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穿越美國廣袤土地、行程約1600公里的公路之旅後，有一個身影始終縈繞在我腦海——住在俄克拉荷馬城的特里尼蒂·古德曼，她是一個性格開朗、話匣子打開了就停不下來的女人，手臂上纏着一塊繃帶。
為什麼要纏繃帶？44歲的古德曼靠每周賣兩次血漿維持生計。她的支票賬戶里只有3.78美元；儲蓄賬戶里只有一美分——只是為了讓賬戶不被關掉；存錢罐里還有六枚一分硬幣。
“這就是我的全部家當，”她說，臉上帶着一絲自嘲的笑。
“勉強維生，”她又說，“真的很難，太慘了。”
她生活在一個許多人或許難以想象的美國。她說，五年來，為了免於流落街頭，她只能住在一個男人家裡——那人並非她的伴侶，不過是利用她的脆弱定期索要性關係。她說，一家名為“希望社區服務”的當地非營利機構雪中送炭，幫她申請到了低收入住房，每月只需支付50美元；否則，她將仍然不得不在違背意願的性關係和無家可歸之間做出選擇。
她靠每月298美元的食品券維持生計，但食品券不能用於購買衛生紙或女性衛生用品。所以她只能靠教堂開設的救濟站來獲取這些東西，這些救濟站是美國許多地方貧困人口賴以生存的生命線。
剪頭髮同樣是她負擔不起的奢侈。“我從來沒進過理髮店之類的地方，”她說，“從來沒有。對我來說太過奢侈。”
美國的許多行業欣欣向榮，許多美國人也過得很滋潤。但我的感覺是，許多人對於有多少人已被遠遠拋在身後渾然不覺。他們落後得如此之遠，以至於他們所生活的美國幾乎和我們其他人生活的美國不是同一個國家。而如今，特朗普總統削減食品券、醫療補助、兒童心理健康資金、預防懷孕項目和其他社會福利項目，再加上汽油和食品價格上漲，這份苦痛在全美各地愈發沉重。共和黨人還對救濟福利的申領設置了更為嚴格的工作要求；從理論上說，這種要求似乎合理，但實踐證明，這類要求實施起來成本高昂，而且最終往往只是把人們進一步推入貧困。
TAMARA REYNOLD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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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旅途中，我遇到了太多正在失去食品券和其他福利的人，他們越來越走投無路——他們對那些似乎對自己的困境漠不關心的精英階層感到憤怒，這完全可以理解。《華盛頓郵報》與益普索聯合開展的最新民調顯示，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認為食物和日常生活用品的價格已高得難以承受。
古德曼就是感受到這種壓力的其中一員，而且她似乎面臨失去食品券的風險——如果真的發生了，她不知道自己還能靠什麼生活下去。
我每年都會舉辦“贏得一次報道之旅”活動，這個項目已堅持了20年，每次我會帶一名大學生一同外出採訪，報道那些被忽視的議題。通常我們去海外，往往是非洲，但這一次，我們深入俄克拉荷馬、阿肯色和肯塔基，探訪貧困、成癮和人口販賣問題。
今年獲獎的學生是布魯內拉·蒂皮斯馬納，她在秘魯利馬的一個工薪階層社區長大，剛從耶魯大學畢業。這趟公路旅行中，我們反覆看到的一點是：美國的貧困並不只是缺錢的問題，它往往還具有代際延續性，會不斷自我複製。
就拿古德曼為例，她說自己在創傷中長大的，生活在一個經常濫用毒品、充滿毒性的家庭里。她告訴我們，她從六七歲起就遭到強姦和性虐待。她九歲那年，母親自殺身亡；之後她由其他親屬撫養長大。所有這些創傷都在她身上留下了印記：她說自己後來被臨床診斷為複雜性創傷後應激障礙，導致她無法工作。她申請過殘疾福利，並稱自己遭到拒絕，目前正在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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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古德曼，隨着特朗普下令的福利削減和工作要求在全國鋪開，她有什麼話想對特朗普說。
“你根本不知道你對那些掙扎求生的人做了什麼，”她說，“你銀行里有的是錢。你不知道掙扎是什麼感覺。來過一天我的生活。你根本撐不下去。”
在阿肯色州派恩布拉夫——一個以黑人為主、經濟凋敝、犯罪猖獗、人口流失的城市，我走訪了31歲的拉托亞·福斯特的家。她是一個獨自撫養六個孩子的單親母親，如今已失去食品券，房租也因此拖欠。
福斯特在快餐連鎖塔可鍾擔任值班經理，時薪13.40美元。她過去每月依靠1172美元的食品券生活——但5月這些福利突然停止，原因似乎是有關部門懷疑她的兩個孩子在其他州領取了不應領取的福利。她否認這一點，並說系統裡可能出了什麼差錯。
根據預算與政策優先中心的數據，在特朗普過去一年的打擊行動下，全美約有150萬名兒童失去了食品券。該中心指出——並且我的《紐約時報》同事傑森·德帕爾萊的出色報道也強調，各州在削減成本和降低錯誤率方面的壓力可能導致不當拒絕福利。此外，自今年年初以來，在共和黨削減保險補貼後，約有300萬美國人失去了奧巴馬醫改的健康保險。
失去食品券後，福斯特開始拖欠房租——她住在一個犯罪高發社區，三居室房子每月650美元——而且在欠款之外，每天還要增加25美元的滯納金。
“我每天都在跌到谷底，”她告訴我，“我越努力工作，日子越艱難。”
說着，她就情緒崩潰，泣不成聲。
推動削減美國困難人群福利的部分動因是壓縮聯邦開支，但這跟伊朗戰爭的巨額支出、對私人飛機的補貼以及給最富有人群的減稅放在一起，實在難以自圓其說。還有一個原因，是人們覺得那些“不值得幫助的窮人”在鑽系統的空子。但我認為，我們把窮人（而非富人）能夠鑽空子得手的程度誇大了。根據ProPublica的數據，截至2019年，美國稅務審計比例最高的地方不是億萬富翁的天堂，而是密西西比州漢弗萊斯縣——那裡黑人占多數，當時家庭收入中位數約為2.6萬美元。
無論如何，最有可能陷入貧困的年齡段（而且遠遠高於其他年齡段）是兒童，尤其是兩歲及以下的兒童。他們無論如何都不應被扣上欺詐、懶惰或個人不負責任的帽子。是的，許多人最終會做出糟糕的人生選擇，但往往是我們先辜負了他們，而不是他們先辜負了我們。
特朗普最初曾提議取消“啟蒙計劃”，這是一個得到兩黨支持、專門幫助貧困弱勢兒童的聯邦項目。他後來放棄了這一想法，但國會調查人員發現，特朗普政府曾非法扣留該項目120億美元的資金長達數月，給項目帶來巨大困難。
然而，雖然我們很容易把矛頭指向特朗普和共和黨削減醫療補助、食品券和其他福利，但似乎不僅特朗普政府對那些被甩在後面的美國人視而不見。
民主黨人經常高談闊論，稱住房是一項人權，但目前無家可歸者中露宿街頭比例最高的三個州恰恰都是民主黨占優勢的州：加利福尼亞州、俄勒岡州和夏威夷州。自由派人士抗議特朗普廢除教育部的計劃是有道理的，但恰恰是少數紅州——尤其是阿拉巴馬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取得了驚人的進步，如今或許代表着美國教育最大的希望所在。
密西西比州的黑人四年級學生閱讀達標率現在是加利福尼亞州同年級黑人學生的2.5倍。民主黨人完全有權利批評特朗普，但他們也應該照照鏡子，看看自己在幫助落後人群方面的失敗。
面對結構性問題，我們往往視而不見。加利福尼亞州帕洛阿爾托住着許多善意滿滿的自由派人士——2024年有五分之四的選民支持卡瑪拉·哈里斯而不是唐納德·特朗普——這裡的優秀公立學校向所有膚色、所有階層的孩子開放……但前提是他們的家庭負擔得起360萬美元的平均房價。
許多美國工薪階層感覺遭到背叛，這是可以理解的。在我看來，各黨派的政治人物對美國人被拋在後面都顯得太過麻木不仁，儘管自2000年以來，已有130萬美國人死於藥物過量。這大致相當於美國歷史上所有戰爭中陣亡的美軍人數。
這種麻木不仁的原因之一是，這些問題往往是隱形的，至少在其複雜性方面是如此。美國人可能看到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在注射毒品，但他們看不到那條始於寄養系統的絕望軌跡——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寄養系統堪稱一個政府主導的虐待兒童體系。
考特尼·威廉姆斯和孩子在家中。TAMARA REYNOLD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31歲的考特尼·威廉姆斯曾保受那個破碎的寄養系統之苦。我在俄克拉荷馬城遇到了她，她正在照顧一個新生的嬰兒，希望自己每月298美元的食品券不會被取消。
我們納稅人曾經三次為威廉姆斯的入獄埋單——但我們從未給予她所需的保護和機會，尤其是在她年幼、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如果我們不在前端投資，最終只能在後端付出代價。
威廉姆斯最早的記憶之一就是男人對她實施性侵，那時她可能只有三四歲。她說，她的母親是吸毒的妓女，六歲那年她親眼目睹妹妹被殺，隨後她被送進寄養家庭。
從那以後，她在七個州的寄養家庭間輾轉，全部家當裝在一個垃圾袋裡。她說，她11歲那年的寄養家庭在冰箱、冰櫃和食品柜上都上了掛鎖，讓她和其他寄養兒童挨餓。
威廉姆斯12歲第一次嘗試冰毒，14歲時懷上了一個20多歲男子的孩子——她後來才知道那人是有前科的性犯罪者。她把孩子送人收養，10年級時輟學了。
她說，並非每個寄養家庭都虐待她或是為了錢才收留她。她記得有一個家庭非常好，還想收養她。但威廉姆斯當時已對人間的善意充滿懷疑，而且極度缺乏自信，她要求換一個寄養家庭。
17歲那年，她的寄養母親不再收到為她發放的補助支票，她不清楚原因，也許是系統出了差錯。於是她被趕了出去。之後，威廉姆斯有近十年基本無家可歸，與毒品作鬥爭，在唐恩都樂店的洗手間洗漱，時不時被關進監獄。最終，一個不吸毒的新男友（她現在的丈夫）幫她重建了生活。她說自去年9月發現自己懷孕以來就再也沒碰過毒品。
保守派經常強調“個人責任”的重要性，這有一定道理。自毀行為確實存在。學者們指出，在遵循“成功序列”（完成高中學業、找到全職工作、在婚後才生育）的千禧一代中，97%的人在29歲前擺脫了貧困。
然而，如果要討論個人責任的缺失，我們也必須探討集體責任的缺失，探討我們如何將一些孩子視為棄兒——或者我們現在如何從150萬名兒童手中奪走食品券。
在派恩布拉夫，我與幾位年長的黑人居民交談，他們表示，在某些方面，吉姆·克勞時代的生活反而更好。當然，黑人現在可以投票了，有些人也過得很好。
TAMARA REYNOLD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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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老人感嘆，黑人群體的生活質量並沒有像他們想象的那樣得到改善。物價飛漲，犯罪肆虐，肥胖普遍，糖尿病和高血壓等疾病也十分普遍，這嚴重損害了人們的健康。該縣的人均預期壽命比伊朗和孟加拉國還短。學校實際上仍然存在種族隔離，教育水平落後；派恩布拉夫學區被州政府評為F級。
“那時候的民權狀況可能反而更好，”76歲的芭芭拉·奧利森抱怨道。我不確定她是否真的認為完全沒有進步，但她說得對，在派恩布拉夫這樣的地方，黑人兒童在2026年仍然難以找到機會。
“那時候你擁有的東西已經足夠讓你活下去了，”她對我說。“而現在糟透了。”
少數沒有徹底令派恩布拉夫這類地方失望的機構之一是美國軍隊。它提供了向上和向外發展的途徑，同時提供技能培訓、紀律和尊重。但這裡的一些人注意到國防部長皮特·海格塞斯趕走黑人高級軍官，於是不再把軍隊視為有色人種的機會之路。
“軍隊不行了，”退役陸軍老兵格萊頓·約翰遜說，他提到海格塞斯對軍隊聲譽的影響。“不，我們不會去那裡。”
此行我最想見的人之一是伊曼紐爾·拉斯特。十年前我在派恩布拉夫認識他時，他是個可愛聰明的13歲男孩——正面臨加入幫派的風險。你能感覺到他可能走向兩種方向：也許他會茁壯成長，進入大學，也許他會屈服於那個犯罪猖獗社區的引力。伊曼紐爾的臥室堪稱功能失調的美國的寫照：裡面有三台電視，但我到達那天，因為欠費，電力本應被切斷（他媽媽養了一隻比特犬，阻止電力公司的人靠近完成斷電）。
拉斯特如今怎麼樣了？原來他沒能完成高中學業，有過數次法律糾紛，現在因持有被改裝成自動武器的手槍而面臨聯邦槍支指控，本月將接受審判。監獄不允許探視，但我通過電話與他交談。我問他哪裡出了問題，他說：“我和壞人混在一起了。”我去拜訪他母親時，她也說了同樣的話。
奧特姆·霍爾曼TAMARA REYNOLD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拉斯特告訴我，他和前女友有兩個四歲和六歲的男孩。於是我找到了他們，還有他們的母親奧特姆·霍爾曼。霍爾曼和兒子們被趕出住所，無家可歸，暫時擠在表親擁擠的公寓裡借宿，正在拼命尋找住處。
霍爾曼在一家養老院的廚房工作，但她的車壞了，所以每天通勤都成了難題。她正在申請食品券，原以為7月就能開始領取，但一直沒有收到。
她說自己深愛着高中時的戀人拉斯特——但他們發生了爭執，因為他是個不負責任的父親。“他生氣是因為我不得不向他要錢養孩子，”她說，她還說，她只是想讓他支付一些小開銷，比如孩子們的理髮費。
“他心裡清楚，我會緊盯着他，就好像我是他媽媽，”她還說，“還有誰會去做這些事？‘你有孩子，’我告訴他，‘他們不是我一個人生的。’”
拉斯特的兒子們都是充滿潛力的可愛孩子，但他們現在正像拉斯特當年一樣，在沒有父親陪伴的情況下長大。走訪那個擁擠的家，我不斷回想起，10年前的伊曼紐爾同樣是個可愛的孩子，想到派恩布拉夫的黑人男孩們要面對的人生障礙，我不禁會想，他的孩子們是否正在重蹈他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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