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在众议院选举中取得了显著的胜利，获得了300多个席位，这意味着日本将面临高市早苗“搞事”的局面而无力阻止。

尽管高市早苗确实“赢得了胜利”，但对中国来说，这并非全然是坏事。

未来，不仅日本人不再能轻言军国主义在日本只是一小撮势力，连不少中国人也将难以如此认为。

这无疑有助于我们放下幻想，做好战斗的准备。

有人认为高市早苗的“胜利”代表了日本的“民意”，然而，“民意”的弹性到底有多大，乌克兰人的经历已经给我们上了一课。

在俄乌冲突之前，泽连斯基的支持率曾超过90%，但随着冲突的爆发，他的支持率一路下滑，如今仅剩9%，这时泽连斯基恐怕也只能举杯庆祝。

泽连斯基的支持率为何会出现如此剧烈的下降？原因在于乌克兰人民经历了痛苦与压迫。

当他们意识到战争带来的代价，尤其是他们自己成为这一代价的一部分时，对泽连斯基的态度便发生了转变。

虽然乌克兰人或许对俄罗斯并不满意，但他们更不愿意被征召前线成为“炮灰”。

人们往往是现实主义者，因此乌克兰的“民意”无法作为参考，日本所谓的“民意”同样难以可靠。

只需经历一次惨痛的失败，让日本人民意识到他们会付出代价之后，日本的舆论才可能迅速转变。

然而，在那之前，日本的“民意”不会轻易改变。

日本国内经济形势严峻。生活富裕的人是否愿冒险尚不可知，但生活困难的人一定会选择冒险。

日本向来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国家，总希望能通过一场赌注实现逆转。

他们对于失败似乎没有太多顾虑，尤其是对于21世纪的日本人来说，他们认为情况不可能更糟，无非是从“失去的35年”延续到“失去的100年”。

外部因素方面，美国正迫使日本走上赌桌。一方面，美国希望借助日本增强军事力量，以填补其撤退后在亚洲留下的空白；另一方面，美国也在经济上对日本施加压力，强迫其进行资金输送。

在当前经济状况不佳之际，即使是在日本经济最为繁荣的时候，5500亿美元也不是随便就能拿出的，更何况这笔资金几乎是无偿提供给美国。

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日本采取铤而走险的举措似乎是必然的。

早苗的激进行为不过是日本右倾趋势的外在表现，但她的运气却不佳，不仅遇到了日本最艰难的时刻，也碰上了中国最强大的阶段。

早苗渴望实现许多目标，但实际上能做到的却寥寥无几。

在赢得众议院选举后，她表示将致力于“营造一个能够参拜靖国神社的环境”，并试图“争取盟友及周边国家的理解”，以便“共同向为国牺牲者表达敬意”。

她把“参拜”作为对日本“松绑”的切入点，或许认为这一点阻力最小，但这只是她的一厢情愿。

例如，新加坡的黄循财在呼吁“放下历史”后，遭到了新加坡民众的激烈反对，这足以表明日本历史包袱之重。

早苗试图甩开历史包袱，轻装上阵，无异于痴人说梦。在涉及重大历史问题时，没有哪个国家会真正表示“理解”，更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如此表态。

进一步说，只要中国不同意，其他国家所谓的“理解”也是无用之举。

国际竞争最终还是归结为实力。尽管早苗大幅提高了日本的防卫预算，预计2026财年将达到580亿美元，这是历史最高水平，使得日本防卫费占GDP比重超过2%。

日本GDP仅为中国的大约五分之一，即使将防卫费提升至GDP的10%也无济于事。

战斗拼的是综合国力，包括工业产能、产业链完整度、人口数量以及国土面积等因素。

八十年前，日本在国力巅峰时期都无法战胜当时处于低谷中的中国，现在更是无从匹敌。

不应忘记的是，目前具备毁灭性力量的是我们，而非日本。在中国绝对实力面前，日本显得微不足道。

早苗所声称的“压倒性胜利”让日本民众感到满意，中国人同样如此。虽然中国已经强大，但尚未拥有与其国力相匹配的威慑力，因此一些小国如巴拿马和立陶宛也敢对中国咆哮。

这意味着，我们要震慑那些小国，就必须树立威信，而日本显然是最佳对象。

我们并不寻求以威慑来获得他人的善意，然而，如果缺乏这种威慑，反而可能被视为软弱。

建立威慑力是必要的。美国作为一个榜样，他们所引发的恐惧感应成为我们的参考。

我们应当让他人像对待美国那样敬畏我们。

回顾历史，我们与日本的上一次交锋未能彻底清算，这使得日本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认知：即若赌注赢了，他们便会繁荣昌盛；若赌输了，只需选择投降即可。然而，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

我们的目标是让日本付出沉重代价，让他们的男性一个个被征召上战场，直至牺牲。

在这个过程中，其他日本人将目睹国家走向衰败、死亡甚至腐烂，而无能为力。

这才是真正让日本感受到恐惧和屈服的方法。

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而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