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在眾議院選舉中取得了顯著的勝利，獲得了300多個席位，這意味着日本將面臨高市早苗“搞事”的局面而無力阻止。

儘管高市早苗確實“贏得了勝利”，但對中國來說，這並非全然是壞事。

未來，不僅日本人不再能輕言軍國主義在日本只是一小撮勢力，連不少中國人也將難以如此認為。

這無疑有助於我們放下幻想，做好戰鬥的準備。

有人認為高市早苗的“勝利”代表了日本的“民意”，然而，“民意”的彈性到底有多大，烏克蘭人的經歷已經給我們上了一課。

在俄烏衝突之前，澤連斯基的支持率曾超過90%，但隨着衝突的爆發，他的支持率一路下滑，如今僅剩9%，這時澤連斯基恐怕也只能舉杯慶祝。

澤連斯基的支持率為何會出現如此劇烈的下降？原因在於烏克蘭人民經歷了痛苦與壓迫。

當他們意識到戰爭帶來的代價，尤其是他們自己成為這一代價的一部分時，對澤連斯基的態度便發生了轉變。

雖然烏克蘭人或許對俄羅斯並不滿意，但他們更不願意被徵召前線成為“炮灰”。

人們往往是現實主義者，因此烏克蘭的“民意”無法作為參考，日本所謂的“民意”同樣難以可靠。

只需經歷一次慘痛的失敗，讓日本人民意識到他們會付出代價之後，日本的輿論才可能迅速轉變。

然而，在那之前，日本的“民意”不會輕易改變。

日本國內經濟形勢嚴峻。生活富裕的人是否願冒險尚不可知，但生活困難的人一定會選擇冒險。

日本向來是一個具有冒險精神的國家，總希望能通過一場賭注實現逆轉。

他們對於失敗似乎沒有太多顧慮，尤其是對於21世紀的日本人來說，他們認為情況不可能更糟，無非是從“失去的35年”延續到“失去的100年”。

外部因素方面，美國正迫使日本走上賭桌。一方面，美國希望藉助日本增強軍事力量，以填補其撤退後在亞洲留下的空白；另一方面，美國也在經濟上對日本施加壓力，強迫其進行資金輸送。

在當前經濟狀況不佳之際，即使是在日本經濟最為繁榮的時候，5500億美元也不是隨便就能拿出的，更何況這筆資金幾乎是無償提供給美國。

在內外交困的背景下，日本採取鋌而走險的舉措似乎是必然的。

早苗的激進行為不過是日本右傾趨勢的外在表現，但她的運氣卻不佳，不僅遇到了日本最艱難的時刻，也碰上了中國最強大的階段。

早苗渴望實現許多目標，但實際上能做到的卻寥寥無幾。

在贏得眾議院選舉後，她表示將致力於“營造一個能夠參拜靖國神社的環境”，並試圖“爭取盟友及周邊國家的理解”，以便“共同向為國犧牲者表達敬意”。

她把“參拜”作為對日本“鬆綁”的切入點，或許認為這一點阻力最小，但這只是她的一廂情願。

例如，新加坡的黃循財在呼籲“放下歷史”後，遭到了新加坡民眾的激烈反對，這足以表明日本歷史包袱之重。

早苗試圖甩開歷史包袱，輕裝上陣，無異於痴人說夢。在涉及重大歷史問題時，沒有哪個國家會真正表示“理解”，更沒有哪個國家敢於如此表態。

進一步說，只要中國不同意，其他國家所謂的“理解”也是無用之舉。

國際競爭最終還是歸結為實力。儘管早苗大幅提高了日本的防衛預算，預計2026財年將達到580億美元，這是歷史最高水平，使得日本防衛費占GDP比重超過2%。

日本GDP僅為中國的大約五分之一，即使將防衛費提升至GDP的10%也無濟於事。

戰鬥拼的是綜合國力，包括工業產能、產業鏈完整度、人口數量以及國土面積等因素。

八十年前，日本在國力巔峰時期都無法戰勝當時處於低谷中的中國，現在更是無從匹敵。

不應忘記的是，目前具備毀滅性力量的是我們，而非日本。在中國絕對實力面前，日本顯得微不足道。

早苗所聲稱的“壓倒性勝利”讓日本民眾感到滿意，中國人同樣如此。雖然中國已經強大，但尚未擁有與其國力相匹配的威懾力，因此一些小國如巴拿馬和立陶宛也敢對中國咆哮。

這意味着，我們要震懾那些小國，就必須樹立威信，而日本顯然是最佳對象。

我們並不尋求以威懾來獲得他人的善意，然而，如果缺乏這種威懾，反而可能被視為軟弱。

建立威懾力是必要的。美國作為一個榜樣，他們所引發的恐懼感應成為我們的參考。

我們應當讓他人像對待美國那樣敬畏我們。

回顧歷史，我們與日本的上一次交鋒未能徹底清算，這使得日本產生了一種錯誤的認知：即若賭注贏了，他們便會繁榮昌盛；若賭輸了，只需選擇投降即可。然而，這一次情況有所不同。

我們的目標是讓日本付出沉重代價，讓他們的男性一個個被徵召上戰場，直至犧牲。

在這個過程中，其他日本人將目睹國家走向衰敗、死亡甚至腐爛，而無能為力。

這才是真正讓日本感受到恐懼和屈服的方法。

這不是一場勢均力敵的戰爭，而是一場貓捉老鼠的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