劃時代的「戰後鋼琴」

                   ――談布魯克斯的兩首十四行詩

                                                                                                         傅正明

我們所處的「當代」，是以一個象徵性的地名――奧斯維辛為分野的。與之相應的當代文學藝術，由於阿多諾的「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這句警語，可以稱為後奧斯維辛寫作。

阿多諾以片面的深刻性，提出了反猶大屠殺過後人類能否守住道德底線的問題。這句話仍然使許多人感到困惑，是因為它只是一個「二律背反」中的一個命題。事實上，阿多諾在戰後出版《起碼道德》之後不久，就在《文化批評和社會》一文中重新肯定了繼續寫詩的可能性：「就像受刑者不得不連連呼叫一樣，四季不斷的受難擁有同樣的決堤般的表達的權利。……因此，在奧斯維辛之後不能寫詩的說法也許是錯誤的。」

美國黑人女詩人格溫多林. 布魯克斯（Gwendolyn Brooks，1917-2000）深諳這種二律背反。在其詩作《在彎彎天空的各個角落》中，詩人寫道：「我們的地球是圓的，其豐富意涵之一是：/ 你我可以有完全不同的/ 觀點，而兩者都是正確的。」詩人因此避免了邏輯上的全稱判斷可能帶有的武斷性，或以偏概全的片面性。早在二戰剛結束後的1945年，布魯克斯就寫作了十四行詩《戰後鋼琴》和《良師》姊妹篇。在我看來，詩人在詩中深入思考了戰後寫作問題，以生動的藝術形象表達了與阿多諾類似的觀點，甚至可以說，她開了阿多諾的先聲。

兩首姊妹篇出自詩人1945年出版的處女作詩集《布龍斯維爾的一條街》（A Street in Bronzeville）。布龍斯維爾指芝加哥南端，是當時詩人所在的黑人比較集中的住宅區。詩人也許像關注黑人散居問題一樣，關注猶太人在反猶大屠殺後的受難和散居問題。

《戰後鋼琴》和《良師》的主人公「我」是二戰中盟軍的一位戰士，他想像自己倖存後在一個良宵聆聽一位女鋼琴師彈奏小夜曲的情形：在一串銀鈴聲中，琴鍵仿佛在祈求神恩。「美聲可餐，/ 昔日的餓鬼將破棺而出，吞食並感謝。」沉浸在回憶中的這個戰士，突然從琴聲中聽到了陣亡者死難者的哭號。「然後，我解凍的眼睛將再度結冰，/ 石頭將硬化我臉上的柔和。」在這裏，詩人涉及藝術與宗教的關係：藝術的力量在某種意義上不亞於宗教的感化，甚至可以像耶穌一樣創造起死回生的奇跡。續寫的《良師》，緊接《戰後鋼琴》的詩意，全詩如下：

因為我是他們群體中正義的一員，

我最佳的忠斋I給那些死難者。

我立誓要讓死難者活在我心中，

任何時候都不能洋洋自得。

在春天的花卉中夏日的樹蔭下，

在寒秋的溪水邊嚴冬的森林裏

――在我生命的日日夜夜，我將始終

以縈繞心頭的鬼魂為良師。

聆聽那悲哀的哭號，遙遠的絮語，

我不再做瑣屑之事。遠離筵席，

甚至離開舞會――因為她難於駕馭，

她可能像她佩戴的花朵一樣馥鬱，

獻上殷勤的鞠躬並製造模糊的藉口，

然後把我午夜守靈的長明燈掐熄。

無論是阿多諾所說的「詩」還是布魯克斯的「鋼琴」，均可泛指各類文學和藝術。在這裏，女鋼琴師胸前佩戴的花朵，原本是藝術美的象徵。但是，戰後忘乎所以的狂歡的藝術，有可能媚悅庸眾甚至媚悅權勢者，像一隻野蠻的黑手一樣掐熄為死難者守靈的長明燈。布魯克斯由此把握到戰後鋼琴的雙重特徵：它既可能是一種美的祈祷，也可能以浮華迷亂我們，讓我們忘卻歷史，因此，她對戰後鋼琴持有矛盾態度。

奧斯維辛永遠銘記著法西斯的野蠻，古拉格則象徵著另一種極權主義即蛻變的共產主義的野蠻。1989年全球民主潮流導致的蘇聯解體、東歐巨變和中國悲劇，同樣具有內涵不同的劃時代的意義。如果說，西方世界已經結束「冷戰」步入後極權時代――或稱後奧斯維辛和後古拉格時期，那麼，東方專制國家仍然處在強弩之末的極權時代或古拉格時代，仍然處在統治者必然要尋找敵人打壓異議的隱形戰爭時期。因此，布魯克斯關於戰後鋼琴的思考，阿多諾關於後奧斯維辛寫作的思考，或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的書寫，對於中國人來說，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布魯克斯的父親是民歌手，母親是鋼琴師。從小耳濡目染，她不到十歲就開始寫詩。但她在創作道路上走過「玩弄詞語」的彎路。《戰後鋼琴》和《良師》是她的詩藝臻於成熟的標誌，表明她擺脫了花哨的詩風，走向藝術道德的領域。但她並不把她所寫的任何作品稱為「政治的」。因為，她認為「政治」一詞被濫用了，人們誤以為政治詩是共產黨人的專利。實際上，用一個悖論來說，我們在布魯克斯的詩歌中可以發現另一種「非政治的政治」。例如，在稍後的《先戰鬥，後拉琴》一詩中，愛好和平的布魯克斯肯定了反法西斯戰爭的正義性和必要性，鼓勵年輕人「首先武裝起來」，暫時「做音樂的聾子美色的瞎子」，不要在羅馬燃燒時拉小提琴，因為，只有贏得戰爭，才能真正擁有藝術創造的空間。

後來，布魯克斯於1950年成為第一位榮獲普利策文學獎的黑人詩人，並且於1968年成為美國伊利諾斯州的桂冠詩人。但是，仰望神的布魯克斯表示：「我始終把自己看作一個記者。」由此可見布魯克斯的終極關懷和當下關懷。

每年一度的「布魯克斯研討會」在芝加哥州立大學開了二十年。布魯克斯本人逝世十周年了。她偉大的詩魂，值得我們引以為德才兼備的「良師」。

《聯合報》2010/11/20