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二十二周年刚过，又在网络上看到方励之自我卖乖的文字。任何对于懦夫方励之的要求，都是一种无聊的而过分的妄想，导致天安门大屠杀事件的野火是方励之烧起来的，但是他把野火烧起来后，却吓得全身哆嗦，钻进美国大使馆逃命。

  方励之把中国年轻人煽动到天安门广场抗议后，自己却跑到乡间去避祸。1989年6月5日，中国共产党残暴地血洗天安门后，方励之在惊吓之余，在林培瑞(Perry
Link)的陪同下，走进美国驻华大使馆，“想在那里暂住几天，以渡过动荡不定的时局。”

  在美国大使馆里，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政治参赞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并不敢碰这只烫手的山芋，敷衍了两个小时，在直接向他表明美国大使馆不欢迎他们一家人进来避难后，端茶送客，方励之和李淑娴大失所望，只好到建国饭店开房暂住。

  薄瑞光在方励之夫妇离开后，立即紧急向美国国务院汇报情况，现任欧巴马总统国家安全部亚洲司主任杰弗里•巴德(Jeffrey Bader)，当时是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读完薄瑞光的汇报后，勃然大怒，气得连保密电话都没用，就用普通长途电话给北京的薄瑞光打电话，劈头就用脏话骂道：“你他妈的在干了些什么鸟事(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薄瑞光被自己老板的这句脏话骂醒了，也摸到了美国政府的心意了，于是立即采取补救行动，亲自在三更半夜开著防弹汽车，带著美国驻华武官和科技参赞，摸黑前往到建国饭店，以美国老布什总统的名义，邀请方励之全家暂时到大使馆避难，“住多久都可以”，薄瑞光的态度前倨后恭，几个小时内变了两次脸，也够可怜与狼狈的了，方励之虽然靠著美国的保护而捡回了一条老命，但所谓的方励之精神，也随之死亡。

  方励之到了美国之后，则更不像话了，方励之当时就已经成为了海外华人知识分子茶余饭后的笑谈，现在还有谁有兴趣再去提起他呢？笔者经常地想，假如方励之在八九民运时，不是躲到美国大使馆去保命，而是站在天安门广场与学生们共进共退共存共亡的话，现在的中国，又将会是一幅什么样子的局面呢？古语有云，死有轻于鸿毛，亦可重于泰山，信之乎哉？

  方励之在早期的将民主自由信息传播予中国年轻人，是应该得到肯定的，然而他那些肤浅、幼稚而错误的民主理论观念，也误导了中国年轻一代人的思维方式，比如方励之于1989年1月6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不伦不类的信，要求他特赦魏京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从方励之给邓小平的信中，可以看出在中国，连方励之这种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靠唱自由和民主等空洞口号高调来沽名钓誉的人，其对司法独立和对民主自由的理论，竟然混淆和幼稚得使人惊讶，竟然连基本的法治与人治的观念都弄不清，竟然将拳头大小和长官命令当成了法律来膜拜，竟然荒唐地也只认暴力只认拳头而不认法律，或者不知法律，其余者可想而知了。

  或许方励之明知在中国那种司法不独立，和唯权是问而无法无天的政治体系下写信给具有特赦权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毫无用处，但是写信给邓小平的行为是向中国年轻人传递了一个认权不认法的错误观念，这无疑是在鼓吹中国年轻人去藐视法律，与向暴政低头认命，无论方励之知而为之或不知而为之，都是错误的行为，这除了相对地显示出中国人民对民主理论的严重缺乏和盼望之外，笔者看不出还有什么意义。

  《荒唐透顶的方励之致邓小平书函事件》写于1989年八九民运前夕，八九民运的事实证明了魏京生对邓小平的远见和判断是丝毫不差的，邓小平不但是下令屠杀学生的原凶，更是中国军事独裁遗毒的继承和执行人。

  这么多年了，方励之先生不要说是有什么民主理论的成绩单交出来了，除了几篇怀念自己如何勇敢地钻进美国人的裤裆文字外，他甚至于连一点儿有份量的民主理论著作都拿不出来，对于这些形同销声匿迹的过气人物，除了使人摇头叹息外，还有什么好期望的呢？

  世人无权要求方励之必须去当烈士，但是有权请他不要为中国的年轻人胡乱指路，尤其是指向一条朝著死胡同前进的错误之路。

  笔者在1989年5月4日写了一篇批评方励之思想混沌的文章《荒唐透顶的方励之致邓小平书函事件》，还来不及发表，就爆发了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事件，笔者不愿意在那种情况下再发表打击方励之的文章，就搁置了起来，二十二年后再重读此旧文，对照方励之的过去和现在的言行，依然觉得有著时代性的意义，发布在博客上，算是对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事件的纪念。

2011年6月8日 写於 美国华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