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幾段查理柯克在大學裡與不同學生的辯論，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人們經常看到比較多的辯論，常常是沒有輸贏結果的。

由此便生出一個問題：我們辯論所追求的效果和目的是什麼？

當然，這裡所說的辯論是指那些善意的、基於理性的說理式的辯論。對於有些上來就扣帽子，極盡謾罵詆毀式的“撒潑”，先就要將其排斥在外，因為那些東西除了讓人感到仇恨，完全沒有建設性。

人，無論所持觀點如何，多少都會有個人的局限性，都需要不斷完善。但人，也是最難被說服的，尤其是想要通過現場辯論讓對手完全改變自己的原有觀點。

記得前些年常常看到一些“大專辯論賽”，主持比賽的一方會選擇一個辯題，而後指定競賽雙方分別以“正方”和“反方”的身份展開辯論，最後由現場的專家打分，判出“輸贏”。

辯論真的能辯出輸贏嗎？尤其是對那些本身就十分複雜的辯題，常常在包含謬誤的同時，又有着某些“合理”的成分，並非用“非黑即白”的簡單判斷就能說清楚，又如何能簡單地判出輸贏呢？

不過，辯論中的確有一種情形也當在摒棄之列：因為有些問題純屬是作為人本應具備的常識性問題，根本無需辯論。只不過提出這樣問題的人如同“巨嬰”，他們連最起碼的常識都沒有，與之“辯論”恰如“對牛彈琴”，毫無意義。可悲的是，現如今這樣的人好像還不少，並且有着與日興旺的趨勢。

所以，我們有理由追問：人們彼此辯論的意義何在？什麼樣的效果才是建設性的？現僅以個人觀點嘗試者做一回答。

效果之一是：雙方能夠彼此傾聽，以了解對方陳述的事實是什麼？提出的觀點是否有合理之處？對完善自己的認識是否有所幫助？鑑於現場辯論存在局限性，常常是“話趕話”脫口而出，來不及更好地消化對方的觀點，進而做出更深入的思考，這個功課需要回到家中慢慢體味才行。所以良好的辯論首先意味着表述到位、傾聽到位：一方面將自己的觀點用儘可能簡潔、清晰的方式向對方表明；另一方面還要能及時弄清楚對方觀點的核心是什麼？與自己的根本差異在哪裡？並據此作出必要的反應。這無疑是一種能力，需要培養；查理柯克的辯論優勢之一正在於此。也因此，辯論中誰也沒能現場說服誰，是辯論十分常見的結果，但這並不代表辯論無意義。

效果之二是：通過辯論過程能夠更好地釐清：對方觀點所基於的基本事實是否與自己有出入（視角不同）？所辯論的內容，其定義是否與自己的一致？偏差在哪裡？（雙方所說的是不是一個東西）？對方的陳述是否存在明顯的邏輯錯誤？所得出的結論是否以偏概全？或者過於情緒化、簡單粗暴？等等。如此一來，既可找出各自的問題與局限，更有利於在減少對立、增加共識的基礎上繼續辯論。查理柯克的表現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效果之三是：通過辯論讓對方折服，這是最理想的情形，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需要澄清的是：辯論不是“詭辯”，完善觀點不是在庸俗的“辨證法”中喪失了是非。要知道，長期以來對國人教育和灌輸的“辯證法”，其實只是一種宣傳武器，它常常具有“顛倒黑白”、“化腐朽為神奇”的出奇效果，無數人在“辯證”中糊塗了頭腦，迷失了自我，最終是害人害己。因此辯論中要格外警惕這種似是而非的毒素。

想必查理柯克對此所經歷的，恐怕遠不及國人更深吧。君不見在東方的“辯證”面前，西方“白左”的敘事實在是“小巫見大巫”，差太遠了！

這裡，信手拈來“詭辯”及庸俗“辯證法”的種種表現：

1）你說我們國家不好，他說美國也一樣，甚至更糟！

這是把任何事物都相對化，在相對中抹殺了彼此的差別、優劣，尤其是那些本質性的東西！

2）你說吸煙有害，他說有人吸煙還活到100歲！

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即：採用某一“反常”特例，去否定那些早已形成共識的“正常”事實與規律。

3）你說這件事明顯做錯了，他說“凡事要一分為二地看，壞事能變成好事，失敗是成功之母，難道你看不出它也有積極意義嗎？”

這是典型地尋找的藉口、為錯誤開脫！結果就是：原本錯的反而成了對的，不但是對的，還要理直氣壯地宣傳這種“對”，誰又敢否定“母親”呢？長此以往，自然就形成了一個黑白顛倒的反常社會！

如此等等，或是出於主動的、用相對主義逃避真假的詭辯論；或是出於被動的、用對立統一“和稀泥”的“辯證法”；以及殺傷力更大的兩者合流的“組合拳”，無非都是通過玩弄“話術”將是非搞亂，最終達到給人“洗腦”、便於統治的目的。比如面對“996”員工的正常維權，有人回應說“員工也因此得到鍛煉、獲得成長了呀！況且，吃苦也不是壞事，更應該感謝才對吧！”結果，針對勞動法的合理維權不見了，企業組織管理的低能低效被無視了，人與社會的安全網絡缺失了……倘若員工繼續追問，對方或許就會繃起臉來甩出“存在即合理”這樣的“哲學”大道理，進而把現實的痛苦解構成為年輕人成長的“必要階段”！

如此看來，還多少有些羨慕查理柯克的辯論對手以及辯論氛圍了。因為這些倘若換個地方，那就是“不可能”！又何談什麼辯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