身上能够发现上帝想要启示我们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应该坚守教义清晰、不模糊真理界限的信仰态度，我们是不是应该秉持“真理优先、怜悯次之”的属灵逻辑，从而使教会成为“在世界中”，但又不“属世界”的独特群体，以便让这个世界重新回到上帝所要求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