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事件二十二周年剛過，又在網絡上看到方勵之自我賣乖的文字。任何對於懦夫方勵之的要求，都是一種無聊的而過分的妄想，導致天安門大屠殺事件的野火是方勵之燒起來的，但是他把野火燒起來後，卻嚇得全身哆嗦，鑽進美國大使館逃命。

  方勵之把中國年輕人煽動到天安門廣場抗議後，自己卻跑到鄉間去避禍。1989年6月5日，中國共產黨殘暴地血洗天安門後，方勵之在驚嚇之餘，在林培瑞(Perry
Link)的陪同下，走進美國駐華大使館，“想在那裡暫住幾天，以渡過動盪不定的時局。”

  在美國大使館裡，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政治參贊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並不敢碰這隻燙手的山芋，敷衍了兩個小時，在直接向他表明美國大使館不歡迎他們一家人進來避難後，端茶送客，方勵之和李淑嫻大失所望，只好到建國飯店開房暫住。

  薄瑞光在方勵之夫婦離開後，立即緊急向美國國務院匯報情況，現任歐巴馬總統國家安全部亞洲司主任傑弗里•巴德(Jeffrey Bader)，當時是美國國務院中國科科長，讀完薄瑞光的匯報後，勃然大怒，氣得連保密電話都沒用，就用普通長途電話給北京的薄瑞光打電話，劈頭就用髒話罵道：“你他媽的在幹了些什麼鳥事(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薄瑞光被自己老闆的這句髒話罵醒了，也摸到了美國政府的心意了，於是立即採取補救行動，親自在三更半夜開著防彈汽車，帶著美國駐華武官和科技參贊，摸黑前往到建國飯店，以美國老布什總統的名義，邀請方勵之全家暫時到大使館避難，“住多久都可以”，薄瑞光的態度前倨後恭，幾個小時內變了兩次臉，也夠可憐與狼狽的了，方勵之雖然靠著美國的保護而撿回了一條老命，但所謂的方勵之精神，也隨之死亡。

  方勵之到了美國之後，則更不像話了，方勵之當時就已經成為了海外華人知識分子茶餘飯後的笑談，現在還有誰有興趣再去提起他呢？筆者經常地想，假如方勵之在八九民運時，不是躲到美國大使館去保命，而是站在天安門廣場與學生們共進共退共存共亡的話，現在的中國，又將會是一幅什麼樣子的局面呢？古語有云，死有輕於鴻毛，亦可重於泰山，信之乎哉？

  方勵之在早期的將民主自由信息傳播予中國年輕人，是應該得到肯定的，然而他那些膚淺、幼稚而錯誤的民主理論觀念，也誤導了中國年輕一代人的思維方式，比如方勵之於1989年1月6日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不倫不類的信，要求他特赦魏京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從方勵之給鄧小平的信中，可以看出在中國，連方勵之這種所謂的高級知識分子，靠唱自由和民主等空洞口號高調來沽名釣譽的人，其對司法獨立和對民主自由的理論，竟然混淆和幼稚得使人驚訝，竟然連基本的法治與人治的觀念都弄不清，竟然將拳頭大小和長官命令當成了法律來膜拜，竟然荒唐地也只認暴力只認拳頭而不認法律，或者不知法律，其餘者可想而知了。

  或許方勵之明知在中國那種司法不獨立，和唯權是問而無法無天的政治體系下寫信給具有特赦權力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毫無用處，但是寫信給鄧小平的行為是向中國年輕人傳遞了一個認權不認法的錯誤觀念，這無疑是在鼓吹中國年輕人去藐視法律，與向暴政低頭認命，無論方勵之知而為之或不知而為之，都是錯誤的行為，這除了相對地顯示出中國人民對民主理論的嚴重缺乏和盼望之外，筆者看不出還有什麼意義。

  《荒唐透頂的方勵之致鄧小平書函事件》寫於1989年八九民運前夕，八九民運的事實證明了魏京生對鄧小平的遠見和判斷是絲毫不差的，鄧小平不但是下令屠殺學生的原凶，更是中國軍事獨裁遺毒的繼承和執行人。

  這麼多年了，方勵之先生不要說是有什麼民主理論的成績單交出來了，除了幾篇懷念自己如何勇敢地鑽進美國人的褲襠文字外，他甚至於連一點兒有份量的民主理論著作都拿不出來，對於這些形同銷聲匿跡的過氣人物，除了使人搖頭嘆息外，還有什麼好期望的呢？

  世人無權要求方勵之必須去當烈士，但是有權請他不要為中國的年輕人胡亂指路，尤其是指向一條朝著死胡同前進的錯誤之路。

  筆者在1989年5月4日寫了一篇批評方勵之思想混沌的文章《荒唐透頂的方勵之致鄧小平書函事件》，還來不及發表，就爆發了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事件，筆者不願意在那種情況下再發表打擊方勵之的文章，就擱置了起來，二十二年後再重讀此舊文，對照方勵之的過去和現在的言行，依然覺得有著時代性的意義，發布在博客上，算是對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事件的紀念。

2011年6月8日 寫於 美國華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